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理“金砖国家社会转型与发展研讨会”专家聚焦社会热点寻解决之道 《东方教育时报》：社会转型仍需要教育挑大梁

中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于社会未来的发展会产生哪些积极影响？中国的“留守儿童”问题，在国外社会是否也有相似的状况？随着“一带一路”合作框架深入推进，国内社会问题研究领域，又该怎样发出自己的声音？11月4日至5日，来自俄罗斯、印度、南非、巴西等多国社会学领域内的专家教授，以及国内各大高校的百余位社会学系师生，在华东理工大学举行的“金砖国家社会转型、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国际研讨会”上齐聚一堂。作为华理庆祝本校社会学学科建设20周年的纪念大会，专家们在会上分别就各金砖国家在社会转型与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异同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多位专家表示，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过程的诸多矛盾的解决，仍然需要教育挑大梁。

  “二孩”政策有赖于“好的教育”

  从“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再到前不久中央建议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中国近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变革速度可谓高效，这引发了众多国内外社会学家的关注。荷兰海牙社会科学国际研究院教授 Ashwani Saith告诉记者，与1979年的中国相比，当时中国养孩子的成本是可以进行分摊的，很多孩子到了16岁就出去工作，家长的压力自然很早就会被分摊掉，而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公社结构被消解，养育成本正逐渐变大，更重要的是，“生育文化”的变革，让家长不再只满足于“养活”，更在于“教育好”，这就导致很多家长会开始担忧生孩子的成本问题。“中国的问题在于上世纪70年代的第一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得太过严格，而如今的‘二孩’政策，时间上又来得太晚。”在Saith看来，与印度相比，中国的优势在于独生子女多，家长就把所有资源都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因此青壮年受教育程度普遍会更高；而在印度，尽管其社会结构的老龄化程度低于中国，但大多数青壮年受教育程度低，这就是印度的劣势所在。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曹锦清则表示，中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出台，其实主要在于两大原因，一是社会老龄化结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现有劳动人群较难养活老年和幼年“两头”人口；二是在于“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只有15%的已婚育龄女性有生二孩意愿，这大大出乎政策制定方的意料。“其实，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我们忘记了一个事实：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比原先预想的要快得多，就连最偏远、最贫困的山区中，农村育龄人口也已前往城市打工，这导致他们的生育观念迅速城市化，因为他们只有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才能让下一代继续在城市中立足。”

“可见，良好的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包含四要素，分别是要保护好妇女的权益，要有好的教育政策，要有好的健康政策，以及要有好的就业政策。”Saith 表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良性流动，并使得一个政策得到大多数人的响应。

  要依靠教育解决“留守儿童”问题

在当天的交流中，“留守儿童”问题，也是与会专家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南非开普敦大学教授 Lungisile Ntsebeza 表示，在18、19世纪时，类似的问题在南非就已经出现。当时莫桑比克等非洲南部国家的很多男性来到南非挖钻石，却不被允许带自己的家人前往，以至于很多人不得不忍受家庭分离的痛苦。后来，男性工作者被允许带家人进入南非，他们的太太和孩子都会跟着一起来，但这个问题却被转化为个人对故乡、对文化，甚至对大家族的割裂。这些人只能在圣诞节等重要节日时回去，重建对故乡的文化认同。

与南非一样，印度类似的问题更为严重。据Saith介绍，如果说中国的农民在农村尚有土地，留守的妇女和孩子还可以自给自足，解决温饱的话，那么印度那些“留守儿童”则更为贫困，他们没有土地或者只有很少的土地，因此只能做童工，或者流落街头，这些人被称为“街道儿童”。尽管印度在推行教育改革，但并不能将所有“街道儿童”都收纳进来，因为随着教育改革的私有化方向，越来越多的“街道儿童”已无法完成学业，教育也无法帮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在曹锦清看来，中国的“留守儿童”问题，更为宽泛地讲，其实是“三留人群”问题，即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这些人的总和占了全国人口的1/4，即4亿。“由此可见这一问题的严峻性。”曹锦清认为这与中国乡村组织、基层组织逐渐瓦解或弱化息息相关。对此，他提出的解决之道是，要使农村的治理方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不能再完全只依靠单一的政府管理。曹锦清举了个例子，贵州毕节4兄妹的自杀惨案引发全社会关注，为了改变这样的现状，在湖北武汉黄陂区，由政府购买服务，引入志愿者对农村留守妇女和儿童进行支持与帮助，让妇女做手工劳动，获得收入，并带留守儿童一起玩，关心他们的心理和情绪健康。“其实，在国外众多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在引入社会组织的过程中，这些志愿者甚至还有执法权，例如加拿大的社工和警察等。”曹锦清强调，如今中央也越来越重视在农村开展社区建设，其目的就是要引入民间的社会力量进行服务，而不再是依靠传统的单一管理体制。

而Saith认为要解决“留守儿童”问题，还是要依靠教育。中国的现状让他看到，未来是否会形成一个新的阶层，因为读不起书，在过早辍学的情况下，承担一些为富人开车、照管孩子的工作？“这样一个新的底层阶层，其实对于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此，在Saith看来，中国要毫无偏见和歧视地解决儿童辍学问题。

  反思社会发展要借鉴“他者”

  记者了解到，本次会议由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主办，在为期两天的时间里，分别聚焦“金砖国家社会转型”“乡村转型与社会治理”“城市化与社会治理”“人口变化与家庭政策”“教育政策与儿童福利”“社会工作与社会服务”等议题。来自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美国等9个国家的150余位学者在4个大会主题报告、6场大会专题报告、4个分论坛，共计72个报告中进行演讲，共同探讨全球社会的转型与发展。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院长徐永祥教授告诉记者，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的转型，既要参照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也要“以东方为中心”反思中国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现实选择，而通过对金砖国家的比较研究，则可能提供一个“以东方为中心，以发展中国家为参考”的新的研究视域。“我们希望以此开拓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加强对国外社会第一手资料的研究和分析，打破原先一提到国际研究，就只集中在国际关系、历史或外语等有限领域的情况，而是不断增加对国外社会格局的研究。”

正如徐永祥所说，随着中国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框架，社会领域的研究就变得尤为重要。100多年来，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仰望西方，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及其方向的设定也都在西方，但近30年来世界格局的变化，开始鼓励发展中国家“相互看”，并形成自身的发展话语和制度性话语，以摆脱西方的某些固有偏见和误解。“正因为金砖国家的社会发展、社会治理、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都存在结构调整和能力提升的问题，因此，当我们通过对金砖国家社会转型道路的对比，就能促进国内社会学、社会工作学界对金砖国家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借鉴‘他者’的经验，从而检视和反思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议题，促进中国社会学科的本土化和国际化，建构国际合作研究的模式。”

专家小传 Ashwani  Saith博士，是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社会科学国际研究院的教授，同时是该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在中印比较研究中成果显著，是印度社会政策研究与教学领域最著名的教授之一。他曾担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教授和新德里人类发展学院客座教授，出版英文专著十余部，并且发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论文几十篇。

曹锦清教授，现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校长顾问，学位委员会委员，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学会理事，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阿拉善基金会学术顾问。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农村社会变迁、“三农”问题研究、近现代西方社会思想史。

徐永祥教授，现任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社会工作系、社会学系教授（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其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社区建设与社会服务、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管理。目前担任的学术职务、社会职务主要有：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IASSW）执行委员兼中国国家代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民政部全国社工职业水平评价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社会学科专家、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常委、上海市社会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会工作协会会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