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整版]上海交大刘士林：海派文化建设仍在路上[图]

位于现徐家汇公园内的百代小红楼曾建有上海第一座录音棚均资料图片 

上海近现代文化中既有易于在现代世界中积累物质财富的西方实用主义，又有易于组织纷乱的移民形成城市社会生态的北方实践理性，还有利于解脱都市的压抑和现代文明异化的江南诗性文化，这是上海不仅在城市规模与功能上迅速超越中国北方传统都城、明清时代江南都会，甚至也不逊色于西方大都市的重要原因o    

上海从一开始就拥有丰富的城市要素，特别是很早就开始的国际商业贸易，是推动上海版图变化、建制升级与地位上升的主要力量。在文化视野有限、交通相对不便的古代世界，地缘上距离最近的江南文化和作为中国主流话语的中原文化，成为上海文化生产的重要学习对象与上海城市发展的主要文化资源。上海文化从一开始就善于借助其他区域文化的资源与先进要素，通过精明的交流、交换、改良与合理配置来弥补自身的先天不足，这不仅表现在上海地区与江南、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上，也体现为开埠后对西方文化的向往与追逐。    

然而，由于过于实用和急功近利，近代以来的上海很难对西方人文理性产生深刻的认同，追新求异，浅尝辄止是海派学术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弊端，而上海都市文化在后来发展中的所有问题，可以说都与此直接相关。海派文化建设是一件未竟之业。    

上海的“新感性”与“新理性”  

斯宾格勒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上海就是一个生动的证明。    

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上海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中国文化中心，并形成以海派文化为标志的现代中国都市文化形态，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上海城市在19至20世纪以来的巨大发展。在描述中国城市文明时，人们有一种说法是，“两千年看西安，一千年看北京，一百年看上海”。尽管这在一些细节上可能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在中国都市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演进中，上海具有的延续性、前卫性、典范性与代表性，明显是中国其他最早一批通商口岸如广州、厦门、福州等无法比拟的。    

从主体条件上看，新移民在城市环境中的变化也与此有很大的关系。城市环境是一个不同于乡村的地方，可以为个体提供更多的机会与发展空间，以及多样性生活方式与自由选择的可能。另一方面，城市已有的各种资源通过集聚与组合，也挥发出更强大的能量与力量，如恩格斯在谈到1840年代的伦敦时曾指出:“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个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这是原本名不见经传的上海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异军突起、超越了中国甚至亚洲其他传统大都市的根源。对于上海而言，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海派文化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其他城市也不是城市不够大或人口不够多，而是它们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完全乱了阵脚，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由于传统文化的负担过重，特别是在回应西方文明的挑战中缺乏手段与勇气，因而极大地影响了经济与文化资源的集聚与扩张，使它们在城市的现代性竞争中最终败下阵来。与之相比，上海都市文化尽管紊乱，内部仍有很多问题与矛盾，但毕竟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海派文化模式，培育了现代中国都市人的“新感性”与“新理性”，同时也锻炼出一拨新时代的弄潮儿，使上海成为中国最现代化的人生大舞台。    

这其中的偶然性与变数都是很多的，而其深层的机制与相互默契在某种意义上只能说是出于造化之力，是种种特殊机缘与历史的普遍性有机结合的结果。上海都市文化的这个深层结构，便在于其既有易于在现代世界中积累物质财富的西方实用主义，又有易于组织纷乱的移民形成城市社会生态的北方实践理性，还有利于解脱都市的压抑和现代文明异化的江南诗性文化。    

从“新感性”的角度看，海派文化的主要问题是过于细腻、琐碎甚至是肤浅。从根源上讲，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转型中的普遍问题，又是海派文化深受江南诗性文化影响的结果。    

正如李泽厚指出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缺乏西方哲学的深刻与悲剧经验一样，海派文化有很多的超越，但在这一点上也有很大的局限。以鸳鸯蝴蝶派文学为例，其本质上是传统江南俗文学与现代西方大众文化的结合，主要表现的仍是乐感文化或喜剧文化，而很难看到西方现代派文学中那种揭示现实异化、否定工具理性的深沉思考和悲剧体验。由此可知，尽管在开埠以后上海成为西方文化的桥梁，但由于中国传统和江南传统的双重影响，在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吸收西方现代文化中深沉的悲剧智慧与感性力量，因而，这种“新感性”就很容易沦为欲望和商业的机器。    

从“新理性”的角度看，上海是中国现代理性的大本营。尽管近代世界文化名人到上海的很多，但在具体的接受上也是有问题的。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侧重于“西洋之技”，对西方人文理性有所忽略，“重理工轻艺文”，从而使中国的人文理性丧失了发展的良好环境。二是在人文理性上，对西学一直停留在好奇、猎奇和新鲜的肤浅层面上，对西方人文理性中深沉的悲剧性智慧缺乏会心。这也影响到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研究———海派“新理性”是中国传统实践理性现代转型的一面镜子，它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西方科学理性与中国实践理性的关系，但这对过于世俗化、商业化和娱乐化的海派文化又显然是过高的要求。    

从经济到文化:大都市的战略转型  

尽管在芒福德看来，文化是城市的本质属性与核心功能。但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城市发展往往遵循着墨家的“先质而后文”，即先要有足够的人口与财富，然后才能为城市文化发展提供物质条件。这一点在现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也表现得相当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发展经济和解放生产力的需要，作为城市化核心机制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成为城市的首要战略任务。如果不是环境与生存的逼迫，一直做着经济大都市之梦的上海，也不会轻易放弃它已习惯的思维和存在方式。上海开始觉得文化很重要也是因为多种原因，这其中既有现实的压力和困境，也有外在的诱惑与内在的需要。但从总体上看，却是根源于都市化进程对城市化进程的超越。由于地理空间、自然资源的空前紧张而陷入巨大困境的当代城市，必须通过寻找新的资源、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据郭培章主编的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上海地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匮乏。全市的土地总面积为6340.5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面积的0.66%，人均土地面积490平方米。上海土地资源总量有限，后备资源不足，市区土地已经严重超过负载能力，达到饱和状态;水资源总量较为丰富，但是由于过度利用和污染，上海成为水质型缺水城市;上海基本上不具备有开采价值的矿产资源，生物资源匮乏，植物群落结构简单，林木资源有限，兽类种类不多，原本相当丰富的鱼类资源，经长期超强度的开发利用正在迅速枯竭。正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巨大现实压力下，空间资源和生产资料十分紧张的上海，也必须探索经济之外的发展模式。    

二是在知识经济时代，除了依靠高新科技研发的新能源、新材料之外，一直被看作“只消费不生产”的精神文化摇身一变为财富神话的创造者，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可观的“软资源”与文化生    

产力要素。这是西方大都市纷纷选择文化产业战略的根源。在某种意义上，上海与西方大都市最大的差距不在城市建设和经济规模上，而是突出体现在文化产业的贡献率和文化软实力上。如西欧国家在1990年代从事文化活动的就业者占全部就业人口的1.5－3.5%，纽约和伦敦均超过20万，占城市就业人口的5%。与之相比，2014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员约130万，以同年2425万常住人口为基数，才差不多接近了这个水平。上海要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城市，文化创新是重要组成部分。一份针对上海文化创新的调查发现，上海文化创新竞争力在国内仅居中上游。与北京等国内大城市相比，在创意产业等体现文化创新核心竞争力的领域，上海相对落后。从业态结构看，在数字媒体、时尚设计等新领域，上海面临着来自北京、成都、杭州等地的激烈竞争，特别是高端人才缺乏的问题比较严重。已获联合国授名“设计之都”的上海，要想成为真正的“创意设计之都”，跻身国际一流文化创新城市，还需努力赶超。如何利用上海建设国际大都市和文化大都市的双重战略机遇，迅速发展上海文化产业、提升上海文化发展质量，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重大现实问题。    

三是由于“城市问题”、“文明病”在迅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不断升级，使都市社会的生活环境与精神生态日趋恶化，尽管问题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后果，但在逻辑上却只能通过建设城市精神文明来解决，这是城市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直至进入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城市规模的超常规扩张和城市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上海也面临着比一般城市更严峻的社会发展与精神生态问题。而从大都市的可持续发展看，上海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罗马化”迹象越来越严重。“罗马化”的本质是“在物质建设上的最高成就以及社会人文中的最坏状况”。芒福德曾指出:哪里的人口过分密集，哪里房租陡涨居住条件恶劣，哪里对偏远地区实行单方面的剥削以至不顾自身现实环境的平衡与和谐———在这些地方，罗马建筑和传统的各种前例便几乎都会自行复活。如今的情况正是这样:竞技场、高耸的公寓楼房、大型比赛、秀场和展览等等，都是道地的罗马传统。    

以上这些，可以说是上海在“四个中心”之外，明确提出文化建设目标的根本原因。2007年春夏之交，上海明确提出要建设“文化大都市”，这既是对在“硬件”方面已确定的“四个中心”的重要补充，也是在精神文化、城市文明等“软实力”方面的重大战略目标。按照 《上海市文化发展战略》，上海的战略目标是:“到2020年把上海基本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使上海成为文化事业高度繁荣、文化产业高度发达、文化品位高度提升的现代文化城市，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之一，成为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目前，上海又提出建设全球城市。这表明，上海城市开始了由经济型城市向文化型城市的转型。    

“文化大都市”如何建设  

上海文化大都市建设既有很大优势，也存在一些需要认真思考与解决的问题。这里从文化资源、文化产业与服务功能三方面略抒管见，以期对上海文化大都市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与对策。    

首先是对上海文化资源及优势的再认识。作为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的发源地与主要集聚中心，上海有着十分丰富的现代文化资源，如20世纪以来深入到中国社会生活的电影、音乐、舞蹈、戏剧，也包括咖啡馆、西方礼仪、洋节日等新生活方式与趣味，都是上海文化资源仓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说，现代文化资源是一个与传统文化相对应的“质的概念”，其意义也是不可以数量的多寡与年代的长短加以衡量的。    

另外，我们也应看到，与大都市开放、多元的城市结构相适应，自开埠以来上海就一直是中国一个最重要的文化生产、传播与交流中心，无论是本土的传统文化资源，还是中西合璧或胡拼乱凑在一起的西方文明，正是在这里才找到了其现代性的生长点，因而它们都是上海文化大都市建设的重要材料与资源。上海的文化资源不仅储量巨大，同时也是多元一体的。如前所述，西方文化、北方与中原文化以及江南地域文化之间的相互依存与矛盾构成了当今上海文化的深层结构。在这个深层结构中，既包含了以现代文明为主体的西方工具理性，也包含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实用理性，同时还包含着以审美自由为最高理想的江南诗性文化。这在中国城市文化中构成了一个独特而重要的谱系。工具理性有利于现代文明的生长，实用理性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建构，而江南诗性文化则最有可能成为启蒙、培育中华民族的个体性的传统人文资源。    

由此可知，上海都市文化模式对中华民族完成自身的现代性转换十分有益，这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假设，上海开埠以来的都市化历程中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何更充分地认识到自身的文化资源与发展优势，使上海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生产、传播、消费中心与展示平台，则是当前与未来一段时间迫切需要关切与研究的。    

其次是对上海文化产业发展的忧虑与期待。文化产业是都市化进程中先进生产力的重要代表，我也曾论及，与以矿山开采、冶炼、纺织等传统制造业为主体的城市化进程不同，以高新技术产业、金融资本运营、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为基本标志的后现代工业与商业，构成了大都市社会在物质生产与经济发展方面的主导性机制。而城市文化资源的产业化水平，既是文化都市与政治型城市、经济型城市乃至一般文化城市的本质差异所在，同时也是衡量文化都市自身在城市理念、创新能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程度等方面的重要尺度之一，如著名的国际化大都市伦敦在21世纪的发展目标就定位于“世界卓越的创意和文化中心及世界级文化城市”。    

由于城市发展的历史差异，中国城市的文化产业水平普遍不高，上海的文化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同样不尽如人意。据一份研究报告，2013年上海 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1387.99亿元，同 比增长8.1%，增幅高出同期地区生产总值0.4个百分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6.43%。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上海的支柱性产业之一。但直到目前，仍没有出现有世界影响的文化产业龙头企业，与一个文化大都市的要求相比，只是初具规模。而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化大都市相比，上海第二产业所占GDP的比重一直过高，在最近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尽管表明以上海为首位城市的长三角已超过珠江三角洲，“重返经济舞台中心”，但在经济结构上依然是第二产业比重大，而第三产业的比例提升缓慢。作为一个资源匮乏型、承担着率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命的特大城市，上海在节能降耗、产业结构调整、创新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任务艰巨，在这样的发展困境中，以文化资源补充相对不足的自然资源，以文化生产力的提高弥补产业调整的空隙，是上海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如何在文化大都市的战略框架下，切实地发展与提高文化产业水平，并为促进转变城市发展模式起到表率作用，是我们对上海文化大都市建设殷切的期待。    

再次是要把文化服务纳入上海第三产业的总体战略与优先考虑的地位。有感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对经济社会的巨大贡献，名目各异的现代服务区开始成为一些上海城区的追求目标。其优点是在都市化进程中敏感地捕捉到未来的发展机遇，而问题则是大多局限在经济社会层面，即使涉及文化服务业，也主要是被其中蕴藏的商机与财富所吸引，这对提升上海的文化服务水平十分有害，与上海文化大都市建设更是相违背的。    

作为“政治型城市”、“经济型城市”的更高发展形态，“文化大都市”不仅要有雄厚的文化资本、发达的文化产业、良好的城市形象与绚丽的文化名片，同时还要有更高的城市文明水平、良好的精神生态与先进的文化氛围，并在促进都市和谐社会建设、引领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具有良好的示范性作用。这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的根本与目的。    

对于上海而言，有很多有利的条件。作为中国大陆地区发展水平最高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为满足人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并在国际文化交流、文化艺术基础设施、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但毋庸讳言，在都市化进程中，特别是由于人口向中心城市的迅速与大规模迁移，使包括上海在内的每个中国大城市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以文化包容性为例，尽管一直追求“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但在最近的全国宜居城市调查中，上海在文化包容性上仅排列第10。这固然有一些客观的原因，如生活成本高，如房价、物价、工作竞争压力大，如城市过于喧闹、不安静，如大城市中社会解体的程度严重，使人与人之间更缺乏沟通与交流，如特大型城市不如中小城市好管理等，但在都市化进程中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无疑是深层次更重要的原因，由于人口在短期内的迅速增加，原有的城市服务机制无法正常运转，最终导致的是服务水平下滑与城市宜居性走低。这当然不是逃避责任的借口，而是要更清醒地意识到上海文化大都市建设的真实背景，它并不比经济城市更容易建设，因而必须在思想与实践上做好面对更大困难、迎接更大挑战的准备。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教授)    

来源：《文汇报》 2016.03.25 文汇学人 专题  

原文： 海派文化建设仍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