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程兆奇：追忆津田道夫先生

　　日前收到新一期《人权与教育》，见封面的要目中没了津田先生的名字，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立即翻到编后记，果然第一句话就是：“在本集的编辑过程中，本刊津田道夫主编、山田英造发行人因病去世……”。 

　　《人权与教育》是日本的一个小众左翼刊物。虽然刊物的主旨是维护残疾人教育权，但对日本的内政外交和各种社会问题也时有批判性的检讨。该刊创立于上世纪70年代初，除了每月一期简易的同名通讯外，正刊半年一期。作为一份同仁刊物，坚持数十年，很可见津田先生和他的同道的坚忍毅力。 

　　 特立独行的“非右非左”

　　我和津田先生相识较晚。上世纪90年代中，中国社科院的吴广义先生邀我一同去埼玉县久喜市拜访津田先生。当天津田先生在酒酣耳热之际，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和《国际歌》。一个静谧的小镇，又已到了午夜，我想未免打搅了四邻，便说是不是小些声？津田先生毫不理会地说“不管他”，边说还边呼起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以后和津田先生交往渐多，对于他的特立独行，对于他与拘谨、内向的普通日本人的大不同，有了更多的了解。有一次和津田先生散步，当穿过离家不远的墓地时，津田先生在一块书有“浅见真吉”的墓碑前一脚踢开了放着的一束花，看着我惊讶的神态，津田先生说这里面睡着的是他的“老头子”：“一个军国主义者”。津田先生批判“军国主义”一以贯之，在政治立场上和他父亲站在对立面，在年近八十时还编了一本以他父亲日记为批判对象的叫做《一个军国教师的日记》的书。我问津田先生花是谁送的？他说是他的“笨蛋”弟弟。其弟毕业于东京大学，当时是千叶大学的教授。津田先生曾被日本共产党开除党籍，和身为日本共产党党员的弟弟素无交往，也站在对立面。所以津田先生虽是“左派”，和主流左派也格格不入。 

　　津田先生从年轻时参加学运到晚年还是“残疾人教育权实现会”的中坚，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运动”。同时他也是一个一辈子没有离开过书斋的学者。多年来收到过津田先生寄赠的大部头小册子不下二十余种，如77岁时出版的《国家和意志——从意志论读<资本论>和<法哲学>》，80岁以后修订的《国分一太郎——作为抵抗的生活连接的运动》、《回想中野重治》，为昭和时期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三浦务编辑的《三浦务的意志论集——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欠缺之处》。这些书因为大多在我的关注点之外，收到后都成了束之高阁的“藏书”。 

　 　实证研究不能替代感情记忆

　　我和津田先生研究的交集是南京大屠杀。90年代末，多次陪同东史郎先生来华忏悔的刘燕子女士来电，希望一同翻译津田先生的《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当时我对日本所谓的“南京事件”的争论还是留意的，但仅仅是“旁观”，并没有深究的打算。回过头来看，不知不觉踏入检讨的行列，翻译津田先生此书是一个因缘。 

　　《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在日本相关书籍中是相当特殊的一种。日本屠杀、虚构、中间三派有关南京大屠杀之争，无论所争是“多少”，还是“有无”，都和事实有关。津田先生认为南京大屠杀为实不言而喻，所以他认为这种争论“没有意义”。津田先生讨论的是“日本大众”的责任。津田先生不同意南京暴行——扩而大之整个战争——的责任只应由“一小撮军国主义者”承担，而“日本大众”也是“受害者”的流行说法。他在该书中详细论述了日本大众精于算计的“利己主义”、“虚无主义”以及混杂着“天皇崇拜”、“鄙中情绪”的特殊的“精神构造”，强调战时日本大众与其说是“受害者”，还不如说是战争的推波助澜者，所以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津田先生不仅对日本大众，对天皇更是持议极严，认为日本侵华是在“圣战”的名义下进行的，所以“天皇至少要负道德上的责任是毋庸置疑的”。津田先生的严厉态度，难为“日本大众”接受可以想见。较难理解的是在大方向上看似一致的日本主流左翼何以对津田先生此书也视而不见。笠原十九司先生是继全世界最早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洞富雄先生之后，对南京大屠杀研究贡献最多的屠杀派学者，他的《南京事件论争史》近300页，却只字不提津田先生此书。如果不从“门户”的角度看，“考据”和“义理”的不同，或者说不仅是“说什么”同时也关乎“怎么说”的原因当然是有的。但津田先生认为他和屠杀派中的学院派还是有原则性的分歧，津田先生不止一次对我说：“笠原他们以‘南京事件’代替‘南京大屠杀’是不行的，这是‘大是大非’，不是单纯的名词问题，这点上他们比洞先生是后退了。” 

　　津田先生所说的不单是名词问题，我也有过一次被“棒喝”的经历。2007年8月23日《朝日新闻》以《南京事件议论再燃》为题，做了一个包括中日两方有关情况的“70周年”特别报道，中方部分主要是介绍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证明南京审判结论的困难。 

　　当天中午，津田道夫先生来电，口气严峻，第一句话就是“我打这个电话不是为了批判你”。津田先生在电话中说：“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不是‘学术’可以解决的。我也不相信南京审判的结论都符合实际，但应看到日本军队在中国做了太多坏事，除了直接的死难者，更多的是无数中国家庭的生活基盘被摧毁，这种无数的悲剧是无法量化的。就像如果美国对广岛、长崎死亡者数字提出疑问一定会引起日本民众的愤怒一样。所以在这件事上中国人民说什么就是什么！”这其实是津田先生早已向我表示过的一贯态度。我当时回答的大意是：我做的是史学的工作，与先生所说不是同一层面的事。当晚，津田先生又来电，语气已平缓，说他不否认实证研究的价值，只是实证研究不能替代感情记忆。后来他在《作为感情记忆的三十万·南京大屠杀》（《人权与教育》2007年11月10日总第407号）一文中谈到此事，还特别说：“作为感情记忆的三十万和作为实证研究的工作在他的思想内面是统一的。”我想津田先生这样说与其说是好意，不如说是让我不要走得太远的“希望”。 

　　虽然，我一直以为在70余年后的今天，史学工作者应该有权把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来研究，但津田先生对于战争反省之彻底还是令人由衷地感佩。值此津田道夫先生离世之际，我觉得对于这样一位一辈子都在和日本右翼斗争的友人，我们应该致以特别的敬意。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文汇报》 2015.04.16 第07版 

原文： 追忆津田道夫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