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整版]中西学对撞下中国大学的探索[图]

从交大建校120年中的办学争论看中西学对撞下中国大学的探索

箫诗

中国第一所大学究竟是哪一所? 学界对此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因为，无论是上海的圣约翰书院还是京师同文馆，这些学校都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伴随着大学的发展，“西学”是否应该学，如何学，这些问题也一直存在争论。 

今年，上海交通大学迎来建校120周年，交大的前身———南洋公学在办学过程中，就始终面临了无法回避的难题:如何处理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这也令当时的掌校人煞费苦心。甲午战争前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与维新派的“全盘西化”，形成了两条不同的政治道路。盛宣怀1895年创办北洋大学堂，以西学为主，但1896年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时，则强调西学与中学要两者兼顾。《南洋公学章程》开宗明义:“公学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底为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 

盛宣怀对新式学堂寄予很大的希望，意欲为自己主管的矿山、铁路、财政、商务等洋务事业的兴旺发达培养所需人才，要求学生培养既要有深厚的中学功底，又要懂得西文西艺，通过大量引进西方科技知识，使学生毕业后具有普通学科专长，不至于如同旧式书院出来的儒生，仅会填词吟诗而已。 

中西学之争一度使办学风格摇摆不定

南洋公学在引进和采纳西学方面，最有成效的莫过于聘请福开森担任监院。福开森在规划学校校园建筑上采用西洋风格，更重要的是引入欧美国家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 

在福开森的推荐下，还有美国人薛来西、勒芬尔、乐提摩等一批外籍教师先后来公学任教。译书院开办期间，还有不少日本翻译任职书院。 

当时高年级所有课程除国文外，全部用英文讲授。设立的译书院翻译出版大量科技文化书籍，包括国外教科书等，这些都为学生了解西方文明打开了窗户。 

公学多方派遣学生出洋留学，也是盛宣怀希望尽快拥有一批掌握先进知识和技术的人才。盛宣怀办学思想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学以致用”，在公学中想方设法借鉴西方教育经验与办学模式，因为在他看来，“西人学以致用为本”。 

尽管如此，“中学”在公学的地位还是不可动摇。 

何嗣焜在1896年参观北洋大学堂后，感到学生“若没有扎实中文基础就有可能成为中国文化的装饰品，只有具备本国语言阅读和书写能力，才能使现代科学成为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正是因此，南洋公学规定，只招收那些经过严格国文考试合格的学生。 

盛宣怀主张从小学起就要“孝经四书预固其基”，唯恐造成“于西学未有入门发轫之功，而于中学已启拔本塞源之弊，群盲相引，实骇听闻”的局面。通过总结北洋大学堂的办学经验，他认为办学要取得成效，要真正学到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知识，“不导其源，则流不可得而清也;不正其基，则构不可得而固也。” 

为保证“中学”根底，何嗣焜首先聘请专攻经史的张焕纶担任中文总教习。由于监院福开森过分强调西学的重要性，在中西课程的教学安排上发生了争执。国文教习白作霖慷慨陈词，建议何嗣焜设法予以解决。1899年，何嗣焜重新公布奖励办法，强调奖励要“视中课、算学、英文三项积分而定。一项不及格者皆不奖”。改变过去只奖励西学优秀者的做法。从此入学考试也以这三门课为主。 

1899年7月，盛宣怀对期末考试193份中学试卷、290份西学试卷亲自阅评并确定奖励制度。在 《南洋公学章程》 中明确规定:“每周中西课的教学时间各得三日”，“上华课时禁止学生翻阅西文书籍”。中学、西学之间孰重孰轻的争议，甚至还影响到中外教师之间的关系。 

南洋公学作为洋务派后期代表人物盛宣怀储备新式人才的学校，一方面要引进西学，尽快培养一批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新型实用人才，另一方面又不能动摇封建社会根基，要坚持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 

他也常常在两者之间犹豫和徘徊，有时显得顾此失彼。直到1905年盛宣怀辞职，公学还没有固定的专业设置。 

但不管怎样，他“努力论证着中国固有文化可以通过采纳西学而增益新知，焕发生机”。 

盛宣怀对中国教育的贡献，主要是创办了我国最早的两所高等学校:天津的北洋大学堂和上海的南洋公学虽然时隔不到两年，但办学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北洋大学堂创办初，真正的掌管者是美国人丁家立，他完全仿照美国大学的办学模式办学。连福开森都称其为“最进步的教西学的学校”。 

南洋公学则强调中学为根基，西学为旨归，自始至终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孔孟之学作为办学的根基，任何时候不能动摇。在公学中主张以中学为本的总理何嗣焜、张元济，对福开森等强调西学的做法多少有些制约，而且福开森在公学时间只有四年，他离职后监院一职也取消。 

以西方教育为师也是先学日本再学欧美

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而学习西方又经历了由日本而欧美的转变。 

南洋公学时期主要以先行成功西化的日本为模仿对象，最初设立师范院、外院、中院、上院四院制度，都是模仿日本分层设学的学制体系；公学设立译书院和东文学堂，也是学自日本。改办工科后，因为欧美科技和工程教育远较日本发达，学校于是直接师法欧美。 

向西方学习，是唐文治主校时期的办学方针。他期望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来培养振兴国家的实业人才。 

清末民初，国内懂得工程技术并且能胜任高等工程教育的教师稀缺，因此不得不引进外籍教师。铁路、电机等工程专业课程主要依靠聘任外籍教员。专业课教师以美籍为主，约占到一半，就连附属中学也任用了不少外籍教员。 

洋教员“半边天”的师资结构，一直持续到20年代初，交通大学改组成立时才有了改变。当时，出国留学人员归国，特别是原先毕业于学校的留学生，如周厚坤、徐名材、杜光祖、裘维裕等于20年代初回到母校任教，逐渐取代了外籍教员。 

当时，随着铁路、电机专科的增设，校长唐文治意欲效法西方，增设学科，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工科大学。他一面呈请增设学科学额，扩大规模;一面致函我国驻欧美各国使馆，要求代索欧美各大学的章程，以资参考。法、英、美等国高等学校的办学章程及教学计划先后寄送到校，其中法国6册，英国18册，美国多达98册，成为学校参考西方各国教育制度之长的模本。 

教科书和参考书直接购自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等名校，就连附中也部分采用西方原版教科书，课堂讲授也用英语。 

20年代初改组交通大学后，学校继续秉承前人向西方学习的做法，甚至打算与欧美部分大学建立直接沟通交流的机制。 

此时，前监院福开森获悉美国麻省理工、哈佛大学拟在中国设立工程学院，认为设在交通大学最好不过，就将麻省草拟的办学章程寄送沪校主任张铸，这样部分交大毕业生可以同时成为麻省毕业生。 

叶恭绰与麻省理工学院及哈佛大学一度接洽，拟双方合作，各出资金，改进我国工程教育。1922年，经叶恭绰出面，学校又与巴黎大学联合向法国当局提议，以法国部分庚子退款，用于沟通文化教育。可惜这两项合作正在筹划实施之时，因叶恭绰去职、大学再次改组而中途夭折。 

此时，学校也开始结合我国学生特点、交通工业的实际情况等，开始努力促进西方教育的民族化。有些教授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编写中文教材。学校鼓励教师暑假外出考察中国实业，编写适应国情的教材。单管理学院就有一半课程采用了自编自著的中文教材。 

1930年代交大铜管乐队合照，前左一为钱学森

1920届学生的英文毕业证书

1930年代交大学生的理论化学实验室

唐文治与铁路专科班师生合影

1930年代的交大校园

1930年代的交大学生实验报告

全面学习苏联教育经验

1950年代，全国高校在进行院系调整的同时，还开展了全面的教学改革，即在教学制度方面全面地按照苏联经验进行改革，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 

1952年起，交通大学根据高等教育部统一部署，从专业设置、教学制度、教学方法、教学组织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实际的专业设置也按照苏联大学的模式进行。 

1952年院系调整后，交通大学基本按工艺、装备、产品及行业等，在7个系下设了27个专业、15个专修科。专业分得比较细，面也相对比较狭窄。如交大原来的机械系，学习苏联调整为机械制造、动力机械制造、运输起重机械制造3个系共17个专业。学校自此改变过去“通才教育”的培养模式，走上了按专业培养各类专门人才的道路。 

按照苏联的教育观点，教学计划是学校培养人才的“宪法”，具有高度的严肃性和计划性。不仅专业课程多，而且对教学进程、各门课程的学时数、周学时数、各教学环节的时数分配、每学期及寒暑假的起止日期等都有规定，安排得非常严密，对培养专业人才有固定的规格。 

建国前半个多世纪的高等学校，虽然办学宗旨、学校性质、校名、院系设置、管理机构、教师资格、学生修业年限等均由国家制定和管理;但具体的学校管理和教学、招生、考试等历来由学校自主进行，校长拥有较大的办学自主权，而学术管理则集中在教授会。 

此时，通过全面学习苏联高等教育经验，交大确立了新中国大学教育模式。 

为更好学习苏联教育经验，搞好教学改革，交通大学在高教部的安排下聘请苏联专家来校任教。从1953年至1959年先后到校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26人，苏联专家组组长阿·依·舒金还担任校长的顾问。 

在全面学习苏联的过程中，为了适应新的教学模式，交通大学的教师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据1952年统计显示:全校109名教授中，留学国外回来的有80人，占教授总人数的74%。其中留学美国者最多，有50人;其次分别是留学英国11人，留学德国10人;而留学苏联者仅1人。可见，不仅交大原有教学模式受欧美教育、尤其受美国教育的影响极大，学校教师亦大多接受过欧美教育的培养和熏陶。如今，要在极短的时间内熟悉和掌握苏联模式教学的各个环节，学习和运用俄语，熟练阅读各种苏联教材和教学资料，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1956年彭康校长与学校工作的八位苏联专家合影

国文教育造就高水平人才

欧阳圻      

120年前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千年之未有的大变局”中。在汹涌澎湃的“西学东渐”的大浪潮中，承担“国强必储才”使命的交通大学走在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最前列。 

在此过程中，交大以理工科见长的办学特色和优异成就得到了国内外教育界的公认，从而赢得了“东方MIT”(东方麻省理工) 的美誉。然而，因学西方而成立的大学也承受着中西方文化碰撞带来的困惑、煎熬与彷徨。其中，上海交通大学开展国文教育以化解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张力，成为交大人应对这一时代命题的自觉探索。 

“只熟谙西学的中国毕业生就是培养洋人”的争论中，大学探索中西学并重

1896年底，南洋公学开学在即，南洋公学主要筹备人、首任校长何嗣焜特意北上天津，前往同为盛宣怀创办的兄弟院校北洋大学堂“取经”。他细细考察了这所学堂的管理与教学后，发现北洋大学堂虽注重英语语言和专业技术教育，但学生的国文功底却不尽如人意，有的学生甚至连简单中文作文都不会写。 

原来，比南洋公学早一年设立的北洋大学堂为早日办成大学，在内地合格生源极有限的条件下，所招学生大多来自香港和上海的教会学校。这些学生普遍西学成绩较好，但中学基础偏弱。当时，有人义愤地说，该校“培养此等学生不啻培养洋人也”。 

这使何嗣焜很受触动，在主持南洋公学后，他专门向盛宣怀汇报商讨。他们均认为，如果没有国文功底，再好的学生也不具备成为栋梁人才的资格，进而他们对南洋公学今后的教学方向达成这样的共识———南洋公学要“中西学并重”。因此，南洋公学在历年招生时明文规定:中学未成者，虽精通西学西文，也一概不予录取。入学后，同样中学、西学功课并举，使得南洋公学初步形成了“中西学并重”的教学特色。 

“吾辈为中国之人，当有中国之常识”

在推行国文教育的进程中，交大老校长唐文治先生是一位关键人物。唐文治先生是近代著名国学大师，进士出身，官至晚清署理农工商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代理部长。面对“西学东渐”浪潮之下，文化教育界过分强调西学而轻视国学，唐文治忧心忡忡说:依照如此全盘西化的做法，再过十多年，全国难以找到善用本国文字者，到时候西学学得如何不得而知，而把本国文化先淘汰了! 他强调:“吾辈为中国之人，办中国之事，自当有中国之常识”。 

有鉴于此，唐文治掌校期间极其重视国文教育，到任不久后就重新修订学校章程，开宗明义地宣示办学宗旨:“本学堂分设高等科学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为宗旨，并极意注重中文以保国粹。” 

办学章程最能体现一所学校的办学方针与基本制度，以章程形式明确规定全校注重中文教育，体现出唐文治重视国文教育的极大决心，这当中“极意”两字又充分凸显出他对于国文教育的坚决态度。 

唐文治重视国文教育的用意有两点:一是努力运用本国语言文字来表述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引导科学教育走上本土化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以此为载体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以与科学教育互补。为此，他专设国文科，开国文大会，自编课本讲义，还亲自登台教授，演示读文法，即今人所称的“唐调”。在唐文治的大力倡行下，国文教育成为老交大的一大教学传统，形成了重视研习国文以及讲求道德教育的浓厚风气。 

清华北大入学要考潇洒的白话文，南方的交大、中央大学入学则先要过国文关

在老交大，无论是专科，还是附属中学、小学，招考新生时先考国文，不及格者不予录取。批改入学考卷时，如果有考生的国文成绩太差或不及格，其他试卷就不再批阅，考生也就失去了录取的希望。这一规定在当时执行很严格，一直延续到三四十年代。1930年代孙中山先生的孙子孙治平来报考交大，也因国文一科成绩不及格而未被录取，结果只得作为选科生来交大旁听。 

交大每年入学考试的国文试题，大体分作文、翻译、常识三大类，后两者注重从整体上测验国学的基本知识，难易适中，难度大、分值高的当属作文无疑。作文一般有二题，任选作一题，多为议论文题材，选题或在经史子集、诸子百家中择句取段，或有关时事政论主题，亦兼顾叙事题材。 

当时，北大、清华等大学是白话文的发祥地，出的题目 《梦游清华记》《我的衣服》 《雨天》 等，都是要写成潇洒的白话散文，才能得高分。而南方的交大、中央大学等，受到唐文治、梅光迪先生的影响，是主张写文言文策论或柳宗元式的游记才能得高分。 

对于交大国文入学考试的难易程度，考生们的“现身说法”最有发言权。1901年特班生彭清鹏追述说，他是经过初试、复试两场考试才被正式录取的，两场考试都考了国文，记得复试题目是“明夏良胜中庸衍义书后”及“请建陪都议”。考生们大多不知道第一题的出处，也不解其意，只得勉强完卷，自然难得高分。 

著名史学家戴逸先生曾说，1944年他投考交大的时候，国文题目是“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学生如果没有一点古文的基础，根本无从下手。他自小文史功底好，就写成一篇文言文，结果得以国文第一名录取。 

国文科、国文教师与课本

重视国文教育，使得交大造就了一批中西兼修、品学兼优的人才。1920年电机系毕业生、我国电讯先驱于润生对国文教育在校风上的影响予以高度评价。他说:“当时母校虽为研读现代工程技术之最高学府，而对于处世接物、修齐治平之道，以及中国文学结构与修辞之术，仍不断在同学脑海中孕育滋长。” 

浓厚的人文教育环境还影响了一些学子成长为文化界大家，如国学大家陈柱、朱东润、冯振、陈西滢，教育家孟宪承、廖世承，著名画家朱屺瞻，图书馆学家杜定友，以及著名新闻工作者、文化斗士邹韬奋等，这些人的文科基础基本上都是在学校求学期间奠定的。 

从小熟读经典的陆定一，坦诚投考交大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南洋属于交通部办理的学校，毕业后工作不愁;二是倾慕国学大师唐文治和学校高水平的国文教育。陆定一在交大读了中学四年，大学四年，学的是电机工程，但是浓郁的人文氛围让他打下扎实的国文功底。在交大毕业前夕，陆定一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投身革命。有一次陆定一对邓小平说，《古文观止》 还能背诵，邓小平不信，挑了一篇要他背，尽管交大毕业已有数十年，他竟然全文背了下来。邓小平为此赞赏他的古文功力，说《古文观止》 到你这儿就“观止”了!  

来源：《文汇报》 2016.04.08 第6版 文汇教育 

原文： 从交大建校120年中的办学争论看中西学对撞下中国大学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