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第八监区”，肺结核康复罪犯也有春天——周浦监狱为特殊罪犯抚平身体和心灵创伤

从监狱到医院，路程需要一个半小时，一名身患肺结核病的罪犯因为重症肝炎复发，躺在救护车的担架上，面色蜡黄。
　　守护在旁边的施警官心里有些惴惴不安，在狭小的车厢里，即使戴着口罩，他也无法确定会不会被眼前的这个人传染上。
　　一路上，施警官从这个濒临死亡的人的眼神里，看到了强烈的求生欲望。他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于是从旁边医护人员手里拿来一副手套，将对方的手紧紧地握在手里，不停地安慰着……
　　上海市周浦监狱，有一个并不为外人所知的“第八监区”，这是上海唯一一所集中收押肺结核康复罪犯的监区。干警们身处比艾滋病感染几率还高的工作环境，和特殊的罪犯几乎“零距离”接触，帮助他们征服病魔，改造人生。
　　明天，3月24日，是“世界防治肺结核日”，本报记者走进“第八监区”，独家报道监区干警和肺结核康复罪犯的内心世界……

　　“第八监区”的“风险”

　　世界卫生组织（WHO）曾公布一份统计表明，全世界每年发生结核病800～1000万例，每年约有300万人死于结核病，这是继艾滋病毒/艾滋病之后，在全世界由单一传染性病原体引起的最大杀手。
　　早在1993年，WHO宣布“全球结核病紧急状态”，认为结核病已成为全世界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我国是世界上结核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而在监狱这样一个集中关押犯人的地方，肺结核病对罪犯的摧残同样让人忧心。一些监狱专门开辟了独立监区，用以隔离防治，并对这一人群作出针对性的教育改造。上海市周浦监狱“第八监区”就是如此。
　　施警官今年29岁，进入周浦监狱工作才两三年。刚被安排到“第八监区”工作的时候，他还是有些顾虑的，因为他听说肺结核病是通过呼吸道传播的，一旦吸入带菌的飞沫或尘埃，就可能引起感染，产生肺部原发病灶，风险系数很高。
　　尽管这样，小施还是和其他青年干警一样，服从狱方的安排，从此一头扎根于“第八监区”，一直到今天。
　　说起那次押送肺结核康复罪犯的经历，小施倒觉得没什么，因为这样的押送在他们的监区实在是太平常了，每个月至少要跑十次以上，每次都由监区领导带队，青年干警们和传染性非常强的罪犯同乘一辆车。这在外人看来是难以想象的，几乎等于和一颗隐形“炸弹”相处在一起。
　　当时，小施在监区领导的带领下，和另一名干警一起，负责对这名罪犯的押送任务。小施知道，这名罪犯身上所患的无论是重症肝炎，还是接受药物治疗正在控制中的肺结核病，都具高度传染可能。
　　“要说心里不害怕，那是不可能的”，小施说，毕竟大家身处同一个车厢，空间那么狭小，又不透风，传染的概率肯定很高。
　　在押送的路上，躺在小施对面的罪犯眼神已经开始浑浊、涣散，这在小施看来，似乎是濒死之兆。“他看上去很绝望，但我从他的眼神里又看到了一股强烈的求生欲望”，小施回忆。
　　小施从医护人员处取来一副手套戴上，随后紧紧握住罪犯的手，不断地安慰他会好起来的。
　　“我相信，有些鼓励的话从别人的嘴里说出来，更能增强病人活下去的信心”，小施说。就这样，在一个半小时的路程中，他不停地安慰，支撑起这名罪犯战胜病魔的信心，而自己则完全忘记了刚上车时对可能被感染肺结核病的恐惧。
　　这名罪犯最终被抢救了回来，事后他对押送他的干警们充满了感激之情。
　　在“第八监区”，这样“凶险”的事情还有不少。
　　干警小胡和其他三位同事也曾“零距离”接触过正在发病的肺结核患者。一名肺结核康复罪犯因为低血糖住进监狱总医院，由于血糖极度偏低，他的大脑开始出现无意识现象，人也变得非常暴躁，拼命挣扎着拒绝医生用药。
　　在此紧急情况下，来不及戴口罩的小胡和其他三位干警无暇他顾，一拥而上，摁住罪犯的四肢，让医生实施治疗。治疗过程中罪犯开始呕吐，带有高度传染性的呕吐物全喷在干警们的身上。干警们虽然有些反胃，更有些发怵，但他们丝毫不放松，一直坚持了15分钟。

　　不戴口罩的谈心　用真诚感动肺结核康复罪犯

　　“第八监区”成立至今已有3年，监区内七成以上的干警都是年轻人，是周浦监狱当之无愧的青年监区。
　　在这批充满朝气的年轻干警中，至今仍有为数不少的干警向家人隐瞒自己从事的具体工作，因为他们不愿意让家人担心。目前社会上仍有不少人不理解他们的工作，有一位干警谈朋友的时候，和对方道了实情，结果人家和他“拜拜”了。
　　“第八监区”刚刚成立的时候，不要说外人对这个监区有“恐肺”心理，就是同一个监狱不同监区的少数干警也对“第八监区”干警敬而远之，甚至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都不敢跟他们坐在一起。
　　副监区长徐树年对记者说：“我们当时确实感到很难过，但后来想通了，因为包括我们自己，一开始不是也对肺结核病的传染特性一无所知？也是吓得要命！但后来通过学习专业知识，知道只要勤洗手，防范措施做到位，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被感染的。不懂不知才会感觉害怕。”
　　后来，监狱方邀请外面的卫生专家，对全监狱干警作了这方面的知识普及，现在其他监区的干警们都已理解并支持“第八监区”的工作，交流起来再也没有丝毫隔阂的感觉。
　　3年来，“第八监区”共平稳收押罪犯800余人，分流康复罪犯200余人，先后获得2014年度上海市司法局司法行政工作集体嘉奖、2015年度上海市司法行政工作先进集体；　监区还涌现出了监狱劳教系统全国先进个人、“三牛”警官徐树年、教育质量年全国先进个人徐建民等。
　　在改造肺结核康复罪犯方面，“第八监区”没有任何经验可供借鉴，只能摸石子过河，不断探索、总结。他们发现这些罪犯在生理和心理上有“两差”和“四强”，即身体健康状况差、劳动能力差；健康需求心理强、恐惧心理强、猜忌心理强和抵触心理强。
　　一般而言，身体上的康复相对容易一些，只要按照医生的治疗方案全程用药，有的短期内通过6～9个月治疗就会痊愈，疗效高达98%，复发率低于2%。“第八监区”成立至今，从未发生过1起康复罪犯肺结核复发的病例。
　　但许多康复罪犯心理上的包袱很难放下，比如，担心自己受到歧视，担心自己哪方面做得不好，对周围的一些事情和言论特别敏感，容易引发抑郁情绪、暴力情绪和焦虑情绪。
　　有着焦躁情绪的康复罪犯互相之间容易发生争执，甚至争吵。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干警们根本来不及戴口罩，总是第一时间冲上去处理矛盾和纠纷。双方打嘴仗，唾沫星乱飞，身处中间位置的干警难以避免地受到来自双方的“口水攻击”，这让他们有些哭笑不得。但这是工作，也是责任，他们从来没有回避过。
　　“我们的干警在和肺结核康复罪犯谈心的时候，一般不会戴口罩，更不会穿防护服，否则会产生距离感，不利于他们的人生改造。尽管我们知道这样的谈话方式风险很大，但我们更需要谈话效果”，徐树年对记者说，“当然，我们也会适当做一些防护措施，比如，交谈的时候让对方坐在下风头，或者双方谈话方向成90度位置，这样，唾沫就不会飞到我们的身上。”
　　第八监区的干警们用真诚感动了肺结核康复罪犯。监区成立至今，未发生一起肺结核病传染事件。

　　重新点燃的希望

　　请停下我们的凌乱脚步，回头看曾经已走过的路。别再让迷惘成新生束缚，弃旧迎新是感人的音符。……新生路为我们抚平创伤，给我们无穷力量。

　　这是“第八监区”肺结核康复罪犯们自己谱写的《新生路》，对他们来说，正是监区干警们的挽救，让他们的生命重新焕发了活力，也让一个个家庭重新点燃了希望。
　　所以，他们要歌唱，用歌声告别以前走过的路，拥抱人生，拥抱新生活；　他们要歌唱，用歌声赞美帮助过自己的监区干警，正是这批干警让他们“净形、净心、净体、净魂”。
　　有一名肺结核康复罪犯患有肿瘤疾病，本来他没放在心上，因为他的刑期只有一年三个月，只要咬咬牙就出去了，回到社会后再治疗也不迟。没想到，进入“第八监区”没多久，他的肿瘤越来越大，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的情绪变得异常低落，对未来的人生之路产生迷惘。
　　监区领导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将他送往医院检查。医院给出的治疗方案是必须予以手术切除。但麻烦来了，他的老家在四川大山深处，父母根本没有能力承担路上来回的费用，而他已离家多年，和家人的关系很一般，家人愿不愿意来上海都是个未知数。
　　有道是，办法还是比困难多，监区领导立即通过四川相关部门，联系到了罪犯的父亲，并想方设法为这位父亲来上海办理手术签字手续筹集差旅费用。当这名罪犯见到父亲的一刹那，眼泪流了下来。2015年12月中旬，这名罪犯在监狱总医院接受了手术，手术非常成功。当他醒来看到守护在一旁的干警时，千言万语无法表达他的感激之情。
　　在“第八监区”干警的眼里，肺结核康复罪犯既是病人，又是服刑人员，更是拥有各方面特长的“孩子”。“孩子”们展示出来的成绩是干警们的骄傲。
　　记者在监区参观罪犯监室的时候，副监区长黄建军兴奋地向记者介绍，监区里有读书小组、美术小组，罪犯进来后能通过各类兴趣活动增强自身修养，净化自己的灵魂。他一边说一边从活动室柜子里抱出一大叠书画作品，铺在桌子上给记者看，脸上现出骄傲之色，仿佛介绍的是自己孩子的作品一般。记者发现这些作品，手法上虽稍显稚嫩，但色彩丰富，立体质感强，确实令人赏心悦目。
　　正当大家赏析的时候，有人提出，这样的作品需要专业人士点评，才能让作者的艺术水平有所提高。但是，由谁来点评呢？又有谁愿意接受邀请进大墙提供辅导，敢和肺结核康复罪犯面对面点评呢？刚才还一脸兴奋的黄建军不由地沉默了下来。
　　是的，小到书画点评，大到社会帮教，肺结核康复罪犯在大墙内需要接受多种形式的改造，回归社会后更需要广大社会的帮助和扶持，一切的一切，离不开心与心的沟通，人与人的真诚面对。如果整个社会都愿意接纳和帮助这样的群体，那么，“第八监区”的改造工作将会轻松许多，改造成果肯定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