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科促会牵线促科技成果转化 十余年激活数百项“沉睡”成果
市政协综合楼四楼一侧,几间办公室,十来人的工作团队在忙碌着。就在这不起眼的办公楼里,上海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会当了十余年“红娘”,激活了数百项“沉睡”在高校实验室的科研成果,救活了数百家陷入困境的中小微企业。
有关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科技成果转化率大约25%左右,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大量科技成果被束之高阁。另一方面,许多企业因缺乏创新能力而死水一潭。“从各类科技转化中心到小型技术服务中介,桥梁纽带虽不少,但不能缺了‘公益’组织。”科促会会长王荣华说,科促会正是在科技成果转化“链条”上,补上了“公益”这一块。
做科技行业的“公益人”
若不是与应用技术学院搭上线,一度濒临破产的上海树脂厂很难重振雄风。在科促会“难题招标”的平台上,该企业将一直只能采用间歇式、试验性生产二苯基高温硫化硅橡胶产品的问题,拿出来进行技术招标,应用技术学院应标后经过两年攻关,研发出新技术,使得企业产品销售额与利润实现1000%增长,老国企得以“新生”,并一跃成为“高新技术企业”。
类似案例不少,不少企业负责人感慨:市场很灵敏,但市场也很“无情”,在最困难时,通过市场中介解决难题的路子往往行不通。科促会第一副会长周鹤龄告诉记者,找到他们的技术难题通常是企业在行业内无法解决的,“就算我们找到专家能解决,过程也需要很长时间。这样慢工出细活的事,以营利为目的的中介公司是不愿意做的。”
令人困扰的还有市场环境问题。“说白了,就是诚信问题。”一名参与应标的教授说,对专家和企业来讲,大机构门槛高,小中介又不放心,同时高昂的收费也令他们却步。
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是一个长路径、长流程的事业,其间投入大、风险高,容易“断链”。成立于2003年的科促会主动承接起了这一“断链”。他们通过《联盟计划》向中小微企业征集技术难题,公开招标,并组织高校和科研院所携带技术成果前来接标,形成需求互补。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近10年来《联盟计划》向企业招标1117项,其中457项获得资助。截至今年4月底,已有280个项目通过验收。其次是通过《助推计划》,将高校的成果向企业转化。两年来,已组织专家对高校推荐的130多个项目予以遴选、评审,最终确定42个项目,累计技术转移金额近2000万元。
以“公益”凝聚专家责任感
算不算没事找事,是不是跟市场抢跑道?科促会工作人员肯定地说,即便是成熟的市场,公益性科技中介也是不可或缺的。
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美国、德国等市场体系发达的国家,都有强大的社会组织来承担科技转化功能。比如德国弗朗霍夫研究促进协会,不仅是经济界所需的技术、工艺创新研发项目的承担者,还是德国技术转移工作重要的前沿阵地。据介绍,弗朗霍夫研究促进协会的服务模式包括与大学及科研机构展开密切合作,在高校基础研究和产业技术需求间架起桥梁,同时自觉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最新科研成果和科技服务。
公益性社团组织由于地位超脱,易于联合各方,集聚社会资源,更能有效搭建平台。“做公益性社会组织,科促会有优势。”王荣华说,科促会业务主管单位是市政协办公厅,利用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科促会成立了专家委员会,先后聘任专家376名,其中历届政协委员占50%以上,两院院士19名。这批专家为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和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评审、论证、咨询、会诊等服务,并承担课题调研。
“专家是我们的志愿者,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他们参与这项有意义的工作。”王荣华说,“公益性社会组织发展的关键之一,就是要借助外部力量,把大量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团结凝聚起来。”
成熟后交给市场来做
“公益先行,并非包揽一切。”科促会副会长张其标说,“科促会成立之初就有宗旨,是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补充。”所谓“补充”,在科促会工作团队看来,就是做市场机构兴趣不大的“源头”和“孵化”。
2008年5月,科促会成立旗下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会,迄今已募集资金1650万元。近两年,《联盟计划》、《助推计划》分别与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市教委科发中心及奉贤等五区科委合作,筹集资助资金1366.85万元。
“市场机制失灵时,公益性社团组织正好承担,到进一步成熟,转给市场去做。”周鹤龄认为,公益性科技中介同时也应成为此类专业化机构和人员的孵化器。他希望创造一套制度、流程、运作方法,即便是市场化机构也可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