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从教有感

刚刚过去的9月10日是新中国第31个教师节。也就是说，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这三十年，几乎经历了我国恢复教师节后教育大发展的一段历史，同时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全面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时期。因此，今年的教师节，对于期满三十年教龄的老师们而言，似乎又有着一层特殊的意义。

前两天，我的博士导师、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教授送我一本他的新作，这是他的编年体文学评论集的第15种。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装帧非常典雅，黑色封面上印有两朵白色的昙花，又被橙色的书脊衬托得特别靓丽、灵动。白色腰封上醒目地印着这一句话：“60年光阴，回想起来也不过是弹指一个瞬间，昙花一现，而已”，我想这是对书名《昙花现集》的最好的注释，去年陈教授刚过60周岁生日。我想，如果说六十年只够昙花一现，那么30年则更为短暂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30年时间，说短也不短。人生又能有几个30年呢？何况这30年，对我个人来说，是人生中最富于生命活力的30年，是自我生命逐步生长、成熟的30年。在这30年里，我的一头密实的黑发不知不觉间染上了一丝灰色，我完成了从一个儿子到一个父亲的角色转换，也完成了从一个青涩的学子到一个基本合格的教师的身份转型。

记得30年前的秋天，天气也像今天这样晴朗。我从复旦大学毕业，来到上海一所普通师范类高校报到，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从此，教师就成为我的终身职业。后来的12年里，我参加过上海市教委组织的首届讲师团赴崇明县支教，当了一年的中学语文教师；回到原单位的十多年里，我走遍了当时上海的10个市区和10个郊县的教育学院和教师进修学校，为上海基础教育的师资培训尽了自己的一份力。1997年底我调入上外工作，至今也有18个年头了。虽说作为专业研究人员在研究所工作，但我从来没有中断教学，一直承担着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课程，一直作为教师面对着一批又一批年青学子，讲课、辅导是我日常工作的重要部分。现在，我最早所教的本科学生，也早已经是教学或其他岗位的中坚力量了。

说起当老师的话题，自然不由得会想起自己的老师。我至今还记得在自己毕业后即将登上教师岗位时，大学班主任陈思和教授对我说的那些话。关于如何尽快完成角色转型，做好一名青年教师，他以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你要以至少八比一的时间和精力备好、上好一门新课”。这也是他刚做老师时，他的老师、著名文学批评家潘旭澜教授的教诲。现在想来，如果我现在还算是一名合格教师的话，当年老师提醒，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我还记得我的硕士导师贾植芳先生当年对我的教导。他说，作为教师，教学是你的“职业”，上好课是你的本份。但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和人文知识分子，你应当有你的“事业”。因此教好书的同时，你更要在专业上有所追求。你要不断地读书，尽可能参与乃至策划编书和译书，最后还要写书，写出体现自己专业水平，有学术含量的好书。也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教好书。我把他的这个说法概括为“五书论”，即读书、教书、编书、译书和著书。2016年恰逢著名“七月派”作家、中国现代文学学者和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的贾植芳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在参与编辑十卷本《贾植芳全集》的一年多来，我的脑海时时闪现先生的音容笑貌，包括他关于如何从教、如何做好一名大学教师、如何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的“五书论”，也时时在我心中呈现。如果这算是老师给我布置的一份人生作业的话，那么，我从教30年所交出的这份答卷，虽说也许不能令他老人家满意，但至少我主观上还是勉力为之的。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尤其有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近30年的历程正是对这一度中断的历史传统的恢复和庚续。古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母）”之说，“传道、授业、解惑”历来是中国社会对教师这个职业身份的要求和期待。这种要求与期待，意味着全社会对这一职业的尊重，更意味着一种包括知识传授和人格培养在内的社会责任。

秋风吹未尽，江南草不凋。今天我与大家一起相聚这里，庆祝刚刚过去的第31个教师节和从教30年，同时亲历对年青的“校园新星”的表彰，一定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天。

全球化的世界发展趋势，多元文化的社会发展潮流，中国国际地位的重大变化，使我国的人才培养尤其是专业高等人才的培养面临新的挑战，也对我们教育工作者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而上海外国语大学作为一所有特色的、外向复合型、教学科研并重型大学，对教师和教学工作者，又有一重特定的要求。所有这些，无论对老教师还是年青的同事们，都是一种充满诱惑的召唤，也是一种严峻的挑战。作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一分子，我愿与大家一道，在未来的日子里，不忘初衷，继续努力，感应召唤，迎接新的挑战。（宋炳辉/文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