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师大王正平教授谈职业道德:人人应做 人人能行

　　王正平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伦理学学科带头人，上海师范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副主编，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专家、中国教育伦理学会会长、中国环境伦理学会副会长。先后在美国波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巴黎大学等进行访学和学术研究。主持和完成全国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0余项，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并列一等奖1项和个人二等奖1项、三等奖4项。主要学术著作有:《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的跨学科研究》、《应用伦理学》、《现代伦理学》、《教育伦理学》、《中国传统道德论探微》等。学术译著有:《罗素文集》、《最终的安全》、《中国人的性格》、《快乐哲学》等。

　　□合理的职业道德属于“群众道德”范畴，体现的是每个从业人员作为社会成员对整个社会应当承担的一种基本道德义务，是“责任内的美德”。这种“责任内的美德”，不是高不可攀的，而是每个努力追求的人都能做到的

　　□当诚实守信的道德规范尚未在市场中真正确立起来，相互信任和恪守信约尚未成为一种道德风尚时，合同和契约在经济活动中的有效性不仅会大打折扣，而且常常会成为一种经营中的“灾难”，使一方或双方蒙受经济利益损失

　　爱因斯坦曾经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道德是人类全部价值的基础。”我们知道，构成人类文明基础的道德，大致可分为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婚姻道德。在整个社会道德的结构中，职业伦理道德处在最基础、最重要的层面。正因为如此，中央在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特别强调了我国当前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性。

　　 职业道德是社会文明标尺

　　职业道德，通常既指人们在社会职业劳动过程中所遵循的基本道德价值理念或原则，应当遵守的具体行为规范、准则、戒律，又指人们在职业劳动中的日常道德实践活动。各行各业良好的职业道德是社会经济活动有序运行的伦理保证，是人们日常生活安宁和幸福的精神基础。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一方面，社会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整个社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另一方面，社会原有的道德规范体系受到严峻挑战，一些人受到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的影响，在职业道德领域出现责任缺失、金钱至上、制假卖假、不讲诚信、损人利己等不良现象。这些现象所导致的市场无序、信任坍塌，损害着广大民众和社会公共利益。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正当我对国内职业道德处在无序状态深感忧虑之际，受邀去美国某大学当访问学者。在当地的一些所见所历，让我对什么是良好有序的商业道德印象深刻。

　　有一次，临近圣诞节，我到一家大超市去购物。因为过节，超市促销，开心果标明每英磅3.99美元，比平时便宜了好多，我一下子买了5磅。但在结账时，我看了一下清单，发现上面标的价格是每磅5.99美元。当我就此询问收银员时，她一边请我稍等一下，一边马上用对话机叫来了值班长。这位值班长快步跑到我的面前，谦恭有礼地向我问明了情况，马上跑步到远处的开心果货架看个虚实，又跑步到我的面前，说:“非常非常抱歉，是我们弄错了。开心果今天已经降价，但收银系统中电脑数据没有改。”他一面叫收银员小姐暂时停止开心果的销售，一面把我手里的购货清单拿回去，在上面签了几个字，交给收银员小姐。他转身对我说:“为了表达我们的真诚歉意，今天你在我们商店买的全部商品都免费赠送给你。祝你圣诞快乐。”当我走出超市时，心里着实为这家超市的商业诚信和营业人员的商业美德深深感动。

　　职业道德是衡量社会文明的尺度，是保持各行各业正常运作的道德底线。由于职业道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很多人都能直接接触和感受到，因此，它的好坏关系着人们对于社会良知和人性冷暖的评价。

　　 职业道德是“群众道德”

　　与其他社会道德形态相比，职业道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

　　从道德境界来看，职业道德居于社会道德的基础层面，建立在社会大多数成员一般道德觉悟水平基础之上。然而，它不是只有具有崇高道德境界的人才能自觉做到的“英雄道德”，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职业人员应当遵守的“群众道德”，是经过一定的教育、引导之后可以为不同道德觉悟层次的人们共同接受和认同的基础道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行各业广大从业人员的职业行为，不能仅靠少数人才能做到的“无私奉献”等“英雄道德”来感召或激励，因为能自觉履行超义务或超道德的人总是很少的。对于任何一个社会职业道德来说，需要有自己的“英雄道德”或“圣人道德”鼓舞，然而它们是一种“责任外的美德”。对于这种“责任外的美德”，大多数的人敬佩却不信仰，感动却难以行动，也不可能普遍履行。但是，合理的职业道德属于“群众道德”范畴，体现的是每个从业人员作为社会成员对整个社会应当承担的一种基本道德义务，是“责任内的美德”。这种“责任内的美德”，不是高不可攀的，而是每个努力追求的人都能做到的。

　　鲁迅先生说过:“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合理的职业道德，其实就应当是“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可以为全体职业人员普遍实行的群众性道德。在当下我国职业道德建设中，如果只热衷于“英雄道德”式的职业道德宣传和教育，而忽视“群众道德”式的职业道德建设，就如同建造大厦忙着盖金灿灿的屋顶而没有去扎扎实实地打基础。

　　从道德发展来看，职业道德具有历史继承性。由于职业道德是与每一职业劳动的特点紧密联系的，而职业劳动的一般目的、手段、职责和专业要求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中大致是相同的，因而不同时代职业道德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常常带有共通性。例如:孔子提倡师德，他主张，教师应当“仁者爱人”，热爱学生，“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无诲乎”；教师对待知识，要做到“学而不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对待学生，要做到“诲人不倦”，循循善诱；教师应当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如，我国唐代著名的医学家孙思邈，不仅精通医术，而且对医德有过精彩的论述。他在《大医精诚》中提出了医德修养的几个方面:临诊治病，要“先发大慈恻隐之心”；对病人，“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应“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面对病情，要“一心赴救”，“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对待同行，不能“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要谦虚为人，等等。这些流传千古的教师和医生的职业美德，对于今天仍有借鉴意义。我们今天的职业道德建设，应当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职业道德的优秀传统。

　　从道德性质上看，职业道德具有一定的人类共同性。尽管每一社会的职业道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核心道德价值理念的影响，但职业道德从根本上说比其他社会道德具有更多的人类普世性和共同性。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特定职业正常而有效的运行有着自己的特定规律，从而对人的道德素质和行为准则提出某些共同要求；另一方面，它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人类在道德领域的共同进步。例如:古希腊著名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提出，统治者的职业道德是“智慧”，武士的职业道德是“勇敢”，商人和工匠的职业道德是“节制”。“公正”则是各种职业人员共同遵守的道德原则，要求人们各行其是，各守本分。又如，当代许多发达国家在职业道德中倡导“诚实”、“责任”、“公正”、“效率”、“安全”、“平等”、“尊重”、“互利”、“敬业”、“守法”、“为公共利益服务”、“保护生态环境”等道德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这些都反映了人类道德的文明进步，同时也成为各国经济社会交往中的共同道德要求。正是由于职业道德具有人类共同性，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强职业道德建设过程中，要善于“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主动学习别的国家职业道德建设的有益经验。

　　 “道德无用论”是一种无知

　　有些人认为，现在是市场经济，搞经济活动主要是遵循价值规律。只要能把经济效益搞上去，讲不讲职业道德，讲什么道德都无所谓。这种“道德无用论”事实上是对职业道德重要作用的一种无知。

　　首先，职业道德是社会核心价值观在职业生活领域的具体化，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各行各业发展起根本价值导向作用。我们倡导的“公正”、“和谐”、“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职业道德建设的灵魂，也是各行各业职业道德的核心价值理念，是每个行业健康发展的道德基础和价值追求。每个职业怎样发展，是否对社会的整体发展有益，是否对社会绝大多数人有利，与倡导怎样的道德，追求怎样的道德价值目标息息相关。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在市场中有两个基本的因素在起作用。一是人的“利己心”，它刺激着人们在经济运作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一是人的“同情心”，它驱动人们在获得个人利益的同时，考虑他人与社会的利益。实践表明，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职业活动中，如果盲目地受价值规律和人的“利己心”支配，放弃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念的引领，不讲人的“同情心”即对他人和公共利益的考虑，就会使人唯利是图，违法乱纪，为追求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不惜牺牲他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那么整个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就会失去正确的道德价值目标。

　　其次，职业道德规范体系以具体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形式，向人们指明在职业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应当承担的道德责任与义务，调节市场经济中的利益矛盾，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亚当·斯密在1759年发表的《道德情操论》中指出:“自爱、自律、劳动习惯、诚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规范等，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在前往市场之前就必须拥有的。”市场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个体道德素养，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提供道德基础，而一定的道德规范，是维持市场经济正常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必需的行为准则。“社会市场经济”的创始人路德维奇·艾哈得曾说过，最自由的市场经济需要法制和道德行为规范，以约束自由，限定自由的内涵，从而间接保护各社会阶层和各个等级在国民生活中的正直劳动。职业道德规范在经济活动乃至整体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一般的、基本的内在道德信念，是人们评价行为是非善恶的基本价值尺度，构成人们的基本道德人格或良心；另一方面，它是人们外在的道德行为准则，成为人们在职业活动的整个过程中应当共同遵守的起码的道德规则，以保证社会经济活动有序进行。

　　第三，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合理的职业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是经济活动有效性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有效保障机制。比如在合同的履行上，既要有一定的经济制度来监督，又要有当事人的共同行为准则(道德规范)作基础。一切合同、契约的签订与履行，需要人们相互信任，对他人的行为规范有足够的“确信”。当诚实守信的道德规范尚未在市场中真正确立起来，相互信任和恪守信约尚未成为一种道德风尚时，合同和契约在经济活动中的有效性不仅会大打折扣，而且常常会成为一种经营中的“灾难”，使一方或双方蒙受经济利益损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曾经说过，自由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一个有效率的自由市场制度除了需要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合作、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人们共同遵守良善的行为准则才是经济上、道德上的明智选择。

　　 国外职业道德有效治理经验

　　当前，加强以职业道德为主要内容的社会道德治理，既要有“中国特色”，重视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开展职业道德建设经验的总结，又要有“世界眼光”，善于学习和借鉴国外发达国家职业道德建设的有益经验。我对国外发达国家的职业道德建设的经验研究了多年，虽然由于受到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传统的制约，我们不能照搬照抄，但许多国家职业道德治理的有效举措，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与借鉴。

　　其一，发挥企业(职业团体)在职业道德建设中的关键作用，把职业道德作为企业(职业团体)文化的核心。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绝大多数的公司企业、学校、研究机构、政府部门都用职业道德规范、职业道德申明、职业伦理准则等不同形式制定了自己的职业道德规范，并通过入职培训、在职教育、职业道德评价的方式，使从业人员明辨职业行为的道德是非善恶的界限，培养职业团体成员的工作责任意识与敬业精神。IBM公司员工的职业道德规范的第一项是“以极大的热情做你该做的事”，可口可乐公司的用人之道是“敬业至上”。韩国三星公司倡导“工作本身就是一种责任”。此外，许多大公司专门设有“企业伦理顾问”，专门负责本企业发展中的伦理导向和道德冲突事务的处理。企业(职业团体)只有真正重视职业道德建设，才具有向上发展的强劲动力。

　　其二，重视职业道德的行业道德自治，发挥行业组织自身在职业道德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职业道德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专业性强，因此西方发达国家都通过各个行业协会制定具体和有针对性的职业道德规范，对本行业的职业行为进行约束。如美国教育协会(NEA)迄今为止已经6次修订《职业伦理规范》，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并具有较高认同度和实效性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美国计算机协会(ACM)执行委员会为了规范从业者的道德行为，指明道德是非，表决了经过修订的《美国计算机协会(ACM)伦理与职业行为规范》。为了加强行业道德自律，许多行业协会还专门成立“道德委员会”，负责对行业协会成员职业道德的培训、监督和评价。行业职业道德既要维护企业和本行业的正当利益，又要维护社会整体和服务对象的利益，在实现职业道德自治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三，根植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点，倡导在职业劳动中彰显职业道德的内在精神。职业道德作为整个社会道德的基础组成部分，与每一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息息相关，职业道德建设必须继承和弘扬自己国家的优秀道德传统。比如在瑞士，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重视发扬“像钟表一样精细和准确”的做事精神，事事严格要求，力求把自己负责的工作做得最好。最近，我到瑞士进行了八天的交流考察，对此深有感触。在瑞士各地考察，常常每天要乘坐公交车、火车、轮船等多样交通工具，虽然初来乍到，只要按照一份“交通时刻表”，就都能准时到达和换乘，常常准确到分秒，为乘客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由此可见，优良的劳动产品和社会服务是优良的职业道德风尚最生动、最直观的体现。

　　丰富多彩的职业劳动和职业生活，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人们的职业伦理道德状况，决定着社会的道德风尚和道德文明的基本水准，并直接关系到各行各业的发展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职业道德是整个社会道德生活中最重要的基础道德，一个社会的公民道德建设需要首先从职业道德建设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