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PM2.5浓度降幅高达27%
多措并举加大治理力度，年均浓度已降至45，对比2013年——
“世博蓝”曾是许多上海市民心中的空气质量标杆，但刚过去的2016年，却用更多的“水晶天”实现了超越：上海环境空气质量指数为“优”的日子多达78天、“良”的日子则为198天。
这一年，上海创造了一项新纪录：细颗粒物、二氧化硫、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氮的年均浓度均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其中，PM2.5年均浓度降至45微克/立方米，对比2013年，降幅高达27.4%，提前一年完成PM2.5年均浓度降至50微克/立方米的目标。
同时，45微克/立方米的年均浓度还在逼近上海市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十三五”规划中的相关目标：到2020年年底，PM2.5年均浓度降至42微克/立方米左右。两者之间，仅剩3微克/立方米的差距。
尽管PM2.5的浓度越往下压，下探的空间就越小，但上海瞄准年均浓度不高于35微克/立方米这一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力争2025年完成。
坚守底线，加强源头保护
整个“十二五”期间，上海全社会环保投入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始终保持在3%左右。为实现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十三五”规划，“十三五”期间，上海将在环保上投入约4400亿元，比“十二五”期间增加了37.5%。
“十二五”期间，上海环境治理和污染减排取得积极进展：中小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替代等工作推进迅速，全市18家燃煤电厂全部实现脱硫、脱硝和高效除尘，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体系基本形成，主要污染物减排更提前一年完成“十二五”国家减排目标。
上海加大环境治理力度的同时，也在源头环境保护上发力。上海市环保局透露，经过两年多的科学分析和评估，上海将在今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用一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间，确保红线内区域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九段沙湿地自然保护区，以及上海所有的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都可能划入生态保护红线。
其实，上海早在“十二五”期间，就已探索类似的源头保护手段，在一些重点生态空间划定生态管控线。比如，上海有20个被国家确定考核的河流断面，近年来不断淘汰两岸的落后产能，许多水域还种植了涵养林，进一步提升当地的水质等生态环境质量。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应用生态研究所所长王敏表示，除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上海还有意划定一条“黄线”，黄线内的区域，并不一定按照红线标准严格管理，但也会设置一些门槛，确保区域的生态功能不降低，一旦有开发行为影响区域未来生态服务功能，不予整改就要叫停。
找准“病灶”，治理精准高效
知霾从何而来，才能治霾，环境治理，要找准“病灶”才能对症下药。
整个“十二五”，和“十三五”开局年，上海都在为找准“病灶”竭尽全力。2015年，上海首张PM2.5“基因谱”出炉：本地污染排放的贡献占64%—84%，平均为74%；外来输送及周边区域影响的贡献占16%—36%，平均为26%。进一步分析PM2.5的本地排放源，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等流动源占29.2%，民用生活面源（如民用涂料、餐厨油烟）等其他源类占15%。看似寥寥数个百分比数字，却凝结了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数个团队近三年的心血，他们钻研出的不同污染源排放中PM2.5的采样监测技术，还被国家源解析监测技术方法指南采用。
找到了“病灶”，治污更加有的放矢。市环保局污防处副处长周军表示，与此前积累的数据比对，PM2.5“基因谱”中区域影响对PM2.5的贡献率有所上升，说明在充分做好本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基础上，加强区域污染联防联控和重污染预警联动，对于本地区空气质量的同步改善将发挥积极作用；电厂、工业锅炉与炉窑以及车船等流动源的贡献有所下降，反映出近年来清洁能源替代和黄标车淘汰等措施初见成效；而工业源、民用生活面源、农业及生物质燃烧等比例略有上升，说明禁止秸秆焚烧、餐饮和干洗行业污染整治等相关控制措施尚需进一步加强。
切中“要害”，让治理更加得心应手。仔细分析上海出台的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3年—2017年）及后续实施情况，可以发现监管部门在选择治污聚焦重点时，已着重参考了PM2.5“基因谱”的研究成果。针对流通源PM2.5贡献率较高的问题，上海积极发展绿色交通，坚持公交优先战略，严格控制机动车保有量，并大力推广新能源车，2014年5月起提前实施了新车国Ⅴ排放标准，2016年更在全市全面供应符合国Ⅳ标准硫含量限值要求的普通柴油，并淘汰5.3万辆高污染车辆。
此后，《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上海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上海市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等为各类污染“量身定制”的政策相继出炉，实现精准治理，这些都得益于上海持之以恒，在找准污染“病灶”上花的苦功夫。
多元共治，用活“市场之手”
国际经验证明，依靠政府部门“单打独斗”的环境保护与治理模式是低效、不可持续的。上海环境日益改善，离不开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多元环境治理体系。
2015年，上海环保部门向市民公开征集“身边的百条小河”，并逐一对入围河道进行体检，有24条河道被监测出重度污染。在监管部门和公众的监督下，每条黑臭河道都定制了有针对性的治理方案，治理责任落实到区镇，明确治理责任单位、任务和时限，并向社会公开。这一社会多方参与的“一河一策”整治，吹响了申城新一轮水环境治理的号角，其“因河施策”、“责任人公开”等理念，被广泛吸收到全市推广的“河长制”，让上海有了今年年底前基本消除中小河道黑臭的底气。
随着多元环境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热情越来越高。在许多上海市民的建议下，《上海市空气重污染专项应急预案》实施近三年后进行了修订，调整或降低了预警启动门槛，同时丰富了各级预警对应的应急响应措施，让预案的启动更贴近实际空气污染情况，更及时、灵活、有效地应对空气污染过程。
健全的市场化治污机制，能让污染治理事半功倍。2015年底，上海正式启动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收费试点，根据排污者污染治理情况和排放水平，实施差别化收费政策。比如，按要求完成废气治理，排放浓度不超出排放限值50%，且当年未受到环保部门处罚的排污者，按收费标准的一半计收排污费；列入国家和本市限制类、淘汰类名录的相关企业，淘汰类的按收费标准的两倍计收排污费，限制类的按收费标准的1.5倍计收排污费。据市环保局评估，利用这种奖优惩劣的收费杠杆，预计到2017年底，可使上海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减少一半以上。
除了让排污收费发挥倒逼企业守法的威力，上海还在全国率先试点排污许可制度。排污许可相当于一份“合同”，标明企业每年允许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浓度、总量、排放方式和去向等内容，要求企业作出承诺。闵行区一家汽车用品加工企业的负责人坦言，近年来年均能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总量在递减，只能咬牙全面升级加工设备和工艺，并安装污染处置能力更强的环保设施，才把排污许可证保住。与此同时，不少没有能力控制污染排放水平和提高治理能力的企业，等待他们的是加倍的排污费、更严的超标排放处罚，直至无法获得排污许可，被“市场之手”清退。（摘自2017年3月23日《解放日报》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