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聚焦自贸区 “自贸区建设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论坛嘉宾观点精彩纷呈
9月29日，上海财经大学主办，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联合承办，上海市经济学会协办的“自贸区建设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高端论坛顺利召开。本次论坛特别邀请了前世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王新奎等国内知名研究专家、高层决策咨询专家以及实业界资深专家齐聚一堂，问道中国上海自贸区建设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动向。
林毅夫教授开创性地提出了有别于传统结构主义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并且提出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在通过“有效的市场”来形成能够反映要素稀缺性的价格体系以诱导企业按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形成竞争优势的同时，也要发挥“有为的政府”来解决结构变迁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问题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一个国家只有同时用好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才能实现快速、包容、可持续的增长。在此背景下，林毅夫认为，中国现在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需要持续的技术创新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以此来不断提高收入水平，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政府的产业政策要根据现有产业和世界产业前沿的差距特性，按新结构经济学产业政策的框架发挥政府因势利导作用。而中国（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为进一步界定“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边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通过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地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中国的经济必将步入高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王新奎教授作为我国加入WTO的积极推动者和重要智囊、以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设计者之一，在谈及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提出上海自贸区的改革并非是既有的制度框架内政策的增减，而是制度上的创新，一方面是要用开放来倒逼改革,形成一种国际化和法制化的营商环境。而以“负面清单”为核心的投资准入管理体制改革是重要突破口，下一步应进一步加强负面清单管理的透明度，包括可获得性、可预见性、稳定性，确实做到不公布不执行。以此为先导，不断扩大金融等服务业领域的进一步开放。另一方面是对过去特殊监管区域做法的一种重新思考。自贸区的建设是旨在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有别于过去的监管区，自贸区并不搞特殊政策优惠和支持，这就必然要求从制度创新上进行创新，通过创新换取市场的活力。
上海海关学院副院长、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干春晖教授认为，按照产业经济学的理论，一个国家经济的成功转型，从低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都有赖于这个国家产业结构的转型。中国作为后发的国家，一直致力于缩短和先行国家之间的差距。基于这一立场，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大环境下研究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以及所对应的产业政策问题具有特别重大意义。一个后发国家要实现赶超，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是选择未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培育未来有竞争优势产业的过程中，难免在一定程度上会偏离现有资源禀赋所决定的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与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存在一定矛盾，在识别有动态比较优势的产业过程中，应该选择那些与现有比较优势略偏离不大的产业进行培育，并在新的高级要素的培育、制度创新方面为产业的升级创造条件，真正实现产业的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作为上海高校智库，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必将持之以恒地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密切跟踪国际国内经济走向和国际规则的变化，以中国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转型为主攻方向，以上海在全国经济改革发展中的特定地位为出发点，立足上海，面向全国，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依托，战略发展研究为导向，现实问题研究为重点，开放协同研究为模式，努力打造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皆一流的产业经济智库。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鞠建东教授认为，1978年至2012年，中国34年来经济高速发展源于如下基本经验：经济体制改革、自由贸易、政治稳定、相对独立的资本市场。然而现阶段中国进入开放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周边地区对中国经济依赖越来越高。在此基础上，中国开放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开放，对内形成统一的竞争、开放、高效的中国大市场；对外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经济体系、新兴市场经济体系，推动世界经济新体系的建立。上海自贸区则需要引领全国进口体制改革，建立全球技术市场中心。
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理事周振华认为，在研究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过程当中，不难发现中国30多年经济奇迹性的发展，单纯从一重结构上来分析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引进另一重的结构——空间结构。空间结构近十年来的发展非常迅速，特别是引入了网络空间这个理论之后发展就更为迅速。未来发展过程中，制度障碍的排除很大程度上会集中在服务领域。在过去30年来大量的制度变革，促进制造业的高速发展，完成工业化的作用非常明显。所以上海自贸区改革试验当中重点就是服务经营，也就是服务的开放。
南京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理事刘世彪教授总结了中国过去产业政策的四个特点：一是中国的产业政策是挑选输家和赢家的政策，是一个优生的政策而不是优育的政策；二是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典型的西方学者讲的产业政策是不一样的，它是非完全中央化指导的政策；三是中国的产业政策不是以完全创造市场环境、公平竞争为主的政策，而是以结构调整为核心的政策；四是中国的产业政策是非横向的政策、而是纵向的政策。
上海市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理事权衡教授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分类，认为欧美方式是二次调节，东亚的模式是二元调节，而政府都在其中起了各种各样的作用。实际上，新结构经济学很重要的创新就是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纳入到了有效的市场模式的分析当中。同时，新结构经济学如何推动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也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一般讲产业结构升级的时候，核心的问题就是讲创新，而创新的主体则是企业，而前提就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教授认为，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下，我们应该做出某些突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特点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也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因此，产业政策的设计必须加以分解，因为除了一般发展阶段的结构问题外，空间问题甚至体制功能问题都极为复杂。在不同的体制以及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同样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就需要我们在理论上深化、细化、梳理清楚产业政策的具体细节。
上海财经大学自贸区研究院副院长孙元欣教授认为，自贸区的发展有两个与以往的开放不一样的概念，第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和深圳的改革是不同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中央有清晰的顶层设计，而深圳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第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意义主要贡献在于负面清单的管理，中国和国际的投资贸易规则体系在接轨，而这种接轨相对上一次的WTO贸易接轨更上了一个层次，因此也叫做“第二次入世”。
（供稿：王鑫洁 供图：黄海春、李伟康、王鑫洁、郭泱维 编审：王雅静 收稿日期：2014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