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勋：李克强调研金融系统透露5大重要信息

　　周子勋

　　继去年4月中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考察国开行和工商银行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金融调控在新常态下要有新举措后，今年6月20日，他又一次来到金融系统——建设银行、央行考察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李克强表示，近一年以来，国内金融形势总体实现平稳运行，但当前国内一些地区和产业发展仍面临较大困难。对此，要继续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加强与积极财政政策等的协调配合，增强灵活性和针对性，注重预调微调，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

　　李克强指出，要更大力度推动解决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民营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引导商业银行满足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的融资需求，助力民间投资。同时，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探索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转板机制，发展服务中小企业的区域性股权市场，促进债券市场健康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做好顶层设计，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方式，采取综合措施逐步降低非金融类企业杠杆率。要加强对跨市场、跨行业、跨机构交叉感染风险的监测、识别和预警，高度关注跨境资本异常流动，推进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有效遏制非法集资、非法金融活动。

　　在笔者看来，李克强总理此次考察金融系统有很强的针对性。从公开的调研内容来看，至少透露出以下几个重要信息，值得高度关注。

　　●当务之急是促进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

　　李克强强调，要“持续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不断深化金融领域各项改革”，意味着中央政府当前的重头工作依然是经济稳增长。稳增长需要加大投资力度，需要银行放贷。

　　当前，尽管我国经济运行平稳但经济增长依然乏力。其中，投资增速自2000年以来首次跌破了10%；消费市场虽然保持平稳发展，但距离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力，仍有很大差距；外贸出口自3月增长11.5%以来已连续两月负增长；工业增加值也只是微增。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结构性调整周期，驱动资金“脱虚入实”已成为金融工作的核心任务之一，而商业银行贷款高出历史水平的适度增长，既是一种手段，也是一种需要，更是一种必然。但是，贷款“放量高走”且表现出“脱实向虚”趋势的超常态增长，是危险信号。

　　这种“增长的危险”与商业银行利润导向异化或固化密切相关。利润主导异化或固化下的贷款“任性”与“冲动”，令我国金融生态的脆弱性大增。主要表现是：商业银行贷款对象的市场集中度越来越高，并与我国经济转型所内在要求的产业均衡性调整、行业分散性布局的大方向，产生程度不同的背离。中小微企业获取贷款更为艰难；商业银行贷款投放的市场“风险导向”长期策略，正不自觉地让位或者说麻醉于短期“利润增长”目标。贷款对象、期限、利率、币种等错配的状态加重并更为突出，阶段性利润成果很可能成为积累式的未来风险的代价；商业银行贷款总量加速扩张，伴随的却是实体经济配置效率的持续下降。

　　在全部贷款中，进入实体经济企业的贷款比重不断下降，已进入实体经济企业的贷款，单元式和结构性存量“板结”现象严重。新增贷款从实体经济企业回流虚拟市场惯性巨大，加重了市场泡沫；商业银行利润来源对贷款手段的依赖性越来越高，在资产总量快速增长趋势下，业务结构单一的矛盾更为突出。有相当部分中间业务收入，靠贷款利息收入的转移或再分配来支撑和完成。还有，商业银行风险基础机制和管控标准底线受到损毁。比如，为了少提取不良贷款拨备，增加利润，人为压低和调整不良贷款基数，对本该归入不良的贷款仍放在正常贷款中核算，或尽量减少高风险类别的不良贷款占比，形成并不真实的不良贷款数据。凡此种种，正在把商业银行的经营引向本末倒置、弃本求末的危险之路。

　　因此，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要取得成效，政策层面需要缓解银行对实体经济贷款的风险，包括优先补充资本的政策倾斜，否则政策恐怕无法落地。尽管长期放开金融准入管制是必然的政策取向，但短期夯实银行业根基才是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问题的先决条件。

　　●货币政策仍将保持稳健和中性适度

　　与早前央行发布的《201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及近日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2015年报》相比，李克强总理的考察在货币金融政策方面的表述似乎新意不多。对比之下，李克强总理的表态基本上与央行报告类似，显示政策基调并未发生转变。

　　但在实体经济下行压力仍大的情况下，不排除下半年政策调整的可能性。其中的关键点在于，“确保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从今年一季度经济数据看，经济增长依然处于范围区间。不过，若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继续回落，进一步偏离全年目标，下半年可能有更多宽松政策出台。

　　●扭转民间投资急剧下滑趋势是关键

　　今年前5个月，民间投资同比名义增长仅3.9%，其中5月民间投资同比增速只有1%左右。民间投资疲软显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体制改革仍有待大力强化。

　　有专家从五方面原因剖析民间投资增速缘何持续回落：一是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自1978年以来罕见的一轮长周期下行，且目前对于底在哪里较难判断；二是国有经济对民营经济和外资的挤出效应；三是国有企业的定位日益清晰和强化，但民营经济的定位却日益模糊与僵化；四是对民营投资临时性、救济性的特权措施没有达到实际效果；五是民营企业对进行中长期投资的信心开始弱化。

　　对此，李克强强调，引导商业银行满足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的融资需求，助力民间投资。而最近国务院也发布了《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这对于保障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对于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十分重要。

　　值得关注的是，民营资本正纷纷抱团发展财团经济。继2014年成立中民投后，一些省份也纷纷成立地方版“中民投”。如6月20日，由红豆集团、沙钢集团、协鑫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等11家民营企业发起设立，注册资本86亿元的江苏民营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财团经济”为平台，鼓励民营经济联手搞财团，通过财团方式来集约资本，发展民营经济，这种模式如果能推开，对于利用社会资本振兴经济，将起到显著作用。

　　●对金融部门的改革和发展提出新要求

　　比如加快完善债券市场改革是未来金融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

　　今年2月份，中国已经取消大部分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投资的配额限制，早前还宣布符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计划的基金公司不需要申请配额，初步解决了境外投资机构面临的额度制约。最近，央行决定自2016年6月15日起发布国债及其他债券收益率曲线，旨在反映在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各期限结构的到期收益率。

　　当前，随着欧盟、日本陆续开始实行负利率，加上英国脱欧风险加剧，全球资金进入“避险”模式，以至于全球国债收益率一片惨淡。与此相对的是，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年迄今已上涨至2.95%，是全球15大经济体中，可比国债收益率唯一上涨的国家。

　　中国应该抓住当前窗口机遇期，通过加速落实我国债券市场的相关改革，健全我国债券市场相关交易制度，对外充分展现改革的决心，吸引更多外资进入中国债券市场。外资大量进入不仅能促进我国债券市场健康发展，还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迈出更为坚实的一步。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已成重中之重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加速，部分过剩行业及其上下游企业的经营状况持续变差，企业违约所引发的信用风险，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金融机构面临的主要挑战。这种信用风险不仅体现在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攀升上，信托、证券、保险等其他金融机构的融资业务同样有信用风险上升的问题。此外，部分行业企业的债券违约可能性加大也是信用风险上升的体现。

　　据彭博数据，今年下半年，中国非金融类公司需要偿还2.2万亿元人民币（3410亿美元）债券，其中包括430亿元被中国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级低于AAA的债券。这一数字高于上半年的2万亿元人民币，违约风险继续加大。

　　而从债券市场近期表现来看，自4月出现大跌以来，尽管过去7周呈现上涨趋势，但主要集中于最高评级的债券上，未来随着第三季度一系列较低评级债券的集中到期，市场违约风险将会加大，以钢铁为主的产能过剩行业可能成为重灾区。因此，致力于“去杠杆”，管理金融风险，防范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已成重中之重。有报道称，鉴于种种原因，原本应在明年初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有可能提前在今夏举行。

　　（作者系《中国经济时报》社评理论部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