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品先：汉语被挤出科学，还是科学融入汉语？

　　新年伊始，学术界内部的一场讨论，迅速引发了不同学科背景学者之间的百家争鸣——在“高大上”的科技界，英语独大，汉语的地位却日渐式微。长此以往，中国会不会步上印度的后尘，方块文字被排挤在科学之外?
　　这场讨论的发起者是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汪品先。很多发生在高等教育界和科技界的现象，让他感到忧心。比如，国内学者最新的科研成果用英语发表；大学理工科教学日益青睐英语……
　　有意思的是，随着“汉语在科学界或受排挤”的议题横空出世，来自学界的争议挺大，持反对意见的也不少。各路专家纷纷摆事实、讲道理，虽观点各异，但学界有一心声却是共通的：不管科学研究的工具语言是英还是汉，但面向大众的科普，推进汉语是必须的！　　

　　■汪品先 （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
　　2010年，当中国GDP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位的时候，SCI论文数目也上升到世界第二位。虽说数量不等于质量，无论如何标志着科学水平的上升，而且中国科学界的英语水平也有了空前的提高。回想30多年前科技文献全靠各系统的情报所翻译，外宾报告得请早年归国的老先生出来口译，抚今追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三十来年的科学进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际合作与交流，其载体就是英语。事实表明,英语水平和科学研究水平之间,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往往英语好的业务也比较好，这对于一些需要较多语言阐述的学科尤为明显。优质的研究成果用英语发表，高校的理科教学改用英语授课，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的主流趋势。但如果联想到孩子们出国留学的年龄越来越早，高级商场的英文招牌和广告越来越多，人们不禁会问：一场“去中国化”运动，是不是正在中国悄悄掀起？
　　中国的科学语言，会不会步印度的后尘？
　　当今世界，科学界全球英语化的趋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君不见曾经力图抵制的欧洲大陆国家，一个个相继接受了科学文献的英语化；而至今未能“并轨”的国家，比如我们北边的“老大哥”，科学园林正在逐渐凋谢。从科学发展看来，英语的全球化应当受到欢迎。百余年来历次“世界语”运动所没有做成的事，现在由英语来完成。英语成为全球性语言，“英国国旗无落日”代之以“英国语言无落日”，这是历史的产物，不容垢贬、也无须妒嫉。圣经里说各族人语言各异、交流受阻，是上帝对人类狂妄得想造“通天塔”的惩罚。假若果真如此，现在英语的全球化倒是这桩旷世奇冤的一种解脱。
　　三十多年来的发展，现在把中国领到了十字路口：中国科学界的英语化应当走到多远？在科学创新里还有没有汉语的地位？
　　可以预料，在看得见的将来中国的科学水平将和英语能力共同提高。如果提高的结果是高层的科学都用英语表达，那么未来中国的科学精英们也会像19世纪欧洲贵族用法文一样，即便在自己国内也将用英文进行交流。
　　这种预测用不着想象，因为早有先例，那就是印度。虽然有印地语作为母语，科学交流和优质教育都只用英语。会英语的人在印度只是少数，但这是上层社会包括科学界的正式语言。在大多数人并不接触科学的国家里，不失为一种与国际接轨的方式，印度之外还有不少亚洲国家同样采用这种模式。那么，中国科学语言的发展前景，会不会就是“印度化”？
　　
　　 通用语言的历史演变
　　如果放眼历史长河，也许答案并非如此：因为世界的“通用语言（Lingua franca）”是在演变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通用语”作为国际交流工具，拉丁文是罗马帝国的通用语；法文在20世纪早期之前，曾经是世界的“通用语”；而英文的全球化，是二次大战后美国建立全球优势后的产物。其实直到清朝早期的数百年间，汉字也曾是东亚文化圈的通用语。
　　科学界的交流语言，也是随着“通用语”而变化的。牛顿的论文是用拉丁文写的，爱因斯坦的论文是用德文写的，都不是英文。历史上通用语言都是随着国家兴衰而变化，科学界同样如此。相反，不以通用语发表的成果，就会被淹没，虽然也有可能被后人所追认。达·芬奇不仅是艺术家，也是科学家和发明家，但他用意大利文左手反写，数百年后才被解读。有人认为，现代科学创始人不是牛顿，是达·芬奇。只因他不会拉丁文，不会数学，也没上过大学而被忽视。理论物理学家埃托雷·马约拉纳在微中子质量上作了先驱研究，并提出马约拉纳方程式。但是他1932年文章是用意大利文写的，直到1966年才被美国物理学报介绍和评价，才使得“马约拉纳质量”、“马约拉纳中子”等名词开始流行。但毕竟意大利和英国同处欧洲、意大利文和英文同属印欧语系，相比之下中文和英文的差距大得多，以至中国历史上的科技贡献要等到20世纪由英国人李约瑟来“发现”。近代中国科学家用中文发表的成果中，也不乏先于国外的真知灼见，由于长期封闭和文字阻隔，至今仍然湮没在故纸堆中。
　　英文全球地位的奠定，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先有19世纪像达尔文那样科学奠基人的出现，后有二次大战后美国科学在全球的压倒优势。直到1980年代，相当一部分国际学报还是英、法、德语兼收，至少载有多个语种的摘要，与今天的清一色英语迥然不同。20世纪末以前，德国要求受其奖励的洪堡学者先学德语，后来也只能放弃，因为德国科学家自己就用英语。法国也许是抵制英语为时最久的国家，但是现在也允许学生用英语答辩毕业论文。
　　总之，通用语言的交替有着政治经济的背景，占有统治地位的民族也就占有语言的优势。纵观历史，语言文字也是有寿命的，通用语言的主导格局也在变化，只是变化缓慢，其交替的时间需要以世纪计算。当前英语的国际化，同样有其政治经济的背景。如果今后世界格局发生变化，你能保证英语的统治地位永远不会动摇吗？
　　
　　 科学创新与母语思考
　　当我们为英语全球化唱赞歌的时候，也不免产生一种担心：担心英语“独大”，会不会妨碍创新思维。
　　科学是世界性的，真理只有一条；但是走向真理的道路不应该只有一条，垄断不利于创新。对于中国来说，如何在全球交流的背景下，保持研究群体的独立性和研究方式的多样性，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大挑战。理想状态是既跟国际结合，又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春秋战国时的中国，或者现代的西欧，都是既相互交往、又各有特色。孔子在鲁国吃不开可以周游列国，芬兰在西欧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在学术上都是成功的例子。
　　现在我国有不少单位，从外国文献里找到题目立项，使用外国仪器进行分析，然后将取得的结果用外文在国外发表，获得SCI的高分以后再度申请立项。这种循环看起来也是科学的进步，但实际上是外国科学机构的一项“外包”业务。和经济一样，发展中国家除了原料输出还可以接受承包，其中包括脑力劳动，比如印度那样。美中不足就是缺乏创新，尤其是深层次的创新思维。外包不要求创新。
　　科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发展的关键在于创造性思考。科学思考有两类，一类具有重复性，可以是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重复，也可以是主体和受体的重复，这是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中最常见的类型，采用何种语言并不重要；而另一类是创造性思考，和艺术创作十分相似，在这里文化、语种的差别就特别突出。
　　科学家不论做研究还是过生活，运用的是同一个脑子、经历的是同一番生涯，两者不可分割。科学家不同于门岗，很难划清上下班的钟点，也不会将科学思考限制在办公室里。阿基米德的浮力原理，是在澡盆里发现的；欧阳修作文构思，是在“马上、枕上、厕上”，并不在书桌上。智慧的灵感犹如闪光，可以稍纵即逝。据说通用电气公司研究大楼的楼梯口都摆有纸笔，让研究人员可以随时记下突发的思想。
　　具有突破性的科学思考，和文艺思考之间在创造性上并没有界限。这种思考要求联想、类比，决不以本学科为限。西方科学家喜欢用一幅漫画或者一则幻想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喜欢把自己的发现和神话挂钩。奥地利的休斯用希腊女神命名已经消失的古大洋，叫做“特底斯洋”；英国德洛夫洛克把地球系统比作希腊的大地女神，提出了“盖娅”学说。欧洲学者能够从传统文化里汲取营养，为科学创新做出了贡献，难道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创造性科学思考就没有用处？
　　语言是有深度的，越早学的语言扎根越深。“少小离家”的人，默念数字时用的还是家乡话；学习多种语言的人，学得越晚的语种忘得越快。科学语言归根结底来自生活、来自文化，而母语就是本国文化的载体。联合国规定2月21日为国际母语日，就是要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曼德拉说过：“你用一个人懂得的语言与他交谈，你的话进入他的大脑。你用一个人的母语与他交谈，你的话深入他的内心。”创新思维发自内心。科学创新的深层次思考需要文化滋养，而母语文化就是最近的源泉，最有可能带来创新的火花。
　　
　　 方块文字前途之争
　　讨论中国科学家的母语，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方块字。方块汉字的前途，是我国知识界争论的百年话题。“五四”运动后推行白话文、拟定注音字母，进一步的主张就是废除方块字、实行拼音化。从历史角度看，世界上的象形文字、表意文字均已消亡，只剩下汉语一支独苗；从科学角度看，国际上的主要成果，无不采用拼音文字表达。因此可不可以说：方块汉字必然淘汰，不确定的只是时间的早晚？
　　对于汉语字的批评，首先来自其复杂难学，历史上只为少数人所掌握，因此鲁迅先生把汉字比作“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然而60年来的实践表明：通过汉字简化和义务教育，汉字完全可以为大众所掌握，本身并不是造成文盲的主要原因；相反，中国方言之间的差距不亚于一些欧洲语种的区别，方块汉字正是跨越方言阻隔的桥梁，是几千年民族统一发展的产物，也是维系民族统一的纽带。
　　时至今日，废除方块字的主张不再活跃，流行的一种观点是方块字不适用于科学表达，不如拼音文字那样逻辑分明，因此汉字可以用来传承文化、而不适用于发展科学。其实这里混淆了科学发展的传统背景和语言载体本身的特色。国人撰写的学术论文，无论用的是中文还是英文，往往有着论证不严、逻辑不清的毛病，这里既有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利于科学发展的遗传病，也有在近代封闭条件下形成而至今不能自觉的恶习惯。文字无辜，这些毛病不该记在文字头上。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各种文字的前途提供了重新排队的机会。对于二进制的计算机编码，一个汉字只相当于两个拼音字母。汉字承载的信息量远大于拼音文字，同一个文本，汉字的篇幅最短，汉字输入计算机的速度也最快。在世界各国的语言中，汉字的数字发音是最简单的。同时，汉字具有直观的优势，发展到书法艺术还可以提供感情的表达。尤为重要的是汉字信息熵最高，有限数量的方块字经过搭配，可以构成无限多的新词；而依靠拼音字母的英文，需要不断制造新的单词才能表达不断出现的新概念。因此，汉字常用的只有几千字，而英语的词汇量早已超过40万，在应对新概念大量涌现的科学发展中并无优势。我们尤其不应该忘记，汉语是世界上最大的语种，是超过14亿人用的母语，而以英语为母语的不过4亿人。在科学局限于欧美的年代里，绝大多数中国人与科学无缘，汉语与科学很少发生关系。随着中国科学的发展和普及，随着世界科学力量布局的变化，为什么最多人使用的语言，就不该用作科学的载体？
　　语言是文化传承的主角，以汉语作为载体的中华文化，在科学创新中应当具有潜在的优势。一种文化能够保持几千年而不衰，其中必有原因。值得参考的是犹太族，三千年历史有两千年流离失散，却始终坚守着犹太教和希伯来文，正是在外界压力下形成了犹太人对知识和智慧的重视，才能以一千多万的人口，赢得了世界四分之一的诺贝尔奖。华夏文化同样具有尊重知识和智慧的传统，是不是也在深处蕴藏着科学创新的基因，从而也有问鼎世界科学顶峰的前景？
　　
　　 双语教育和东方文化
　　上面说的都是汉语的优点，但这绝不意味着对英语看轻。事实上中国今天的科学创新，必须在更好掌握英文的前提下进行,提高英语水平仍然是中国科技界的当务之急。本文主张的“双语”要求，只是针对一定职业的人群，其中科学工作者首当其冲。但是学外语不能满足于所谓的“专业英语”，而是要深入到生活里去，直到用外语做梦，才能在国际科学交流中游弋自如。
　　在英语全球化的当今世界，说汉语的人并不享有优势，因为汉语和印欧语系的差别实在太大。我们要比人家至少用加倍的力气去学习语言，即便学成以后撰写文章，还常常被要求“请英语作母语的人修改文字”。但是从三十年来出国留学生的业绩看，我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完全具有掌握双语的能力。外国人会的我们也会，外国人不会的我们还会，这样才能立足国外。我们在语言上吃的亏，应当用母语文化的优势去弥补，因为这正是他们的不足。近年来随着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全球化，“双语”和“多语”的需求日益加强。有人认为，左右两个大脑半球各所分工，既会方块字、又会拼音字可以发挥两个半球的作用。据说会双语的人反应更加灵敏，老年痴呆症也会推迟。甚至有人说：“只会一种语言，是21世纪的文盲”。
　　对于中国人来说，本国文字的传承具有特殊意义，因为这涉及汉字文化圈的前途。用汉字写字、用筷子吃饭，是几百年前日本、越南、朝鲜等东亚国家和中国形成的共同传统，可以看成东亚文化圈的标志。她代表着当今世界上两大文明系统之一，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东方文化”。东西方文化差异不但在我国热议了至少百余年，也是长期以来东西方学者的共同话题。从莱布尼茨对“二进制”与阴阳八卦的比较，到日本教授写的《寿司科学和汉堡包科学》，都是对东西方思维的探讨。值得注意的是东方思维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潜力。中国人着重整体性思维，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个体和观察事物；西方人擅长个体性思维，从个体上把握整体，对某一个体作精密的逻辑分析。在现代科学建立的早期，从个体分析入手才是发展的正确途径；到现在进入科学集成、系统研究的新阶段，会不会为偏重整体思考的东方文化，正在提供一显身手的新时机？
　　
　　 开辟创新的第二战场
　　当今的汉语和科学，似乎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关系：为了当前加快科学发展，最好甩掉汉语,全盘英语化；但是从历史尺度着眼，又不该将汉语排除在科学之外。
　　在科学领域里，汉语面临两种前景：或者是逐渐被挤出科学，只是保留在初等教育和低档科普中继续使用；或者是将先进科学融入汉语，使汉语成为英文之外，世界科学交流的第二个平台。换句话说，就是以汉语为载体，开辟科学创新的第二战场。
　　国际的学术交流也和经济一样，国家之间并不平等。发展中国家的科学界受到水平和条件的限制，输出的无非是本地的科学数据和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品；而这些原料和初级产品的“深加工”，几乎全都在发达国家进行，产生出影响重大的学术成果。
　　三十年来，中国研究成果的水平显著提升，少部分研究工作已经达到或者逼近“深加工”的高度，但是整体上并没有摆脱“发展中国家”的模式。如果说中国的GDP达到世界第二反映了经济实力，那么世界第二的SCI论文数，决不可以解释为科学研究也已经高踞国际前列，中国的科学界还正面临着向“深加工”方向转型的重大任务。和经济战线一样，这种转型要求在加强“外贸”的同时也要扩大“内需”，建成既有国际交流、又能相对独立的“内贸市场”。物质产品的媒介是货币，交换智力产品的媒介就是语言。如果我们在用美元扩大国际贸易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用人民币结算，那么在用英文加强国际交流的同时，是不是也应当考虑将汉语用作交流语言？
　　打造汉语为载体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有着相当广阔的空间。国际顶级学报上有不少华人的名字，以国外单位署名发表文章，他们完全可以请进来用中文交流。中国科学的继续发展，是世界华人用汉语交流的原动力。近年来不少专业都在以不同形式和规模开展汉语的高层次学术交流会，收到了良好效果。经验表明，用汉语的直接交流特别有利于学科交叉，有利于新兴方向的引入，有利于青年学者视野的开拓。
　　当前学术刊物“英高中低”的现状是历史产物，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根本改变。但是可以根据学科的不同，有选择地打造高水平的双语刊物，拓展国内外的影响。就像发展产业要有“孵化器”一样，中文平台可以为一些新生的科学思想提供“保护圈”，经过检验和培养后再去国际“闯荡”，免得一些挑战国际主流观点的新思路胎死腹中。此外，当前“知识爆炸”的形势下，介于论文和教科书之间的国际综述刊物越办越多，其实我国学术界格外需要这种高档次的中文综述文章，不过这必须是学科带头人亲自动手，将国际文献融会贯通以后针对我国读者撰写出来的学术珍品。
　　可以想象，如果我国的科学研究还能继续发展二十年，一批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成果必将脱颖而出。如果我们同时也能坚持汉语在科学创新中的地位，就会呈现出一种崭新的局面：一些最初在国内提出的新观点，随后引起国际学术界的热烈议论；一些最初用中文发表的新概念，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广为流传。发展的结果，必然是科学的精华渗入汉语，使汉语文化获得新生，并且产生出国际瞩目的新型文学和科普作品。近年来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国际影响正在扩大，但这种影响不应当限于太极易经和孔孟经书，它更应当反映现代的中国文化，而高科技的高含量正是当代文化的鲜明特色。
　　对于一百年后的世界交流语言,今天谁也没有本事预测，可以肯定的只是信息技术发展将有深刻影响。“图文字”的拓展和人工智能对翻译的贡献，必将使不同语种之间的交流愈加容易，而不见得会有一种语言“一统天下”。我们希望，百年之后的国际语言交流中，华语将会获得重要的发言权。
　　最后让我们回到本文的主要议题：汉语被挤出科学，还是主动把科学融入汉语？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想给刻苦学习英语的青年们泼冷水。恰恰相反，我们想告诉年轻人的是：如果你真想从事科学研究，那除了学好英文外别无选择。所不同的是希望年轻人能够更上一层楼，成为具有双语能力、拥有东西方双重文化底蕴的人，通过科学去促进华夏振兴，而不是蹒跚在世界科学村头，邯郸学步、东施效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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