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中华汉英大词典》主编陆谷孙：好词典的第一要素是查得率高

“与学院派不同，我顽固地认为，词典的第一要素是查得率，没有其他方面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查得率是一个很低级的要求，但是符合了最广大读者的需求。”

提到陆谷孙教授，就连复旦第九宿舍的小区保安单师傅也知道他在编一本词典，“老人家真的不容易，年纪这么大还在操劳，身体也不是太好。”采访持续了两个小时，临近结束，陆教授频繁地掏出纸巾，捂着嘴一阵阵咳嗽。“我现在的感觉是如履薄冰，不知道为什么，自信心越来越稀缺，可能跟年龄也有关系。”《中华汉英大词典》（上）出版的日子越来越近，这位从不忌惮英语的主编不时也有焦虑，但更多的是苦尽甘来的期待，“一直在黑暗隧道里爬行的编者们即将看到洞口的光亮。”

文汇报：听说您编词典时常会陷入“走火入魔”的状态。

陆谷孙：去年此时生了一场病，被送进重症监护室，4月份出院，5月份又改起了《中华汉英大词典》的校样。看到纸上密密麻麻的修改标记，整个人都像在跟所剩无多的时间（borrowed time）赛跑。我的名言是 “Secret of success is indifference to success”（成功的秘诀就是不在乎成功）。过去编《英汉大词典》的时候就盼着赶快弄出来，每天看完12页校样成了强迫症。谁会妄想成功？白天在社科院上完班，由交通车送回复旦，这时脑子已经不好使了。进了家门，先灌上几口白兰地，滑润一下紧绷的神经继续看校样。等到阿姨做好饭，胃口也没了，需要芥末来刺激自己。咖啡、香烟也是如影随形，苦是苦了点，但总算把词典的校样全部看过一遍。现在不行了，只能采取“撒胡椒”的方法，因为没有足够的精力去通读整本词典。

文汇报：完成《英汉大词典》已属不易，再编《中华汉英大词典》算是自讨苦吃了吧？

陆谷孙：1991年，我通过谢希德校长介绍，认识了香港著名人士安子介。见面时，他就跟我讲，梁实秋、林语堂编完了英汉字典又去编汉英词典，你也应该这样做。这番话勾起了我一点小小的虚荣心。当时《英汉大词典》的编纂工作已经全部结束，我觉得时机也挺合适。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与我的国外见闻有关。上世纪80年代，初出国门的我在英国、美国、加拿大逛华文书店时注意到一个现象——外汉字典的销售情况并不好，而有意购买汉外字典的外国人倒不少。但是书架上的汉外字典要么种类稀少，要么内容过时（“文革”后期），让许多顾客无从选择。我想让这本《中华汉英大词典》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传统与文化，比如“万福”跟“叩头”有什么不同，“清明”为什么又叫“百六”（冬至后106天）。除了读音和字义，还要让他们了解一点汉字的形训，比如宝贝的“宝”，屋顶下面有玉，这是简体字，而过去的繁体字“寶”就更复杂了——屋里有缸，缸里藏着玉和钱。

文汇报：如此说来，《中华汉英大词典》的目标受众主要是外国人。

陆谷孙：至少在我的潜意识里，说起汉英词典，首先想到的是外国人，早期不是有传教士把华英字典叫作《西儒耳目资》吗？当然，我们同时也考虑到年轻一辈的中国读者，就算他们不认识古字、古词，还有一些舶来专业术语，但是通过汉语词条所对应的英语解释，说不定还能有助于对本族语的认知。名言、熟语、谚语、歇后语等等，可以用来补一补传统中华文化方面的缺陷。理想的设计是，《中华汉英大词典》可能也应该派生不同的用途，一本在手就能解决多方面的问题。

文汇报：与词典打了半辈子交道，您是如何来判定一本词典的优劣？

陆谷孙：与学院派不同，我顽固地认为，词典的第一要素是查得率，没有其他方面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任凭你把学术性、科学性、创新性说得天花乱坠，一旦多数词条查不到，人们立刻对这本词典失去信心。反过来，如果能在待查的10个词语中找到八九个，那么读者与编者双方都会感到很满足。我这样说是回归常识，而生活中有太多方面需要回归常识。查得率是一个很低级的要求，但是符合了最广大读者的需求。有人做过统计，我们过去编的《英汉大词典》在“中国使用最多的书籍”中排名第24位，其中较有人缘的原因之一，我归结于查得率高。当然释义是否精准，例证是否丰瞻，也很重要。

文汇报：求学和治学这么多年，您对于其他汉英词典的印象如何？

陆谷孙：我在复旦求学的时候，曾在学校图书馆借阅传教士马礼逊编的字典，其中难免有误译的地方，断句取例出问题，比较多一些，但已经相当不错了。对于作者本人，我也非常钦佩，特别是那种信仰的力量和牺牲精神。今年我们出版《中华汉英大词典》也算是给汉英字典在华编印200年的一种纪念。我以前用得比较多的是吴景荣主编的北外一本，后来的程镇球《新时代汉英大词典》和吴光华的《汉英大词典》也都用过；此外，还有林语堂的《当代汉英词典》，他的释义拿捏得很准。至于梁实秋，后来台湾远东集团的浦老板还曾邀我修订《远东汉英大辞典》，出于多种原因，事情没有做成。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周有光先生的一篇文章，他把马修斯（1931）、林语堂（1972）、外研社（1978）以及夏威夷大学的德范克（1996）所编的四本汉英词典称为“四座里程碑”。

文汇报：想当初，《英汉大词典》的编辑阵容可谓是卧虎藏龙，那么《中华汉英大词典》呢？

陆谷孙：《英汉大词典》一开始聚集了108将，那时候刚刚打倒“四人帮”，“五七干校”还没有取消，谁要是不愿去干校，就可来编字典。后来改革开放了，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于是慢慢都离开了。编到最后，也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只剩下17个人，老弱病残，苦撑苦度罢了。在筹备《中华汉英大词典》时，很难再找人和我一起干到底。而我的愿望是有人精力旺盛，知识储备胜于鄙人或大致相当，年纪小20岁，那样的人即使只有个位数，词典的水准就不用担心了。这部汉英词典，在摸索、试错以后的若干年，直到本世纪才正式启动编纂，而集中力量做事的话，大概也就是那么六七年的工夫。现在的这份参编人员名单凡51子，但是来来去去，而且个个都是兼职。

文汇报：《中华汉英大词典》一定有它的独到之处？ 陆谷孙：语词部分主要参考《汉语大词典》，百科以及准百科性的内容来自《辞海》，因此一大特点就是杂。古词、新词都有，前者甚至超过了约四分之一的份量。举个例子，“般尔”是鲁班（名公输般）加王尔，意指能工巧匠，但我本人并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编写就是学习。又比如“暗九”，一旦生日逢九的倍数，旧时的人往往要去庙里烧香，诸如此类的民俗还有很多。从中医穴位到阴阳八卦，我们都有介绍，查阅词典就是一个温故而知新的过程。除了兼顾时间轴上的远和近，我们还吸收了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华人的外来词，使其成为汉语里面一个共核部分，借助英文翻译让大家培养认同感。何乐而不为呢？比如台湾人说的“博爱椅”（priority seating，内地译作“老弱病残孕专座”），香港的“大声公”（bullhorn，内地译作“手提式扩音器”）。此外还有近年风靡起来的“待饮爱心咖啡”（suspended coffee），即多付一杯咖啡的钱，留待其他贫困人士享用（不知境外如何翻译？），等等。

文汇报：兼收并蓄不等于来者不拒吧？

陆谷孙：在收词方面，我们的范围比《汉语大词典》广，门槛相对要低，容忍度则高一点。比如方言里讲的“打八刀”（把“分”字上下拆开），就是离婚的意思；一些台湾人说的“贝戈戈”，其实是“贱”的繁体字左右拆分。俗的词条也是有尺度的。语言不可能全都是干干净净表达正能量的，里面肯定有所谓的渣滓。最近我就加了一条“闭上你的臭嘴”（按字母读出syfu，即shutyourf—kup），但是这种例子极少，那几个四字母词，能不出来就不出来。不可能编一本《五十度灰》那样的词典吧？《中华汉英大词典》尽管收入了“自慰器”这个词条，但白描式的色情、吸毒是坚决不碰的，我们自觉地给自己拉了两根警戒线。

文汇报：您在前言提到了美国的一个中文词库，称其为原初的始发点。

陆谷孙：这个说来话长。在“乒乓外交”以前，美国人要了解中国的情况，包括文字语言方面。华盛顿的一些美籍华人与教中文的美国人组成过一个叫做Chinese -English Translation Assistance的团队，专门收集中文报刊的词语，还包括日本和台湾的中文字典，形成了一个电子档案。中美建交后，他们觉得用处不大，就联系了我们，希望从里面挑一些有用的词语，编一本词典。后来对方未能促成此事，就把这份档案送给了我们。实际上这是一份原始的素材汇集，意义不是特别大。我们还参考了香港的Livac语料库，在比照、核对两岸三地汉语用词时获得了大量权威性的数据。

文汇报：编汉英词典的先决条件是英语过硬，这种本事是否就体现在释义和例证？

陆谷孙：释义最难做到的是，一方面保留汉语的原汁原味，另一方面尊重译入语的表达习惯。在两者之中寻找一个最佳折冲平衡点。有时做到了等值，“杀猪一样地叫起来”（squeal like a stuck pig）；有时或多数时间却不行，这就要求我们在翻译时尽可能地追求准确和精细，或曰考究，比如“吹胡子，瞪眼睛”，能直译吗？只能译作“with foamin gire”之类。又如“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我们有好几个译法，譬如stupid hilarious response to duplicity，我喜欢这个翻译。《中华汉英大词典》的例证主要是短语，但冷不丁会冒出一个长句，这些都是编者读书摘来的。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即英语的语言现象和语言事实在先，把它翻译成汉语后再加入到这本词典中，形成了英语的释义。比如我们翻译的“凫空”一词，大家在电视上都见过这项极限运动，但说起“sky diving”往往在中文里“夹心”，因为找不到对应的汉语。记得在编《英汉大词典》时也进行过类似的“造词”试验，我想把“pizza”翻译成“皮杂饼”，读音和字义双双接近，因为上面什么都有，土豆、香肠、芝士……多形象啊，可惜没有人听我的。就算行不通，我还是想去试试。

文汇报：释义如何精益求精，您的说法是“超越等值”与“漾溢”。

陆谷孙：在我看来，英汉、汉英词典的翻译，其要点不是搭桥，建桥是定点（frompointto point）的，而翻译宜像直升机一样，飞过文化障碍后，寻找一个地貌与出发地基本相符的目的地再降落。简言之：飞越，抵达。比如我翻译的“小蒋在许多方面继承了老子的衣钵”，“衣钵”直译就是mantle，不过我想到的是“Jiang the Jr is his father’s son in many ways”,这就是我所向往的“目的地”。在没有上下文语境的词典中引入“漾溢”与“超越等值”的概念，无非是给自己增加难度，但是做到了会很开心。（有兴趣的读者可读这部词典的前言。）

文汇报：您常说编词典是遗憾的艺术，《中华汉英大词典》能避免吗？

陆谷孙：不能。手头的《征求意见本》我看了150页，发现问题还不少，比如在commmon sense、Great Britain前面加上“the”就是硬伤。从第一稿开始，每次都是想办法改一点、再改一点。庆幸的是，我们还有时间修改。如果问我编这本词典有什么遗憾的话，庞杂可能会成为未来读者找茬的一个handle（把柄）。有好多词条是重复的，我们往往是有闻即录。比如“白日见鬼”与“白昼见鬼”、“百孔千疮”与“千疮百孔”，这样一来，词条就会泛滥，统计数字也会增加，全书臃肿，希望第二版想个瘦身的办法。其次，中国读者可能对我们的排列法感到不习惯——先是拉丁字母的音素，然后是汉字的声调，这实际上是二元法，导致形状一样的汉字分散在词典的不同角落。于外国读者而言却有好处。外国人学汉语，主要的问题是四声不分，非北京人学普通话（譬如鄙人）也会碰到相同的问题。上月举行的第33届巴黎语言博览会，来自法国里昂第三大学的一个文学博士是中国通，就为四声挠头，其原话是：“就我个人来说，困难的可能是声调，最大的困难到现在也还是两个三声的中文字连读，就变成了二声和三声。”

文汇报：有学者表示，上海话中的“囡”，注音应该是“nuan”，而非现在默认的“nan”。

陆谷孙：其实“nuan”音也非忠实描记沪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方言词条的注音与当地读音有相当大的距离，怎么办？方言学家也许有办法。我们是黔驴技穷，只能暂从普通话，先把方块字对付完再说。更何况“十里不同音”，汉语方言太复杂了。

文汇报：也有人提出，叫《中华汉英大辞典》更加贴切。

陆谷孙：可能是一种命名的惯性。其实我也觉得“辞典”要比“词典”好，因为它包括了字、词、语，还有百科性质的内容。我还希望封面设计弄得好看一点，别动不动就是大红底版加金龙。就我个人而论，《英汉大词典》第二版的封面是我最满意的。

文汇报：我看到您在校样的左上角写了一句“对不起”，这是为什么？

陆谷孙：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与遗憾，总归还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毕竟参与的人多，直到第三、四次，修改还是密密麻麻。这让我有点不好意思，老是改来改去，原编者觉我讨厌，更给排版公司添麻烦了。“文革”期间，我编《新英汉词典》的时候还是铅字排印，我因为修改校样太多而遭到了工宣队的训斥。可是不改的话，纵容错漏等于把词典扔到了历史的垃圾堆。后来他们让我去端铅字字盘，在宝兴路的商务厂，体会一下劳动的艰辛。话说回来，要不是这样无休止的改和加，《新英汉》后来能累计售出一千万册吗？书编成之后，重要的是复旦出版社得找个强大的海外发行伙伴，汉文部分简体改繁体时，别出“尼克松”变成“尼克鬆”、“皇后”变成“皇後”之类的笑话，销售做得更给力些。

文汇报：最后一个问题，编词典算是学术研究吗？

陆谷孙：这一点我也很困惑，似乎受众面太广的都不是学术。通俗地讲，就是大多数人看不懂的，少数专家就懂，而越是小众，往往越容易进入高精尖、高大上的排外式俱乐部，接地气的就不行。编纂词典不能作为科研成果，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参与编写的人员不能藉此评职称，但是写一篇譬如关于词典查得率的论文，出个所谓的田野调查问卷（我一直反对“田野调查”的译法），列些数据，大概反倒可以视为学术成果了。殊不知，编纂词典同样涉及理论问题，而受益者又多得多。搞学术研究的本身，可能无时无刻不在查词典吧，否则哪会把“斧正”写作“扶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