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网]赵思渊评《以竹为生》︱工业化是“工匠精神”的敌人吗？[图]

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落后，在其工业化的过程中就是越是更多地强调要重视工厂与企业的 大规模 。

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落后，由旨在增加新生的工业部门的资本供给（此外，还为它们提供更少分权化的以及具有更丰富信息量的企业指导）的特殊的制度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就越大。  

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就越是宣称这些因素的 强制性 与综合性。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  

工业化是一种意识形态吗？或者说，漫长且短暂的二十世纪中，工业化在中国社会与政治的演进中，是否曾经超出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范畴，成为决策者与舆论的一种价值判断？而这种价值判断，是否曾经改变了千百万普通人，尤其是今天视作“工匠精神”继承者的手工业者的命运？艾约博（Jacob Eyferth）2008年所著的《以竹为生》最近新译为中文，这本书中所欲探究的问题虽未必直击以上疑问，但他所描述的夹江造纸人的命运，却不能不引发我们这样的思考。  

今天的夹江县隶属乐山市，即使在四川，她也并非一个有名气的城市。这里依靠青衣江，如果以今天的旅游业的角度，大概只有“千佛岩”差可一观，但与不远处的乐山大佛相比，知名度仍然相差很多。今天在县城中尚有一座造纸文化博物馆，这座博物馆中，张大千占有相当显著的位置。据说，在抗战最艰苦的时代，张大千在大后方寻找能够媲美宣纸的书画纸张，最终，他找到了夹江纸。  

的确，早在清代，夹江纸已经是一种有名的商品，行销全国。商人称之为“夹宣”，也就是夹江的宣纸。这是个很奇怪的说法，因为宣纸本来是宣城纸的意思，两个相距遥远的城市由于造纸业联系在一起，如同今天中国的城市里充斥着“香榭丽舍”“第五大道”与“佛罗伦萨小镇”。实质上，“夹江纸”在当时的手工纸经销中常常是作为宣纸的一种较为便宜的替代品，品质当然也相对差一些，这就是“夹宣”说法的由来。  

看来，明清以来的夹江县经济、文化并非一流，甚至夹江纸也并非中国造纸业的第一流水准。那么，夹江造纸人的故事值得我们倾听吗？其动人之处何在？我们先来看艾约博在《绪论》中的两段叙述：  

（中国的精英们）从西欧和日本看到，国民经济由若干界限分明然而又彼此互补的领域组成。工业是主导部门，因为单有工业就能推动国家走向更美好的未来。这是通常的城市图景，其根基不在农民的家户，而是在大型的、机械化的工厂。相比之下，乡下是农民的所在地，他们为国家提供粮食，不能够也不应该在工业产品产出方面占据要位。这种将经济作为有所区分的城乡二元分野的视角并不能正确地描绘出真实的中国，但这在改变中国方面是一个强有力的药方。（第4页）  

技能的所在之地既非在严密封装的心智中，甚至也不在作为“在体知识”之容器的身体里，而是存在于有技能之人与周围环境之间的互动界面当中。……这一理论可以解释，夹江的造纸人如何在中断了将近二十年以后从散落在自然、社会和象征环境中的信息中让其技艺得以重生。这些信息来自诸多方面，如上了年纪的实践者所具有的身体记忆；竹林、作坊、工具的布局；关于谁应该做何种工作、如何组织工作团队、如何在性别和代际之间分派工作、如何同亲属与邻居进行合作等问题上的共同设想。支撑这一切的是一种对于社会与符号世界那种共有的、不言自明的、实在的理解，这指导着造纸人让他们的生意再度复兴。这些信息广泛地扩散在各种异质的介质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国家从来没有能够成功地将夹江造纸技能移植到夹江之外的地方；尽管造纸人对这一尝试积极支持，在夹江特有的社会的、文化的、物质上的支撑结构之外，他们的技能无法被成功地复制。（19页）  

艾约博从二十世纪夹江造纸人的经历中观察到的是，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与产业精英最近似乎才有所意识的一个事实：手艺与技能是无法大规模复制的，更无法被大机器生产替代。事实上，如果我们回顾还未曾远去的二十世纪中叶，大机器生产曾是不少中国知识精英与政治领袖的热切向往，大机器生产甚至被直接等同于工业化、现代化本身。与此相对的是，乡村被认为是一个纯粹的农业生产领域，乡村、农民似乎与商业、工业以及相关的知识、能力都完全隔离。正如艾约博所说，这并非“真实的中国”，却成为不少人对中国乡村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想象。艾约博在书里将张柠在《土地的黄昏》中的一段话作为这种想象的代表：  

农民十分依恋土地，土地就是家乡，他们自己就像稻谷，土地是他们生长的基础和死后的归宿。年纪大的农民住不惯城市的楼房，他们的理由很奇怪：“住在楼上不习惯，沾不到地气。”意思就是不能每天生活在泥土上。如果他们不是在潜意识里将自己当做植物，这种观念无论如何是不可理解的。事实上农民就是植物，就是土地，就是没有时间和历史的轮回。（第6页）  

事实上，这种论调对于中国知识界并不陌生。曾经，《河殇》就将中国文明化约为所谓“黄土文明”。这类观念中，乡村天然的是静止的、封闭的，“是没有时间和历史的轮回”。在确立了这种想象之后，知识精英就以乡村为对象，塑造自身“拯救苍生”的责任感，也就是打破、超越、改造这样的乡村。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降，知识精英有关农村改造的调查研究与文学创作中，这样的观念俯仰可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夹江造纸人的故事将破除有关中国乡村的偏狭想象。造纸人是一个复杂的，难以用工业-农业或城市-乡村予以区分的身份。造纸是一种手工业，但是这种手工业完全在乡村中进行，造纸工匠同时也是农民，纸作为一种价高量轻的商品，又使他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往来于各个集镇，出售货物，购买原料。乡村、制造业与商业网络，集合在造纸工匠身上。这样的混合身份可能难以按照现代产业经济拆分成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也只有在承认并理解中国乡村的这种复杂性之后，理解并解释“真实的中国”以及真实的中国乡村，才有可能开始。  

夹江及其所在的四川，是开始这样的追索的理想地域。六十年前，曾有一位顶尖的人类学家正是从四川的田野研究开始，构建了对于中国乡村与市场关系的基本解释，这个解释从此成为英文学术界研究中国乡村的提问起点。  

1942年，施坚雅（W. Skinner）在四川开始他的田野调查。从这里开始，他提出了经典的六边形差序市场模型。也正是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施坚雅的经典研究开始，市场被西方学术界视作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核心。  

对于四川乡村中的市场，施坚雅曾有一段描述：  

我曾和一个典型的农民家庭一起生活了三个月，他们的农场距一个称为高店子的集镇三里远，距另一个集镇牛市口五里远，三个月中，户主和他的妻子赶前一个集——他们的基层市场——一共四十六次，而对后者——他们的中间市场——只去了三次。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一种集期分布，只要每旬或每十二天中有一个中间市场集日不与基层市场的集期相冲突，就可以为农民进行中间交易的需求提供很大的余地。（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1998，34页）  

这样的田野经验帮助施坚雅建立如下假设：（1）那些仅是满足农民基本的消费需求与出售农产品需求的基层市场（standard market）是根据地理与交通条件均匀分布并且相互排斥的，施坚雅说，“大体上，尽管没有明确划分的界线，每个集镇都有一个清楚的可以意识到的区域，并把某些村庄中的居民看做它的基本顾客；反过来，这些村民也把它看做他们的镇”（施坚雅，1998，22页）；（2）市场网络与乡村社会是紧密结合的，村民的交往圈子与市场是重合的。用施坚雅的话说，一个村民“和这个市场体系各地的几乎所有成年人都有点头之交”。  

那么，艾约博从夹江看到的是怎样的景象呢？在艾约博看来，虽则施坚雅有关市场在社会中发展形成网络的分析至今仍然有效，但是，施坚雅研究中的村民个体似乎太过于服从市场原则而缺乏主观的、非理性的选择。一个村民一定会去离他（她）最近的集镇吗？艾约博从自己的田野经验中得出相反的看法，他认为，通常村民选择市场是非理性的（97页）。与此同时，艾约博还进一步强调，在他的田野点，“我的受访者们当中没有个人说在整个市场体系内的所有成年人是点头之交”（98页）。甚至，乡村与其所属的市镇之间还存在文化上的紧张关系。主要从事造纸业的石堰村属于基层市场马村的市场圈。石堰人每年在马村祭祀蔡伦，这显然是造纸业的行业祭祀，但马村本地人却从不祭祀蔡伦而是在金龙寺与川主寺举行年节仪式。双方由此在社会交往方面相互隔离，甚至有石堰人认为“马村和石堰是对头！”（100页）这样的乡村-市镇关系显然与施坚雅的设想相去甚远。  

施坚雅对四川乡村市场的描述中包含一个非常强烈的暗示，即，中国乡村的社会与社区是基于市场形成的，市场应当是观察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最基本单元。也正因此，施坚雅强调村民的生活、社交、婚姻等等都是围绕市场展开的。艾约博虽则同意施坚雅将市场置于理解中国乡村的中心位置，但艾约博更强调，市场中的行动也许是经济理性的，但人们形成社会与社区的过程却必然存在主观的选择以及与市场原则的分离。  

前文提及的马村蔡伦会的案例中，造纸匠人最重要的社会网络是围绕蔡伦会形成的祭祀网络，这个社会网络的范围并不与他们的市场网络重合。蔡伦会的祭祀中，艾约博认为已经存在着社区自我管理与确定共同财产权利的意思。他所依据的主要是一通1836年的碑刻，碑刻记载了各地蔡伦会之间的关系：  

纸之为用广，纸之为利普。世以此为业，即世以此为利。食□□恩报，止得不奉蔡翁为神乎。嘉庆初年乡中前辈已塑有翁像于古佛寺。至道光之初，又刻翁像一尊为行神，以便抬历各乡□□祝之。兴后遂安置于观音寺。迄今春祁秋报，两处不废，累积神本银百有金，凡一切分公。尔等造纸为业，兴设蔡翁神会自是保本祁福之至意。人孰无心？岂不念生计之所由？始尽礼报赛。何处有会，即在何处庆祝。地虽异而会则同。（108页）  

艾约博认为碑刻中的内容显示了社区成员在思考哪些权利对于社区来说是合适的，因而可以“视为一篇关于财产权的论述”，也“暗示着若干权利，例如创建自我管理组织的权利”。艾约博的确从祭祀组织中看到了超出施坚雅基于市场推论的社区形成过程。但是，这里出现的蔡伦会，就其组织方式与根本原则来说，似乎并未超出弗里德曼（M. Freedman）在华南宗族研究中所发现的那种披着宗族外衣的控产机构（coorporation）。因此碑刻中所说的“世以此为业，即世以此为利”以及“凡一切分公”到底有多大的“共同财产权利”的意思，可能还需要更多考量。  

基于非市场原则形成的社会网络也会影响市场的运转。清代以来，不仅在夹江，整个四川的工商业中都存在着普遍的长期借贷关系，也即“预货”习惯。订货方会先将货款支付给生产者，实际运作中，这种借贷关系并非一次性的，而是长期维持，生产者通常长期欠债，交易的双方都将此视作常态，甚至借贷方都认为不应当强制要求生产者还债。在夹江的造纸匠人和商人看来，长期的债务关系同时意味着稳定的信用和充分的“人情”，“信贷被拒绝比长期借款还要糟糕得多”，因为这意味着自己在市场中是没有信用、没有“人情”的。  

在没有现代银行业参与的情况下，这也许是市场能够良好运转的有效机制。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学家开始观察这里的借贷与金融时，他们对此十分惊讶，并将这种债务关系视作“无耻商贩对无知纸匠的剥削。”（119页）经济学家认为手工造纸业已经在外国机器纸的冲击下衰落了，商人又在“剥削”造纸匠人，因此手工造纸业必须被全面改革。  

在刘湘统治四川的时代，经济学家建议，应当首先派专家到当地研究、记录生产方法，然后由专家研究改进生产工艺的方法，再将这些方法传授给生产者。但在艾约博看来，这种工业改革，“专家从槽户口中套取生产知识，然后移交给一众外行专家，仅此而已”（123页）。事实上，从三十到四十年代，手工造纸的生产规模在提高而非下降，生产者还研发出了手工制造新闻纸的技术。抗战开始后，夹江的造纸业在整个大后方的纸张供应中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949年之后，全面工业改造的热情继续高涨。从五十年代开始，对造纸业的改造聚焦于集体化与机械化，实质也就是要建立大机器生产的造纸业。但与此同时，乡村中的造纸匠人的身份仍然是“农民”，他们建立农会而非工会，在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中，也按照农民对待。这又不能不在造纸业的改造中造成某种紧张。这个过程中，的确有一些匠人进入工厂，成为工业纸张生产中的工人，但更多的造纸匠人变成了纯粹从事农业的农民，以多种经营维持的生计与社会网络，退回到基于农业生产的生活网络。  

1978年之后，以家庭为单位的造纸生产悄然重新恢复。1978年4月，李先念批示应当扶持国画纸的生产，保证其合理价格。夹江的手工造纸业由此迎来新的契机。一些小型机械，新的发酵药物，也都引入到手工纸生产中。这些家庭作坊从未排斥技术革新。直到最近十几年，手工造纸业的命运越来越清晰了，这个行业不会成为造纸业的主流，甚至因为其生产规模无法进一步扩大，也未成为夹江的支柱产业（今天夹江的支柱产业是瓷砖制造）。但是，手工纸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纸张生产中的一个活跃的细分领域，始终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造纸匠人经历了大机器生产的工业改造与城乡二元管理带来的压力，也经历了新的商业与资本浪潮，但是，他们始终凭借自己的手艺与“技能”，在市场与社会中寻找立足之地。曾经的集体工场日渐荒废，造纸匠人仍在自己的家庭中代代传递“技能”与生存之道。  

将手工纸生产改造为大机器生产的努力为何失败了？手工纸生产为何始终以家庭为单位，保持着长久的生命力？艾约博将注意力集中到纸张的生产过程。对手工纸的生产来说，最核心的因素是什么？是技能。不论手工业者或研究者都这样认为。  

夹江造纸业在二十世纪的遭遇已经显示出，大机器生产在后发展国家中常常变成一种浪漫化的意识形态，大机器生产被等同于工业化甚至现代化本身。这又制造出新的荒悖的情况：手工造纸业被强行拆分成两个部分，其“配方”和技术工人被纳入大机器生产，其他劳力则被强行返回农业领域，有机的变成无机的，“技能”不见了。但是，二十世纪的历史经验告诉人们更多的是：大机器生产虽则必然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基石，手工业与大机器生产却并非替代关系。手工业生产在个性化消费领域保持着长久的活力。在所谓工业4.0时代已被宣告到来之时，由个性化消费引领的这些制造业在整个工业中的意义也就更应当认真思考了。  

来源：澎湃新闻网 2017.08.28  

原文： 赵思渊评《以竹为生》︱工业化是“工匠精神”的敌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