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老太珍藏婚书60载:娶小老婆可以拿来告他
原标题:九旬老太珍藏婚书60载：娶小老婆可以拿来告他
挂在屋里的结婚照
婚后
婚书
朱景林和范仲英坐在弄堂内，被当时路过的记者拍了照片。
朱景林和范仲英坐在他们的卧室，卧室从前是他们的客堂间。
范仲英（右）给姐姐做伴娘
范仲英
1947年拍摄的婚纱照就挂在由客堂间改成的卧室墙上，很显眼。
朱景林身着黑色的西装，范仲英一身白纱，那是他们二十多岁的样子。婚礼当时是在青年会举办的，赶了时髦，吃的是西餐。结婚近六十年了，范仲英把婚书妥帖地收在箱子里：“以前有讨小老婆，娶三妻四妾的。我父亲说，结婚时候把婚书藏藏好，这样万一他娶小老婆了，可以拿出来去告他，这是证据。”
婚书当然没派上这样的用场。
他们在安仁里生活了一辈子，也相伴了一辈子。
现在城隍庙没啥好白相了
城隍庙总是热闹。
沿着福佑路走，一路上都是卖小商品的商店。有的店门口高音喇叭一直叫着：“十元一件，十元一件……”
游客三五扎堆，走进有兴趣的店里挑挑拣拣，讨价还价，或是经过路口，拿出自拍杆给自己拍一张“到此一游”的照片。
对朱景林和范仲英来说，他们一直感受着城隍庙的热闹，不过这种热闹是变化了的。“现在的城隍庙跟老早是两样的，老早城隍庙大殿前全部是小吃，小馄饨、阳春面、鸡鸭血汤、油煎馄饨、单档、双档、糖粥、烤田螺、蟹壳黄……”朱景林显然是记起了过去的味道，“蟹壳黄里厢油酥老重要的，如果觉得油酥不够，可以多加两角油酥。”“还有家素香斋，外公小辰光带我去吃的。油条子跟黄豆芽下的面条，真是好吃。”范仲英补充说。
“除了小吃，还有各种各样的摊头，裱花店，扇子店，瞎子算命、测字都有……生活比较便当（方便）。家里的小孩小辰光一直从家里走到城隍庙白相的。现在城隍庙没啥好白相了。阿拉要出去白相的话，一部电车乘到大富贵去，或者乘到黄河路去吃佳佳汤包，吃得多了老板都认识阿拉了，叫阿拉不要排队。吃好么，再到国际饭店去买点开口笑、蝴蝶酥啥的。”
朱景林和范仲英一辈子都住在城隍庙附近的安仁里内。
沿着福佑路一直走，渐渐人群稀稀落落了起来。走到安仁路拐进去，路口还有几家售卖包包、日用品的小商品店，再往里走，就是居家的样子了。穿过硝皮弄，在小弄堂内转个弯，就到了安仁里。
朱景林和范仲英在安仁里所住的房子，是朱景林的父亲最初“顶”下来的。“阿拉本来住在杨树浦，我父亲有四个兄弟。后来父亲就从杨树浦搬到上海（过去杨树浦算是郊外）来，顶了这套房子。我在家里排行老六，当时还没出生。房子哪能顶下来的，我也不清楚。”
这套典型的石库门房子早已改了模样，过去前客堂上面是前楼，后客堂上面是后楼，灶披间上面是亭子间。现在这套房子已不是他们家独有，陆续搬进了别的住客，所以有限的空间做了一些隔断，以求得到更大的利用。前客堂一分为二，一半维持公用，一半是老两口的卧室，上面还搭出了一个小间，子女在家的时候可以住。
据说安仁里的房子要拆迁了，老两口的心情有点复杂。朱景林说：“老房子有老房子的乐趣，环境熟，生活方便，买点心，吃饭都老便当的。讲话的邻居多，不会有孤独感。虽然陆陆续续已经有老邻居搬掉了，但还是有点关系老好的邻居。有啥事体，打电话叫我女儿来，她在浦东，过来要一个钟头。旁边邻居一叫就应。新公房呢，当然有新公房的好处，不过就被关煞脱了。”
我老早知道她会做针线，我门槛精哇
他们俩虽然是在1944年经人介绍认识的，但或许早在小时候，就已经碰过面了。
“我娘家就住在隔壁131弄里。这条弄堂老早清清爽爽，是教会的房子，隔壁是天主教堂世春堂。车子是不好开进来的，只有倒马桶的车子好进来。弄堂口有只教会学堂，里厢有大先生和小先生，是一对姐妹，都是老姑娘。平时两个人穿着布旗袍，拿着布包，就是电视里那种学堂老师的样子。我和他不算青梅竹马，小辰光不认识的，不过弄堂里走来走去可能碰到过。他的大阿姐是我小学老师，所以就把我介绍给他们家。一开始介绍的是他三哥，后来了解到他三哥有肺病，而且蛮严重的，我父母就不同意。弄堂里当时就传出了风声：范家不同意女儿跟朱家儿子谈。他妈妈听到了之后，就说，我儿子多着呢，老三不谈，老四谈。就这样，我跟他谈起了朋友。那时谈朋友不像现在方便、直接，阿拉是通过他小阿妹传纸条的。有啥事体，他写张纸条过来，我看了，回几句，让他小阿妹带回去。”
朱景林当时有体面的工作，他在中兴煤矿公司上班，办公地点在高大上的国际饭店楼上。范仲英不太好意思说当时自己看中了他什么，倒是朱景林大大方方地表达：“她人老实，能干，会过日子，而且人也不难看。我老早就知道她会做针线生活，小姑娘会做么，手巧，会过日子呀。”然后他带点狡黠地一笑，“我门槛精哇？”
他是外交部长，我是内政部长
即使现在90岁了，范仲英有时还是会拿上绒线坐在家门口的弄堂内织。“我是为了让自己脑筋动动，手动动。有一次一个路人经过，看了我好一会儿，说阿婆你好厉害啊。我跟她开玩笑说：我家有两吨绒线呢，来不及织。”范仲英笑着说。
“结婚第二年，老大就出生了。事体就更加多了，趁小孩子睡着时抢着做掉，孩子的棉裤棉袄都是我自己做的。不过他也蛮识相的。”范仲英指了指朱景林：“他下班后回到家马上西装脱掉，帮我做事体。”
本来人口众多的大家庭渐渐地分流了，朱景林的兄弟姐妹们，有的去了外地，有的出嫁了，父母也随大儿子去了外地。后来这套房子就只有朱景林和范仲英一家居住了。
由于被分割掉了，现在的房子看来非常狭小，不过范仲英说：“房子小有小的好处。”她站起身，做起了示范：“我得过脑梗，医生关照，千万不能摔跤。你看，如果我头晕要往下倒，我这边一撑，是张台子，那边一拉，是个抽屉。东西在哪里，我一摸就知道，非常熟悉。”
虽然房子内部小，但是外面的弄堂就像两人的客堂间一样。他们俩一人搬张椅子坐在外面，和周边的人讲讲话，有时也成了弄堂内的一道风景。有次有一个年轻人经过，看到他们说：“阿婆，你们俩坐在一起，我给你们拍张照吧。”
“人老了呢就是老伴，阿拉现在分工老明确的，他是外交部长，管外面买油盐酱醋，我呢，家里的拖把、簸箕、扫帚由我来管理。阿拉两个人在一起这么久也没啥厌气，大概是阿拉有共同的爱好。他欢喜看足球，我也欢喜看，二十多年前我开白内障，那一年正好有世界杯，我问一声，好看伐？医生说，看的时间少一点，注意点。阿拉两个人也蛮疯狂的，比赛大多在凌晨2点钟，阿拉早点睡，闹钟调好，半夜再爬起来看比赛。”
每天事体老多的，一点都不觉得厌气
“谈朋友谈了一段辰光后，他被公司派到南京工作。他派小阿妹送纸条来，说要坐晚上9点的火车走，约我在新开河外滩那里碰头，说会一直等我。那段辰光正好东洋人打过来了，那天有防空警报，阿拉到金陵东路逃难去了。这种关键时刻，我就想不要碰头了。我大阿姐知道了这件事后，说‘这个人脾气好，可能会真的一直等着你，你去看看吧’。听了她的话，我就赶去了新开河外滩那边，他真的等了我两个多小时。阿拉就一直走，走到外滩公园去白相。等到了火车快开的辰光，阿拉才分手。他去南京的这一年，阿拉都没碰头，不过感情一直都在，等他从南京回来之后阿拉就结婚了。”
“结婚照是结婚当天拍的，在淮海路的乐天照相馆。我家奶奶说结婚要坐轿子的，不过阿拉比较新潮，没有租轿子，而是订了轿车。婚礼比较简单，定在八仙桥的青年会七楼，中午大家一起吃西餐，一人一客，吃的什么已经忘记了。晚上吃饭就在自己家里，客堂间里摆了三桌，亭子间里摆了一桌，请饭店的大师傅来烧饭。”
结婚时候的婚书，范仲英一直保存得很好。
她笑着说：“以前有讨小老婆，娶三妻四妾。我父亲说，结婚时候把婚书藏藏好，这样万一他娶小老婆了，可以拿出来去告他，这是证据。”听他这么说，朱景林在一边憨憨地笑着。
朱景林、范仲英的新房在亭子间。那时一个大家庭生活在一起，每天晚上吃饭，客堂间要摆两张八仙桌。朱景林上班，范仲英在家做家庭主妇。朱景林的工资是上交给母亲统一当家的，范仲英每个月领2元作为小家庭的零用钱。生了大儿子后，零用钱涨到了4元。真的就像朱景林所看中的那样，范仲英很会过日子。“每天早上起来，先把客堂间的杯子都洗好，然后就要洗衣服、烫衣服。家里都是‘白领’（除了朱景林外，他大哥二哥等也在不同的公司上班），衬衫要烫得笔挺，一般我都是用牙刷刷上点淀粉，让领子挺起来。新媳妇一般是不出家门到弄堂里去茄山河（聊天）的，其他时间我就呆在房间里织绒线，每天事体老多的，一点都不觉得厌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