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雪花落地

　　7月19日下午，张悦然见到了长篇小说《茧》的实体。她轻柔地托着这本杏黄色的小书，像揽着一个酣睡的婴儿。

　　这一刻，她心情平静。“从今天开始，它离开了我，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而存在。再见啦，《茧》。”

　　10天后，《茧》的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行，张悦然请来了余华和梁文道作为她的对谈嘉宾。谈话的题目是“80后的精神成长”———既是《茧》的小说主题，也是张悦然正在应对的写作命题。

　　 陪伴7年的长篇写作

　　张悦然34岁，住在北京，生活稳定，工作稳定，身材和颜值稳定。

　　一个雨天的上午，我们约在一家有机餐厅见面，她穿一件质地精良的深蓝色茧形连衣裙，坐在咖啡与肉桂卷慷慨的香气里，十分明丽。

　　“我发现还是写长篇更适合我，中篇和短篇到中后部你就想去怎么收梢，你要冲刺，要调整，朝着结尾奔去。长篇可以加入到你的生活中，你带着它生长，到结尾的时候你只需要冲刺一次。”

　　话虽这么说，张悦然在把长篇小说《茧》交给《收获》杂志编辑走走的时候，仍然没有想好结尾要怎么写。

　　那是在2016年初，张悦然决定完成这部陪伴了自己七年的小说。交稿前她临时写了个结尾，让小说中交谈了一夜的男女主人公从各自的讲述中抽离出来，两个声音交叠在一起，完成一场罪与罚的论辩。这一段写得不理想，但她暂时没有想到更好的结尾。

　　《茧》的初稿还是让走走很吃惊。2010年走走责编张悦然的第一个作品是长篇小说《誓鸟》，感觉她“天马行空，语言瑰丽，很会讲故事”，后来是《嫁衣》，再然后是《动物形状的烟火》和《天气预报今晚有雪》这几个聚焦都市男女爱情关系的中短篇，忽然出现了《茧》，截然不同。

　　“在年轻女作家这个群体里，张悦然罕见地关注社会性的重大历史事件给普通年轻人造成的后遗影响。”走走说，“她很有勇气，也许她在世人面前呈现的是她的短板，而放弃了她原本最擅长的东西；她可能会失去一部分读者，也可能得到更多读者，谁都不知道。”

　　小说到了《收获》主编程永新手里，他一口气看完，决定在最新一期(2016年第2期)发表。程永新说，他相信这部《茧》一定会改变人们对八零后作家的整体印象和评价。

　　 父亲的《钉子》

　　其实，《茧》的故事雏形，在张悦然很小的时候，便已伴随着她。

　　“这是一个我从我父亲那儿听来的故事：文革中，一个医院的头头被揪斗，不久人们发现他种种生理异状，再一检查，居然发现一颗钉子以精妙的手术手法嵌入在他的脑门中。这是谁干的？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父亲那时也只有十几岁，事是真事，就发生在他长大的那个医院家属大院。1977年，恢复高考，我父亲考上了大学，把这个故事写成一篇名为《钉子》的小说，寄到《上海文学》，本来都要发表了，后来说调子太灰，退回来了。但是他念念不忘，从我小时候起，就老听见他在说这个故事，以此说明他也是写过小说的。但我从未真正听进去。”

　　真正听进去，要等到2009年。那时，张悦然加入了中国作协，是北京作协的签约作家。在出版商眼中，张悦然这个名字依旧具有市场魔力，但她突然放缓了一本接一本出书的步伐，进入到一个“很长时间在别人眼里停滞不前”的阶段。因为工作量的要求，她主动放弃了与北京作协续约。

　　张悦然老感觉有些事情没想清楚。或许是她在越来越接近30岁的日子里，对自己的定位有些焦虑。她在一次访谈中说：“我写的东西和我想走的文学道路差得特别特别远。”在她自己的书架上，2001年到2006年之间出版的书一本都没留存，“害怕看到”。

　　公正地说，张悦然之前的小说都有着令人过目难忘的唯美与魔幻，都像空中花园一样悬浮着。现在她想下来，找不到梯子。

　　父亲讲述的故事就在这时进入了张悦然的视野，给了她立足之地。她开始想象这桩骇人罪案的背后，作案人与被害人之间有着怎样的纠葛，作案人真的从来没有被发现吗？假使有知情者，又将如何生活下去？被历史掩盖的真相会折磨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吗？时代更迭如洗，可人性的毒素是否会被清理干净？恶念会不会有一个潜伏期，借由什么契机再次发作？

　　一开始，这部小说与张悦然本人毫无关系，她只是贴着经验去写，非常谦卑，非常仔细，不再渴望宏大的叙事。她写到了90年代流行过的服饰，也写到了家族团年宴时夜空中的焰火；她写到了在中俄铁路上奔波的服装商人，也写到了城市贫民把日子过下去的窍门……最终在其中注入了大量的童年经验与时代记忆。

　　作为故事发生的一个重要地点，她儿时生活过的山东大学家属院成为了“医科大学校园和宿舍”的原型，小说中的“小白楼”“死人塔”，都是有的。张悦然有个朋友专门跑到山东大学去拍了一个视频，又做了一张地图，贴在朋友圈里。

　　这其实是张悦然第一次写到山东济南。故乡的印记一直很淡。从小到大，她都生活在大学校园里，20岁不到出国读书。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回来，就留在了北京。

　　从前，她宁可写南洋背景下带有神话和魔幻色彩、“华丽而残忍”的故事(《誓鸟》)，或者选择一个模糊的、多义也更显得高级的故事发生地。但因为这个“钉子”的故事来源于真事，涉及到很多父辈和祖辈的东西，张悦然很难去想象他们生活在上海、北京或别的什么地方，她不可避免地要把故乡———“熟悉但并不一定写得好的地方”———带入进来。她在2011年春节回了一趟老家，在闲逛家属院未曾改变过的平房、水果摊和已经拆了的旧楼时，获得了《茧》的开头和叙述视角。

　　于是，一个女孩的形象在“死人塔”“小白楼”背景前浮现。为了把故事讲圆，解决这个女孩作为当事人的后代何以知晓了秘密罪案的问题，张悦然娴熟地创造了一只狐狸，作为一个“先知”式的角色，一步步引导女孩发现真相。

　　但是现在，你在小说里找不到这只狐狸，它消失了。小说写着写着，张悦然发现自己不再需要借助非现实的道具。她想到了用两条线来互相补充，用另一个男主人公来代替这只并不真实存在的狐狸。当然困难也随之产生了，两条线要步调一致，分头并进，对技巧和耐心提出很高要求。当她最后终于完全在现实的空间里完成了这个漫长而丰瞻的故事，感觉到自己“换了一支笔，好像从写小楷换成了行书”。

　　“我最初的写作里有魔幻的成分，有超现实的东西，当然是有意思的，但也体现了我经验和技法的匮乏。我可能是像抓住一根拐杖，或者海上的浮木，但写着写着，我拥有了独立的能力。”

　　像食物一样实在的希望张悦然有一个文件夹，里面的文档全都是《茧》的原稿，按《茧2009》、《茧2010》的次序……一直到《茧2016》，有什么新的想法，她就放在文档末尾，写的时候不断拉到后面看，然后添上去。

　　七年前，她带着这个故事上了路，但她并不清楚最终它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故事与她一起经历着20多岁到30出头这段时间的成长和变迁、探索与回溯，“长在了一起”。她想起自己懂事起便发现外婆与常人不太一样，想起母亲很早就试图向她解释，外公外婆是“文革”的受害者，外公曾被批斗得很厉害，外婆的精神由此出现很大问题。写着写着，外婆的样貌悄悄走了进来，成为了小说中的“秦婆婆”。

　　张悦然意识到，每个故事有它自己的命运。“钉子”的故事没有被父亲以当年流行一时的伤痕文学的样式记录下来，也许就是注定了要被传递给她，经过三十多年的沉淀和七年的磨砥，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两个当事人的第三代，年轻的一男一女，像侦探一样去想象和重新叙述沉重的历史，同时展现出他们各自因“缺爱”而造成的性格悲剧。

　　张悦然写作主题、风格与形式的转折引起了评论界兴趣。评论家项静说：“在1980年以后出生的作家中，张悦然可能是最早隆重地碰触这个主题的”，“甚至已经堵死了一部分人再次涉猎这个主题的方式”。评论家李壮认为《茧》成功地构造了一种“内在化的历史”———“国史、家史与个体精神史的血肉，在这部作品中真正生长到了一起”。

　　“我并不是主动去接过了历史的重量。”张悦然平和地说，“而是你无论承认或不承认，看见或假装看不见，它们就在那儿，你每天都要面对，和它们打交道。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和你的父母，你们带着对生活的不同理解，如何相处？而我又很好奇，父母这代人对生活的理解和为人处事的方式，是因何、如何形成的。”

　　那些岑寂的后半夜，张悦然坐在电脑前，通读这经年累月攒下的文字，感觉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感情上的庞然巨物———不仅仅因为小说本身涉及到近百年来三个家族三代人，更是因为，这部小说像间储藏室一样忠实地收藏了迄今为止她写作生涯中几乎所有的尝试、努力和变化等诸多痕迹；又像一片白茫茫的雪地，留下了或明或暗、星罗棋布、只有她自己才看得到的脚印，还带着体温。

　　结尾就在一遍遍修改中到来了。

　　“程恭回过身来，硬币已经被新落的雪覆盖，看不见了。他和李佳栖站在那里，听着远处的声音。汽车发动机的声音，狗的叫声，孩子们的嬉笑声，一个早晨开始的声音。程恭闻到了炒熟的肉末的香味，浓稠的甜面酱在锅里冒着泡，等一下，再等一下，然后就可以盛出锅，和细细的黄瓜丝一起，倒入洁白剔透的碗中。”

　　张悦然给了和自己同龄的两个主人公以一枚硬币那么小、那么轻，但是像食物一样实在的希望，把生活的选择权交到了他们手上。这是她以前的作品中很少见到的。“我们在青春文学时期的写作都比较黑暗，比较尖锐，结尾里都不留那么多可能性。”她说。

　　一些评论家指出《茧》依然带有青春文学的标志性风格：“罪与罚，偏执，无力感以及那种像铅笔一样尖的词语，时时准备给人致命一击，冷酷的语气”，等等。张悦然说，现在的她已经积极多了，已不再“有特别强的自我，自恋和自怜”———这是她概括的曾经的自己。

　　 延迟感受力的衰退

　　在这七年里，张悦然曾经和同为写作者的两三好友谈起过这篇小说。可她发现“这是一个很难讲清楚的故事，说着说着很没意思，还是回去写吧”。她一边写一边感觉到自己身体里生长出来的东西在不断地与故事产生新的关联，就像包裹着“钉子”的茧结了厚厚的好多层，永远也结束不了。为了转移压力，她主动谋求了一些社会性的事务，比如担任了文艺杂志《鲤》的主编，再写一些随笔，一些中短篇。

　　在这七年里，张悦然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成为了一位传授小说鉴赏和创意写作的教师。“偶像光环？完全没有。没有哪个学生是来粉我的。”张悦然说，每次课前她至少要花一个整天备课，直到上课铃响前还在教学楼旁边的咖啡厅里如临大敌地改着课件，比学生还用功。

　　教师这个职业和身份令张悦然有安身立命之感。首先是使她的生活规律、稳定、平和，其次是从正面补充着她的写作。“女作家主要是靠感受力在写作，随着年龄增长，感受力在衰退，怎么办呢，就需要更多知识的支撑，可以延迟你感受力的衰退。”父亲至今没有看过《茧》。张悦然没和他提，但猜测他最终会知道。这些日子里，寄出不少试读本给朋友、前辈和评论家，发快递的活儿都交给了父亲。

　　在《茧》的后记里，张悦然虚构了一个场景：等快递时，父亲随手翻开一摞试读本最上面的那一本，看到了小说的开头：

　　“回到南院已经两个星期，除了附近的超市，我哪里都没有去。……”

　　 访谈

　　认识了父辈，才算是真正长大

　　文汇报:你出名较早，有什么事情困扰过你吗？

　　张悦然:主要是关于青春写作的这个阶段，有过一些被当作“商业化畅销作家”的误解。2002年到2006年，是“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后所谓的“成名了”“出来了”的阶段，也是我的一段密集出版的时间。那个时代，因为“青春文学”受到市场的欢迎，年轻作者都有很多出版的机会，有些出版社拿了稿子稍微校对一下就出版了。也许那是个对于年轻原创作家最好的时代，但不可否认这种繁荣里有商业的推动，也有消费年轻作者的倾向。

　　现在看来，我那时候的表达也是真诚的、严肃的，有朋友说看了我刚开始的作品，“真是有水晶一样的一颗心”，但是对文学缺乏更专业的认识，作品里面存在很多问题，还是太草率，不够精细，缺乏规范的帮助。当我通过阅读和学习，以及朋友的意见，了解到更好的文学标准之后，就特别害怕看到那个阶段出版的作品，只有我父母还悄悄帮我攒着，我书架上是一本也没有。我想说的是，虽然我早期的文学尝试被当成畅销书和商业化作品来运作，但我本人内心真没有任何商业化写作的企图。外界却总会觉得当时我们这批80后作家都在迎合商业需要，把自己的作品往那个路子去写。因而我们总是被怀疑是不是在进行纯文学的写作，这是过去很多年里面跟着我们这一代作家的疑问。

　　文汇报:你们这一批成名于“新概念”的作家里还有哪些还在继续文学写作？你们相互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张悦然:以我知道的范围来说，周嘉宁，颜歌，蒋峰，张怡微，霍艳……还在写小说的大概不到10个吧？其实，当时一大批人涌现出来，那个繁荣里面确实也有一种假象，并不是真正的文学事业的开始。但我还是很怀念当时的朋友们，也怀念那个阶段，它对我的写作挺重要的。当然，太早进入文学，什么东西都没有想清楚，热情和表达欲支撑的东西意义不是很大，但是这个体验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那个群体之间联系不是很密切，平时就是网友，分布在各地，但那还是一种群体，有互相的影响。这代写作者让我看到很多尖锐的，叛逆的，和社会和体制格格不入的东西。

　　另外，我觉得当时“新概念”那批人，他们具有的不完全是一种文学才华，而是综合素质的体现，所以他们当中很多人，虽然没有从事文学工作，但在别的领域里也做得非常出色。而留下继续写作的这么几个人，我们的文学起点并不是直线通向我们的文学事业的，前面的路怎么走，其实是没有的，中间有很多曲折。每个人都很不容易。不过现在，我在那些当年的同伴身上，依然能看到一种锐气和骄傲的气质，这种骄傲不是说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而是追求更新的、有意思的东西。

　　文汇报:你们好像都经历了一个从青春文学作家到严肃文学作家的转型，你怎么走过这个过程？

　　张悦然:在“新概念作家”出名后的第一个转变是我完成大学学业，从新加坡来到北京生活。刚到北京过得很自由，很开心，那阶段出版的作品，比如《水仙已乘鲤鱼去》等，也都算有自己的痕迹，是本色的书写，虽然和现实关系不大，情节也屡屡失真，但里面那种强烈的感情，似乎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现在看来，我那时候还没有摆脱那种“我很痛苦，你们要看着我啊”的自恋和自怜，我的小说观念还停留在认为应该要让读者喜欢里面的人物、由此建立起读者和作者之间投射关系的阶段。但很快我就到了二十七八岁，有点焦虑，随着时间的推移，必须要转变。

　　我们这代人是早慧的，但是晚熟。“新概念”作家到了19、20岁的时候，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而且好像把这套想法已经说了很多年，但并没有完成属于自己真正的东西。教育使我们没有办法完整地认识这个世界，也没有有意地去拓宽过。长大这个过程很缓慢。虽然“80后”都三十好几了还在说“长大”，听起来有些矫情。但一个人并不是结婚了生子了就长大了，只有认识父辈，才算是真正长大。《茧》对我来说是长大之前必经的路。

　　文汇报:你最注重自己的什么能力、品质？

　　张悦然:我比较注重的能力，一是坚持和坚定。我的目标确定以后，无论多困难，我还是会坚定地把这件事情做完，这是一种持久的耐心。这是在喧闹的世界里需要的东西。第二个就是，我有一种充分感受和了解别人的热情，换言之就是对人感兴趣，不然写出来的小说会是冷冰冰的。再不同的人，我也会想去了解他。人的性格是各式各样的，千奇百怪，没有好坏之分，只是有的人做出的选择可能会不太利于他得到比较好的结果。另外我始终追求在写作上作为一个独立人格、一个中性的人格，任何“人生大事”都不能打断我和干扰我。

　　文汇报:如果未来的岁月里你还能获得一些进步，你希望是什么？

　　张悦然:有待于强化的品质是勤奋。我还是勤奋不够，和那些勤奋又认真的人相比差远了。他们的学习能力，接受事物的能力，都比我要好。

　　文汇报:你还不够勤奋吗？

　　张悦然:我是一个很专注的天蝎座，总想专注地做一件事，但我的人生看起来好像总是在同时做好几件事情，教书、主编杂志……也许因为我对世界充满好奇，总是想得到不同的经验。既然想同时做些别的事，就应该舍弃休息、玩耍的时间，而不是让它们占据写作的时间。在很多被琐事烦扰的日子里，我大概只有每天上午两三个小时能够持续、专注地写作或阅读。这是远远不够的。不过，经过了这么多年，自如地进入写作状态，对我来说已经不再那么困难。只要能安享孤独，什么时候都能坐下来开始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