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春荣：德国，重拾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彻底反省纳粹罪行，让德国赢得了其他欧洲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信任、认同和尊重。应对欧债危机过程中，德国借助其经济实力进一步强化在欧洲的影响力，但是在安全事务和军事参与问题上，德国仍相对谨慎

　　曾是一个迟到、后起、四分五裂的国家，诗人席勒无奈地感叹：“德意志，它在哪里？我找不到那块地方”

　　与英法等老牌大国相比，德国是一个“迟到的”民族国家、一个后起的大国。1806年，在拿破仑大军的冲击下，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轰然倒塌。法军攻入柏林后，还劫走了勃兰登堡门上的胜利女神。当时的德意志土地上，最多时有360多个小邦国。诗人席勒无奈地感叹：“德意志，它在哪里？我找不到那块地方。”
　　分裂的状态严重束缚了经济的发展，导致德意志落后于因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兴起而成为霸权国家的英法两国。海涅曾在其著名的政治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中写道：“陆地属于法国人和俄国人，海洋属于英国人，只有在梦想的天国里，德意志才拥有无可争辩的权力。”
　　最终，普鲁士这个德意志内部实力最强大的邦国，承担起了统一德意志的使命。在19世纪初自上而下推动各个领域的治理改革，特别是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为最终实现政治统一打下了坚实基础。
　　1871年，铁血宰相俾斯麦在普法战争胜利后，在法国王宫建立起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统一后的德国强敌环伺，俾斯麦奉行克制隐忍的对外政策，当时人们用“五球游戏”来比喻俾斯麦小心翼翼地在英法德奥俄五大国之间维持着复杂而又微妙的平衡。和平的环境和卓越的教育为德国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71年到1914年间，德国经济出现爆发式增长，1880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法国；1910年，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强国。
　　1890年，年仅29岁的威廉二世罢黜与其政见不合的俾斯麦，推行“世界政策”，德国外交从克制隐忍转向全面扩张，最终使德国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在经历了短暂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魏玛共和国之后，希特勒又重蹈覆辙，最终导致德国的战败与分裂。

　　在欧盟的深化和扩大过程中，德国展示出不拘小节的大国魄力。两德统一后，德国影响力日益扩大

　　二战后的德国地缘政治十分被动：东方邻国是敌对的苏东集团，两个德国兄弟阋墙，处于冷战的最前线；西方邻国尤其是法国始终对其不信任。从联邦德国后来的发展来看，德国正是通过融入欧洲、让渡主权给欧盟，最终赢回了全部的主权，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德法和解是欧洲走向联合的前提和关键。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德法很好地实现了互补和平衡：德国经济实力强，政治和军事上表现克制；法国政治和军事实力强，经济实力则相对较弱。常常出现的情况是，虽然有的倡议来自德国，但最终作为两国共同倡议提出来，从而得到更多欧洲国家的认同。
　　在欧盟深化和扩大过程中，德国在许多方面展示出不拘小节的大国魄力，包括为欧盟各种开支埋单，被称为欧盟的“提款机”；为避免法国拒绝接纳英国，在农业补贴上对法国做出巨大让步；为了消除欧洲邻国尤其是法国的疑虑，毅然放弃德国马克，支持引入欧元等。
　　两德统一后，尤其是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领导人施罗德和默克尔执政以来，德国作为“觉醒的民族”影响力日益扩大。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国内问题带来的巨大挑战，尤其是对德国东部进行的改制和大幅财政援助，德国精英越发关注国内事务，德国外交与欧洲政策更注重追求本国的经济利益，例如，德国不愿再慷慨地担任欧盟的“提款机”，要求更加公正地分摊负担。

　　欧债危机将德国推向欧洲政治舞台的中心，在经历了“不情愿”到努力适应的转变后，德国开始主动谋求更大作为

　　欧债危机中德国经济一枝独秀，其在欧洲的领导力凸显是必然的。但历史的原因又让德国并不习惯在欧洲担任领导力量，因此，它表现出的更多是“不情愿”。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之初，德国选择置身事外。随着更多欧盟国家卷入债务危机，德国才不得不出手。默克尔总理清醒地指出，“欧元亡，欧洲亡”。
　　德国在欧债危机中的立场清晰地表明，德国失去了以往为欧洲团结无条件埋单的自觉性。欧盟国家尤其是南欧重债国家希望德国慷慨解囊，德国则把救助和改革捆绑在一起。德国要求重债国家实行紧缩政策，坚决反对通过财政扩张来解决危机，尤其严词拒绝引入欧元债券。法国与南欧国家对德国施加压力。德国虽然做出了某些妥协，但在原则性问题上依然不让步。正是在德国的坚持下，欧盟25国（除英国和捷克外）引入《财政契约》，加强了财政监管，并把债务刹车写入宪法或同一等级的法律中。2013年12月，默克尔再次当选联邦总理，这在欧洲其他国家领导人相继更迭的情况下令人瞩目，表明德国民众认同默克尔的危机应对之策。
　　德国目前正处在其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有迹象表明，德国已准备把自己的经济实力转换为政治影响力，积极参与国际秩序建构。这主要体现在德国安全政策的变化上。德国在战后始终恪守克制文化，即使在两德统一之后，政府也一直通过“支票外交”避免参与海外军事行动。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德国联邦国防军先后参与了科索沃和阿富汗等地的海外行动。在当前乌克兰以及克里米亚危机中，可以看到德国试图在国际和地区危机应对中发挥更大影响力。然而，由于“集体的历史记忆”，德国民众尤其反对把联邦国防军作为推行外交政策的一种手段。德国想要重拾大国雄心，不仅需要缩小其政治精英和民众在认识上的鸿沟，还要消除欧洲其他国家的怀疑和不安，并克服德国自身综合实力的局限等，这些都是德国走向全球大国躲不过的坎。
　　（作者为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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