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晚报》：灾害社工中国不比外国差

    11月28日，第一批上海社工队的队长范斌再一次来到鲁甸，她重新踏进熟悉的帐篷，受灾群众就抱着她亲切喊“范大姐”。9月9日，范斌带着首批10名社工，在灰街子连续工作一个月，曾用两天时间走访了65个帐篷中的灾民，“大家有心里话都愿意和她说”，曾经接受过范斌专业哀伤辅导的灾民王新芝说。 　　

    先后参加过汶川地震和芦山地震评估，范斌近年来一直在呼吁将社会工作纳入国家救灾体系，“第一次以社工‘国家队’的形式参与灾后重建，相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应该说开了个好头。”　　 　　

    三支上海社工服务队，在鲁甸灾区都留下了极好的口碑，“灾民一看到上海社工的橙色衣服就亲切”，灰街子安置点临时党支部负责人赵宗平告诉记者。 　　

周星驰冷场《刘三姐》爆满 　 　

    记者：你刚到灰街子安置点时的第一印象是怎样的？ 　　

    范：刚到安置点，很多老人都坐在帐篷外面发呆，半天不说话，眼神呆滞。刚来的几天，我们还发现妇女打小孩的现象特别多，因为灾后妇女压力陡增，她没有心情去按照正常的方式教育小孩。　　 　　

    记者：发现了妇女打小孩的现象后，上海服务队用了什么办法处理？ 　　

    范：当时我们就有了做“妇女之家”的想法，不用单纯说教，而是把设立项目和生计结合起来。她们会发现你是真心来帮助她们的，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你骗不了她们。随着时间的积累，后来我每走到一户人家，她们都热情地把核桃拿出来，一把一把塞给你，你不收她们还不高兴，我就知道她们是真的接纳我们了。 　　

    记者：在灾区工作一个月，你最感动的事情是什么？ 　　

    范：我们发现了地震中失去儿子的王新芝并且进行了哀伤辅导，前后家访了8次，终于取得了想要的效果。告别那天，她捧着花椒在街口等了我一个多小时——她担心我找不到她家的帐篷，我自己那天也哭了，我感觉这样的感情回报，是无价之宝。 　　

    记者：能否举例说明，灾害社工的专业服务体现在哪里？ 　　

    范：比如需求评估，我们到灾区的前两天，做的工作就是需求评估。我们看到安置点晚上在放周星驰的喜剧片，但没什么人看，我们分析后认为灾民在这个时候没有心情去看这些嘻嘻哈哈的电影。经过专业的需求评估，我们发现这里人的文化需求依然停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于是我们现场下载了一些老电影比如《刘三姐》、《渡江侦察记》，结果放映当天，广场里挤满了四五百个人，没有一个人早退，当地的赵书记连说没想到。 　　

    还有就是大量的走访，两天里我们挨家挨户走了65户，我们每个人都晒得黑白分明。 　　

努力让自己不被需要 　　

    记者：除了你之外，第一批队员只有9人，却留下了8个项目，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范：相比过去几次参与灾后重建，这一次我的准备做得更充分，还没到鲁甸，我就了解每一个社工的特长和专业点。9个人做8个项目，别人都不相信，但我们真的做到了，而且每一个项目都很扎实，我认为这是因为团队建设的作用，让每个社工都找到自己适合的位置，都发挥最大的潜能。 　　

    最终，我们发现灾区人民离开我们也能够正常生活了，已经不需要社工了，社工的作用就达到了。 　　记者：云南本地的社工力量非常薄弱，你们是如何在工作中培养本地社工的？ 　　

    范：不培育当地的社工，社工服务和项目就不可能持续。而云南这边的社工，在地震之前几乎是一片空白，幸运的是当地新生的社工组织，比如安然公益事业联合会，他们都很认真、很用心学，我当然也倾囊相授，因为只有当地的社工组织才是永久的。当地的社工组织，对当地文化是天然的融入，灾民会很自然地把他们当成自己人，这是任何其他公益组织不能相比的。 　　

    记者：五支“国家队”即将离开鲁甸，你对于灾区接下来的社会工作，有没有担心？ 　　

    范：希望当地的社工组织能够把我们之前的努力尽可能承接下来，这一点我对他们有信心，我们还可以远程督导和培训，后续跟进。我担心的是，云南整个社会服务发育程度比较低，社会服务的生态环境还没建成，当地政府很多官员对社工的概念都还不够了解，还需要提升，只有政府的社工意识加强，当地的社工服务才能持久地做下去。 　　
    记者：从汶川到鲁甸，上海社工在不断参与救灾的过程中，获得了怎样的进步和发展？ 　　

    范：我认为这次在鲁甸最大的收获是项目化，通过项目化调动资源，所以这次才能够一个月做8个项目，这在汶川地震时是无法想象的，放在过去，我们可能是一个儿童项目，就要用9个人的力量来做。 　　

社工纳入救灾制度化体系

    记者：介绍一下你个人以社会工作身份参与国家救灾的经历？ 　　

    范：华东理工大学一直非常重视社会工作，是最早设立社会工作系的教育部直属院校之一。汶川地震时，我带领的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师生是第一支进入灾区的社工队，当时地方对什么是社工完全没有概念，以为就是志愿者，后来我带队在汶川做了一年，我们当时做的社区成为了“明星社区”，认同我们的人越来越多。后来我又参加了芦山地震的评估。 　　

    记者：公众对社工的认识还很模糊，很多人分不清社工与志愿者的区别，目前国际上的大型救灾行动中，社工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范：专业社工参与救灾，国际上早已不是新鲜事，在我国也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在灾害社工的工作中，我们有自信，我们做的不比国外的社工差，我们是可以和国际对话的。国外的灾害社工以非政府组织介入为主，社区营造做得比较好，但这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 　　  

    近年来，我们和国外的社工都在相互学习，比如汶川地震中，美国的社工就表示对服务者的支持很重要，所谓“照顾照顾者”，我们此后也越来越重视社工团队的建设。与此同时，国外的同行对中国的灾害社工也非常认可，每年我们都会有大量的机会交流。 　　

    记者：你一直在呼吁社会工作要纳入国家救灾体系，这次国家牵头多地参与的方式算不算完成了这个目标？ 　　

    范：就像民政部官员这次说的，鲁甸是一个试验田，这是第一次民政部牵头以国家队的形式介入灾后重建，我认为是很大的进步，开了一个好头。但以后的道路还要摸索，什么样的形式更好，我对未来是乐观的。 　　
    记者：你理想中的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社工参与灾害救援的模式是什么样的？ 　

    范：真正纳入救灾体系，社工要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最终让它制度化。这次虽然是由民政部牵头，但资金还是来自地方，更理想的模式，是未来由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来支撑社工参与国家救灾，社工服务要纳入整个社会福利体系当中。  

    原文来源：《新民晚报》 2014-11-30 | 作者：程绩

    原文链接：http://xmwb.xinmin.cn/xmwb/html/2014-11/30/content_15_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