走进上海创客中心 足记们的“房东”不好当

28.03.2015  12:09

  图片说明:在创客中心,外墙上的各种创意涂鸦彰显了年轻人固有的灵感。 /晨报记者 肖允

  ●创客中心这样说:空间是一个载体,当这个空间聚集的都是聪明人时,如何为这部分人提供服务,打通渠道,这是联合创业办公社要做的事情。

  ●创客中心这样做:只做平台,不投资任何团队。因为一旦投资了,就有利害关系,为创业者服务就会做得不够纯粹。

  昨天上午10点多,位于静安区愚园东路28号的上海创客中心,进入活跃状态,足记的团队全部在它那十几平方米的玻璃房间中安静地工作;足记的左邻右舍和朋友们也都进入快节奏的状态。创客中心里有很多涂鸦,让整个空间非常活泼。

  上海创客中心的“大管家”、联合创业办公社的联合创始人郑健灵,创业者们都叫他“社长”或直呼其英文名Bob,一大早来到创客中心,他要接待一波又一波的人,包括媒体、合作方等。在他办公室区域的黑板上,有一个创业团队写下这样一行字:“我们爱你Bob。

   从老洋房到中国第一家空间服务商

  1982年出生的郑健灵,不能免俗的是个“海归”。在加拿大呆过8年,2008年和小伙伴们回到他出生的地方——上海,开始了创业生涯。“最初做的是一个互联网留学平台项目,当时在静安区华山路租了一个小洋房,面积不大,100多平方米,进行了精心装修。2010年因为创业的小伙伴移民加拿大,那个创业项目就以几百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留学机构。”这是郑健灵收获的第一桶金,华山路的小洋房暂时空出来了。

  本来是想休息一段时间。在这个装修别致的洋房里,郑健灵常常会组织一些Party,朋友们想着利用这个洋房玩点新花样,有人说做寿司,有人说开咖啡馆,大家相处得不错,常常晚上一起吃火锅,每周四会办一个电影夜。

  这样的状态维持了2年时间。期间,在这个100多平方米的洋房里,有一个创业团队uptake,2011年卖给了美国团购鼻祖Groupon,创业团队套现走了;还有一个创业公司Gitcafé,最初只有2个人,也是在洋房里一步步发展,现在已拿到A轮融资,因为团队需要更大的空间,也搬走了。“因为地方不够,迫使创业团队离开,这其实是件很遗憾的事情。

  郑健灵说,2012年他面临选择,要么再做一个互联网公司创业,要么将华山路洋房的模式继续下去。郑健灵更中意后者,于是开始寻觅新的空间,正式的第一家空间选择在昌平路990号,就是现在的“延平智阁”,面积500平方米。这里原本是个破仓库,郑健灵自己出钱出创意装修,改造成阁楼的形式。“这个阁楼里有一个拳击袋,因为当时有一个创业公司的创始人自己是练跆拳道的,希望有一些体育器材。”联合创业办公社的雏形就这样诞生了。这是中国第一个为创业者提供空间、服务和资源共享平台的公司。

  目前,包括上海创客中心,联合创业办公社在全国已有11个空间,其中北京3个,上海8个。愚园东路上的“上海创客中心”是其在上海的第七个空间,总面积1500平方米,去年8月装修完成,之后足记等创业团队陆续入驻。而第九个空间也很快将面世,在张江,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

  目前,包括上海创客中心,联合创业办公社在全国已有11个空间,其中北京3个,上海8个。

   不仅是“房东”,更是平台搭建者

  对上海创客中心里的各路创业者而言,联合创业办公社是一个“房东”,每个月要支付房东几千或上万元的租金;但对郑健灵来说,其角色却不仅仅是“房东”。

  国外其实很早就有空间服务的模式,在硅谷可能走几步就有一个,这主要是因为纽约或硅谷的租金很贵,创业或创意人群无法承担高昂的房租成本,因而才演化出空间服务的模式。

  郑健灵说,空间是一个载体,当这个空间聚集的都是聪明人的时候,如何为这部分人提供服务,打通渠道,这是联合创业办公社要做的事情。“比如引入人事社保,如果一家公司只有三四个人,请人事的费用会比较高。联合创业办公社引入外服公司,帮创业团队员工交社保发工资,通常一家企业人均成本200元,但我们集中采购,可以用人均50元的价格拿下来。

  “初创的团队,都是小鸡,没有什么肉,需要先给营养,让他们一步步长大。”郑健灵说,创业公司都是九死一生的,有的创业公司可能会做不下去,可能会离开,也可能被打散到空间中的其他创业团队中去。空间是一个小微创业企业的入口,通过各种服务的输入,让创业的成本更低。比如云计算服务,联合创业办公社基本要求云计算服务的公司免费提供基本体验版,等创业企业长大了,需要更多的云计算服务时再付费。

  上海创客中心众筹平台Pozible的营销负责人邱恺琦说,他很喜欢这里每周四的“LUNCH&LEARN”小伙伴分享会。周末去哪儿团队成员之一庄憬,去年9月从北京来到上海创客中心,她说,刚来到这里就爱上了这里的环境和氛围,类似美国硅谷的风格,去年圣诞节这里有大型活动,大家会把照片发到300多人的微信群,在微信群里也能向各创业团队的老大要资源,“比如周末去哪儿APP,需要某个型号的安卓手机做APP测试,直接在群里吼一声就行了。

  郑健灵说,现在很多空间服务,都会投资一些创业团队,“我们这边有一个死规定:只做平台,不投资任何团队。因为一旦投资了,就有利害关系,为创业者服务就会做得不够纯粹。

   创业者,需要政府和政策支持

  和创业团队接触了很多,在郑健灵看来,创业团队,并不是大家看到的那么光鲜亮丽,如何让“大众创业”的风刮得更久?创业者的痛点在哪里?有些问题可以通过上海创客中心这样的民营机构解决,但有些则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

  郑健灵说,“比如融资问题,不少创业公司是VIE(协议控制结构),融资拿的是美元,但这些境外资金通常无法顺畅入境。看上去,一家创业企业融了不少钱,但其实都是账面上的,手头紧张的问题还是没解决,如果是在企业发展的关键点面临这样尴尬,很可能事关企业生死。

  对于类似的融资话题,今年“两会”期间,小米科技的创始人雷军曾提过一个关于修订《公司法》的议案,这其中包括工商注册的问题,还包括人力资本和清算问题,当时雷军举的例子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伙子要做一家公司,他有非常好的想法,我愿意拿一百万人民币,只占10%,他占90%,如果不做任何变通,按今天的《公司法》,这个公司是注册不了的……因为我们的《公司法》里面没有针对人力资本的一个具体估价。”这对创业者而言,也是一个能否激发积极性的问题。

  郑健灵还提到一个例子,是关于企业宽带成本的,一个创业企业如果购买百兆带宽,每个月成本要几万元,这对初创企业而言是不小的一笔开支。如果这部分成本能够降低,创客中心的创业者们也许可以活得更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