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在交大·名师荟萃]徐名材：倾情化工实业的名师[图]
[编者按] “所谓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上海交通大学在120年的发展历程中，培养了一大批莘莘学子，也涌现出一大批百年树人、奉献一生的名师先贤，正是他们无怨无悔地躬耕于三尺讲台，才奠定了今日上海交通大学的辉煌基业。新闻中心特推出“学在交大·名师荟萃”专栏，让名师先贤的道德风尚、人格魅力、敬业精神、治学态度、教学艺术薪火相传，成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瑰宝，营造“学在交大”的浓郁氛围，庆祝交通大学120周年华诞。
徐名材（1889～1951），字伯隽，浙江宁波人。化工学家。1903年考入南洋公学中院，1908年毕业。1909年考取公派留美，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工，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1923年，任交通大学化学教授，1928年任化学系主任。1940年8月至次年７月，任交通大学重庆分校主任。1946年，任中央化工厂筹备处主任，为上海化工厂、南京化工厂和重庆化工厂的建设发展奠定了基础。
临危受命渝地建校
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地战火纷飞，苍穹之下，敌寇横行，民不聊生。清华学子蒋南翔的一句话：“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震撼着中华学子的心，也牵动着心怀国家民族的有志之士的心。民族危亡日益加深，民族血脉所系的中华青年将何去何从？有识之士殚精竭虑，力图维持教育。当时有大量院校迁至内地，清华等学校联合成立西南联大，更为一时之翘楚。与清华大学并称瑜亮的交通大学却内迁受阻。30年代末，上海已成孤岛，蛰伏于法租界内的交通大学随时有被日伪政府接管之虞。而后方抗战和建设急需大批交通工程人才，当时却没有一所交通工程方面的大学。交通工程界人士，特别是一些交大校友，深感“教育对于工业建设之重要，诚如水之于鱼、翼之于鸟，离此无以求生存与发展”，纷纷致函母校，希望母校迁渝。在校友的推动下，1940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终于决定在重庆成立交通大学分校。国难深重，时日维艰，谁能肩负起组建分校的重任呢？铁血与热血交汇处——徐名材，当时的重庆资源委员会化工处处长、原交大化学系主任，以德高望重而得校方及各界推荐。受命于危难之时，徐名材毅然接过了在重庆创建交大分校的重托。
徐名材，交通大学1908届校友，毕业次年，以浙江省第一届公费留美考试第一名的成绩公派赴美留学，入麻省理工学院（MIT）攻读化学工程。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徐名材满怀爱国热情回到祖国，在汉冶萍钢铁厂任工程师，负责化验工作。1919年秋，徐名材与徐佩璜、徐佩琨等交大留美毕业生出于爱国之心，久蓄振兴工业之志，联合多人，创办中华肥皂公司，制造各种洗涤化妆肥皂，并分函国内外商学界巨子，调查资本与营销市场。唐文治、虞洽卿、施子英、王亨统、高凤池等名流均被邀请为发起人或名誉成员。1923年3月，徐名材回到母校担任化学教授。1928年化学系成立，被聘为系主任。到1940年担起组建分校的重担时，他已在交大任教近20年。
建立交通大学分校，是包括徐名材在内的许多交大校友长久以来的愿望。因为，三年前，交通大学坐落在上海徐家汇的美丽校园已被日寇侵占，交大人痛失家园。校园被占前后的艰难经历，相隔多年，仍令徐名材百感交集。1937年11月，徐名材刚从因抗战突发而中断考察的德国返校，忽一日，报载日方宣称：交大校园内藏有军械，将派飞机炸毁。各院系纷纷抢运设备，化学系机器尤其零星琐屑，徐名材乃动员师生工友20余人，以试验室抽屉为运输工具，收入器材，徒步搬出校外。当时敌方飞机不断盘旋，而师生精神并不少馁，继续工作，两天始完毕。抗战以后，学校实验工作得以继续进行，全赖此次迁出的仪器药品。运毕之日，晚膳时间已过，徐名材出钱让同学们买些糕点充饥，同学却觉得这是为国家保存“元气”，纷纷辞谢。告别时大家相视一笑，爱国之心与师生之情尽在不言中。危急中，师生精诚互助合作的精神及应变能力，是徐名材于忧愤中体验至深的安慰，也是他展望未来，克服前途一切困难的底气。校园被占后，交大被迫在法租界分散借屋开课。为了使化学课照常按计划执行，徐名材煞费苦心地借到商品检验局、文华墨厂和中华化学工业会等处房屋，分散施行实验与教学。师生往来奔波，菜饭无常，但大家都不以为苦，应授功课都准时十足上完，竭力维持教学质量。日寇对上海的控制日益加强，徐名材于黑夜般的苍穹中极力找寻救国之路，他最终离开了为之奋斗近20年的学校和温暖的家庭，只身奔赴重庆。1938年8月，出任重庆资源委员会化工处处长。
1940年10月，徐名材等人开始了艰苦的渝地创业历程。交通大学分校选址重庆沙坪坝地区的小龙坎，抗战初期迁入内地的中央大学就在附近的松岭坡，当地还聚集了重庆大学等一批高校，这样分校在师资、设备等方面有所依靠。当时办学经费短绌，极为艰苦，所幸徐名材得到了校友们的鼎力帮助。校舍是校友热心赞助的，在资源委员会中央无线电器材厂任厂长的校友王端骧借出2幢空闲工人宿舍为校舍，有大小房间60余间和一个食堂。时任交通部技术人员训练所副所长的校友吴保丰也拨款为交大分校盖了一座办公室。
创办分校必须有教师队伍。徐名材身边很快就聚集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教师，陈大燮、张钟俊、曹鹤荪等一批交大的中坚力量，就是此时来到交大的。教师分专任、兼职两种。就中央大学之便，分校10余名教员中，大部分由中大教授兼任，英文陈铧、化学张江树、图形几何陈大燮都是兼任教授，甚至教务主任陈章也是中大系主任。交大素来重视的数学及物理两门基础课，则决定设专任教授，徐名材举荐了校友张钟俊和曹鹤荪。张、曹二人是1934届交大校友，对于母校之事非常热心，视为母校效力为当然之举。曹鹤荪甚至为此被传上了军事法庭，因为他是航空委员会派遣留学意大利的博士，当时尚在成都空军机械学校任职，军校惜才不放，一再要他回去，一年后更下通缉令传他上军事法庭。交通大学为此辗转托人，始方平复。曹鹤荪、张钟俊也不负徐师托嘱，任教基础课之外，还分别担任机械系主任和电机系主任，以后又为交通大学航空系和电信研究所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
分校草创之初，徐名材首先起草各种章程，制定了《国立交通大学分校组织大纲》，声明办校“以研究高深学术，培植建设人才为宗旨”，并拟定教务、训导、总务等方面的章程及办事细则，以作为办学依据。当时上海总校的章程尚未寄到，徐名材等人只得向内地各大学及独立学院索取章程，以为借鉴。
11月初，国立交通大学分校在重庆小龙坎正式开学，此时，距徐名材正式着手建校仅两个月。分校设电机、机械专业各一个班，每班招收一年级新生40名，共有学生80余名，由教育部从统一招生中分配而来。分校校舍简陋，仪器、图书缺乏，徐名材精打细算，用教育部拨发的少量经费订购物理实验、电工实验仪器以及机、电两专业的图书，并向校友发起捐募图书，以充实图书仪器。由于缺乏场地，许多工科实验无法进行，筹借实习工厂也成了当务之急。最终，物理实验借用附近的重庆大学物理实验室；金工、锻工、木工、铸工等实习借用附近的交通部汽车配件厂的工厂进行。此时，教职员工薪资菲薄而物价飞涨，师生点棉籽油灯，吃糙米饭，生活异常清苦。为增进师生健康，校方提倡体育活动。但是校园狭小，仅能辟一个篮球场，远不够师生运动之用。学校开动脑筋，开发资源，动员学生去附近高校的体育场运动，还强迫学生早操和课外运动，并组织篮球循环比赛以增加兴趣。由于这一届学生是教育部从统一招生中分配而来，教学过程中，校方发觉学生程度不齐，恐教学质量因此下降，于是决定对其中程度较低的学生，仿效上海总校惯例，开办暑期补习学校予以补课。计开物理和微积分两班，为时12周，每周每门授课9小时。
万事开头难，徐名材等教师在抗日战争艰苦条件下，坚持交通大学“基础厚，要求严”的优良传统，保证了教学质量，为交通大学在后方的发展迈开了关键性的第一步。附近学校林立，交大学生独以好学见称，一年之内，不及格退学者占三分之一，当时风气可以想见。徐名材在《母校五十三周年校庆纪念感言》中感慨道：“渝校创始万分简陋，第勤俭朴实，实为母校五十三年来之传统精神，希望能世世永保，不为环境所潜移。”
鞠躬尽瘁实业救国
创办交通大学分校的同时，1941年3月，徐名材又被国民政府委以重任——接办重庆动力油料厂，任厂长，为抗战提供急需的液体燃料。这一年，小龙坎分校的教学逐渐步入正轨，显出欣欣向荣的气象。7月，暑假到临，一学年的教学工作顺利完成，此时，徐名材可以欣慰地奔赴更需要他的岗位了。他辞去校务，倾心血于动力油料厂，全力投身于直接为抗日战争服务的实业中去。
徐名材一向重视化工实业，这与他所接受的早期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他出身于书香世家，其父徐志鸿，字翥青，是清末秀才，曾任浙江鄞县议会副议长，浙江省议会议员。徐父认为，中国受列强欺凌，皆因科学不发达，他深信“科学为强国之道”，乃督勉徐名材等9位子女攻读理工。其6子3女中，相继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7人，北京师范大学1人，留学美国2人。交通大学校长淩鸿勋晚年曾说：“中国家族观念较重，每有父兄进入一校，而其子弟往往以进入同一学校为荣，南洋办理较早，而同一时期第一流学校又少，所以此种现象颇为显著。”他甚至准确地回忆出“徐氏几昆季最为突出。徐名材（化工）、名植（机械）、名标（土木）、名模（化工）、名朴（管理）、名枢（土木），6位亲兄弟，及其妹云裳（实名蓉裳，化工），同入一学校，可谓最难得。此纪录也许未被打破”。淩鸿勋不知道，他说此话时，徐氏纪录早已创下新高——徐名材的4个儿女世焘、世燕、世照、世珍，也秉承家训攻读理工，先后从交通大学毕业。
徐名材天资聪敏，为人诚实，勤奋好学，学业年年优秀。在父亲的影响下，科学强国的信念在他心头扎了根，是他幼年始便在心中吟咏不绝的旋律。1919年，而立之年的徐名材便矢志创办化工实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已为名教授的徐名材埋首实验室，尝试研究一种保家救国的化学武器。1937年，徐名材参加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派出的以吴蕴初为首的赴欧考察团，到德国洽购人造石油技术和设备，虽因抗战爆发而中断返国，但振兴民族工业之心更炽。1941年3月，徐名材接办重庆动力油料厂，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数十年来，实业救国，振兴民族工业的信念始终在他心头起伏澎湃，并转化为积极而坚定的行动践履。
徐名材接办重庆动力油料厂后，迅速开展科研，发展植物油裂炼生产汽油及润滑油。当时日本侵略者侵占了大半个中国，沿海尽陷敌手，一向依赖外国的军需民用石油制品，进口日益困难。陕西地方兴办的延长石油厂产量极微，玉门油田刚开始小量开采，大西南交通和工业所需的汽油、柴油和润滑油极端紧缺，主要指望植物油裂炼产品和酒精作为替代和补充。为此，徐名材把动力油料厂看得很重，从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首先，积极壮大技术力量。他陆续聘请了不少专家教授来厂工作，先后征选了多届化工、机电专业大学毕业生，举办专业培训班进行培训后，分派到裂炼厂及5个下属厂，并支援各地炼油厂和酒精厂数十人，向经济部、教育部、航委会等推荐派送国外学习10余人。几年间，他还支持傅鹰、孙增爵、时昭涵、夏勤铎等数十人通过“租借法案”和自费出国进修、实习。其次，大力加强工厂燃料研究室有关燃料及有机化合物的科研工作。其中，“石灰对植物油裂解的效应”、“烃类的气液平衡”、“植物汽油与酒精的掺混性”、“植物油黏土处理”等燃料课题的科研成果及时用于工厂生产，不少论文在《中国化学会会志》上发表。这期间，该厂还向经济部申报，获得了植物油裂解、抗爆乙基铅液、酚醛塑料、糠醛塑料等十余项专利许可。徐名材还用英文撰写《植物油裂炼工业》一文，描述抗战时期中国的裂炼工业，提交1948年世界动力会议，受到与会者普遍重视，载入会刊。在吸纳人才、推进科研的同时，徐名材积极进行生产装置的改造和扩建，发展生产。1941～1945年间，在他领导下，重庆动力油料厂共生产汽油40余万加仑，柴油160余万加仑，各种润滑油16万余桶，对战时大西南交通和工业运作起了重要作用，该厂的特色和规模，英美盟军亦称赞为世所罕见。
1945年抗战胜利后，徐名材被派参加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向日本交涉，索回在抗战期间被日军从中国拆走的永利铔厂硝酸装置等化工设备。1946年，徐名材回国，任中央化工厂筹备处主任，负责筹建中央化工厂。他首先大力罗致人才，特别热情邀请从国外回来的化工、机电、财会人才，择贤任事。其次，先后接收日本在沪产业“明治产业株式会社”和“维新化学工业社”，组建中央化工厂上海工厂，很快生产出了硫化染料、煤焦油产品和三角带等橡胶产品。同时在该厂设实验室，研制新的染料品种和软水剂、酚醛树脂、绝缘材料等，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创造条件。另外，派出部分人员到南京和重庆，在南京燕子矶筹办南京工厂，生产对硝基氯化苯、苯胺等有机化工产品。在重庆小龙坎动力油料厂原址筹建重庆工厂，生产硫化钠、酚醛树脂等。上述三厂后来发展为新中国的上海化工厂、南京化工厂和重庆化工厂3个重要的化工企业。
建国初期，徐名材担任了华东工业部化工处处长，并一度兼任轻工业部上海工业试验所所长。在组织科技人才支援各地建设、组织恢复华东化工生产、组织企业调整和技术改造等方面均卓有贡献。比如，1949年上海解放时，经上海市军管会登记，留沪的原资源委员会人员中化工科技人员有94人，其中，徐名材筹办的中央化工厂就有45人。在组织安排下，除留上海化工厂外，还向全国各地输送数十人，有力地支援了新中国的建设。1950年，徐名材给华东工业部领导写了《建设华东区化学工业意见书》，提出在上海发展支农化肥、汽车轮胎、防蚀用涂料以及新塑料材料等12项建议，并且强调研究机构和实验工厂须与企业相辅而行，以便不断提高水平。远见卓识、爱国之心跃然纸上。这些意见受到当时任工业部部长、也是当年他的交大学生汪道涵的赞赏与重视。正当他积极筹划，进行企业调整和基建改造时，一场疾病突然袭来，几十年来连续过度劳累，他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于1951年11月8日在上海去世。
成败利钝全在人才
徐名材热爱祖国，热望祖国强盛，数度临危受命，为推进民族化工事业鞠躬尽瘁。化工是他选择的强国之器，他认为，“化工名称不过50年，确定专门学科不过20余年，而迄今利被民生，不可数计。”“欲奋发自强，以达安富尊荣之地位，自非利用科学开发富源不为功；而非谋化学工业之发展，亦无以收地不爱宝物尽其用之效。”他写下这些文字时，正是中国危急存亡之秋，民族危难空前的1936年，即使是“奉命于危难之间”的真勇士，也难免有前途难料的惆怅。千余年前，同此境遇的诸葛亮就曾不无沉痛地说：“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然而，徐名材对中国及化学工业的发展仍寄以厚望，他一摒诸葛亮天命难以逆料的沉痛感，坚定地提出“我国建科较晚，应急起直追。成败利钝，其枢纽全在人才”。无论是教书还是办实业，徐名材总是将培养实干的化工人才放在首位。他先后两次著文（1936年《四十年来之化工教育》，1937年《化工人才之养成》）表达培养人才的恳切心情。在长达20年的教学生涯中，徐名材从人才的培养、应用以及科学环境的营造上实施了一套全方位教育方案，对交通大学的制度建设、教学方向之倡导贡献甚巨。
徐名材主张扎实厚重的基础课程教育，他认为解决化学工程问题，应熟习化学反应原理、管理方法以及物理应用等方面的知识，因此“化学工程之学术，实具有三层基础，数理化三者缺一不可。1927年到1937年，是交通大学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校长黎照寰大力支持周铭、裘维裕、徐名材、胡敦复等主持教学改革，加强基础课教学。当时，化学、物理、数学、国文、英语等都是必修的基础课。化学徐名材与数学胡明复、物理周铭更被学生称誉为“三民主义”教授，受到普遍爱戴与尊重。他们严格的数理化教育，使得早年的交通大学带上了一种传奇色彩。从一、二年级严格的基础训练中“煎熬”出来的学生，往往有种经历风雨见彩虹的豁然开朗之感，当他们在人生的长途中跋涉时，更频频感激母校为他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他们能够在变化的专业与工作中一次又一次迅速起步。
如果说，徐名材视基础学习为第一要素，求实业则是他为积贫积弱国度里的学子设定的学习最迫切的目的。在徐名材的主持下，化学系的课程作了较大的改革，不搞纯科学研究，开设的课程和教授法多仿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科，对于化学工程问题特别重视。工程化学和与化工有关的工程应用课约占全部课程的1/2。化学系各班从三年级起分设化学组和化工组，相应调整课程，由学生选读。理论教学外，他还特别注重实验。实验课程贯穿于4年的学程中，共60多学分，占总学分的1/5多。为培养学生研究能力和创造精神，化学系还设置了化学史、化学文献和研究技术等课程。徐名材认为，化学系的课程，除了化学本身外，应注意与工学院和管理学院的课程结合，这样既可发挥交大固有的优势，又可增强化学的实用性。他参与改订的1933年化学系教学计划中，化学系共设197个学分，其中124学分是化学本科，另外73个学分则是与工学院、管理学院交叉的课程，约占36%。徐名材自己亲自讲课并参加编写教材，他编的《化学工业手册》一书，改变了以往全部搬用外国教材的做法，增加了实用性。
由于化学是一门必修的基础课，全校学生都必须在一年级学完化学。徐名材不仅亲自讲授一年级的“普通化学”课程，还在以后授“工业化学”选修课，因此全校学生都听过他的课。尽管他是个专家型学者，但任教“普通化学”也认真备课，讲课条理清晰，循循善诱。20年代任教之初，即以博学多识，思维敏捷又信息灵通，善于联系实际，讲授精辟，与学生感情融洽而著称。徐名材常用教材是美国人Deming氏编的《普通化学》，一本厚厚的英文化学教科书，他自己已先读得烂熟，上课时不带讲稿不带提纲，每次上课把书本往桌上一放，宣布：“Please turn to page…”（“请翻到第……页”）接着一字不差地用英文背诵那一段，然后用英文讲解，一气呵成，并不参看课本，也完全不说中文。他的学生曾著文描绘徐先生讲课的情形：天热时，徐先生先是用手帕擦汗，实在热不过时，便将西装外套脱下来挂在教师椅背上而讲课不辍。徐名材把厚厚一本书的内容概括到最关键的一些段落上，上课时只详细讲课本中的这些段落，其他内容让学生课后自己去学。他说：如果我一段一段地讲解，一年都讲不完；只要你把关键的这一点弄懂了，就可以把一大片内容搞通。因此，教材内容虽多，但经过他的提炼和引导，学生若肯苦下功夫却也容易掌握。并且，由于他自己勤于化工实业，课上常给学生们讲化工专业用语，使学生们大开眼界，学习起来兴趣盎然，化学都学得比较好。早年就读交通大学，后来成为著名工程专家的如钱学森、罗沛霖、张煦、张光斗等人，都受过他的师泽。
徐名材的化学考试给所有经历过的学生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考试每次3小时，考卷通常有两张试题纸，共8道大题目，下分若干子题小题。试题首端写明请考生注意：（1）不要发问，有问不答；（2）顺序答题，不要抄题目；（3）不知道或想不清楚的不要苦思苦想，快点往下答，免得延误。考卷上每一小题都标明负几分，考生一目了然。有学生回忆：“那时我们考化学，如果到规定时间还答不完，及格大概没有问题，如果一小时过去了尚愁眉苦脸，则失败无疑。徐先生考题多、内容全。考前学生问，一本Deming化学中哪些是重点，徐名材回答说：都是重点，连小字亦是重点。”
徐名材倡导科研，强调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他曾说：“研究工作为大学生命线，希望在艰苦环境中，犹有坚守岗位之科学工作人员。”将教研结合，提高教师水平，培养学生科研能力，是徐名材一以贯之的方法。学生“抱怨”徐名材的助教受徐师影响太深，因为“杨助教带化学实验，始终不肯先透露实验结果，迫使学生自己苦做实验，可谓恪尽其职。”徐名材率先垂范，参与到学校各项科研项目的组建与实施中去。1926年，学校成立工业研究所，从事物理、化学、机械、材料和电机研究。研究所刚成立时，实验工作多赖于徐名材和物理系主任裘维裕。后因经费难筹，设备欠缺，很多工作中断，在徐名材的带动和影响下，化学系的研究工作却十分活跃，实验一直未稍停顿，成绩显著。30年代，考虑到学校由铁道部管辖，油漆为各铁路重要材料，徐名材建议创设油漆研究室，加强油漆和软水剂等研究，为机车车辆服务。1933年，交大油漆研究所成立，先后聘请戴济及沈慈辉任指导，其研究题目如铁黄及锑白颜料，蓖麻油制造，桐油代用品等，抗战前夕已发展成重要工业。抗战爆发后，研究室工作被迫中断，对国内工业未能大有贡献，徐名材以为至憾。1934年，徐名材主持在交大建立化工馆，除供学生研究实习外，并促进科研成果转让给工厂投产使用。这期间，他立题和指导的不少科研成果水平甚高且颇具实用价值，例如“油溶性醇酸树脂”、“沸石型软水剂”、“季戊四醇和桐油酸合成”等，均刊入学校编印的《油漆试验报告》有关各辑，获得推广。徐名材还积极参与科研立题，指导科研，创造条件刊印出版科研成果报告和论文。讲师许植方对中药汉防己及三七皂角苷等的研究，就是在徐名材的支持下获得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成果报告也于1940、1941年发表在《中国化学会会志》第七、八卷上。
徐名材关注青年人的人格养成，曾在一次化学系班会上对学生们说：“学生时代，不独注意德、智、体三育，尚需一种‘能’育，尤其诸位读化学者，譬如化学分析室内，有一Sample（编者注：化学样品），缺乏‘能’育者，不能做或不敢做，诸位将来大多数是服务化学工程界，尤当注意及此。其次朋友亦甚重要。怎样找朋友呢？要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怎样交朋友呢？要主动善待别人……除以上两点外，尚有更需注意者，即合作精神，我国人最大劣根性为‘自私’，试观我国各事失败者，大都由此弊，甚望诸位能革除私心，凡事为大众着想，努力合作。”学生的实际工作才能，也是徐名材十分珍惜并着意培养的。1924年年底，他与徐佩琨、周铭二位教授组成学生课外活动委员会，制定了“学生课外服务规则”，积极指导学生参加学生会、周刊社、膳务会、义务学校等活动，锻炼办实事的能力。1925年，又与李熙谋、范永增二位教授组成出版委员会，先后出版《工程学报》、《经济学报》、《南洋季报》等杂志，鼓励师生投稿，锻炼他们调查研究、分析问题及写作能力。当时，这些刊物影响远及社会。他还鼓励同学成立“科学社”，指导学生在《晨报》周日副刊上编“科学介绍”，宣传科学理论，解释自然现象，介绍实用知识。
对于培养出的人才今后的发展与化工工业的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徐名材也作了详尽的考虑。1937年他在《化工人才之养成》一文中提出：“每年毕业生中恒有优秀人才，各大厂似宜选训，使获实际经验，另使研究种种问题，以后择优资遣留学。其次者给以优薪，使负技术改进之责，所费有限，收效甚宏，大工厂得人才，学子作贡献。”深刻体现了他关于学用结合的思路。在上海教书期间，徐名材就开始聘请多家有名望的化工企业负责技术的厂长，来校担任毕业班专业课的兼职教授，向学生传授生产经验，提供毕业论文的科研课题和场所，以利于学生毕业后带着科研成果到这些工厂去应用投产。
徐老夫子后世楷模
徐名材曾在一次科学社全体社员大会上说：“将来欲成为一科学家，必须具备：(1)科学家之智识；(2)科学家之努力，能发展其所学；(3)科学家之态度——实事求是。”徐名材正是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无论是为培养人才，创办学科，还是为救国强国，创建化工工业，徐名材开阔的学术眼界，颇具谋略的大局观，谓之科学家之智慧亦不为过。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他智慧得以施展的保证。而科学家之努力，在徐名材身上显著地体现为勤奋，手不释卷几乎是他的一个标志性特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交大美丽的校园里，人们常会看到一个白发如霜的教师，边漫步边看书，从不停辍，他就是徐名材。徐名材年过40便已满头白发，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的银丝眼镜，略有驼背，看起来已是一个很老的教授了。徐名材每天一早从霞飞路（淮海中路）家里坐租界2路电车到姚主教路（天平路）下车来到交通大学校园，傍晚乘原车回家。端坐在电车里，徐名材不是看中文书籍就是外文刊物，手中从不释卷。学生们常在图书馆看见徐名材，一开馆便来此专心看书，直到图书馆要关门时还是专心致志。每当此时，学生都不敢打扰他，哪怕是只叫一声“徐先生”，因为，徐先生让他们肃然起敬。当然，学生们有时还是很调皮的，他们决定去考考徐先生是否用功得当。由于徐名材授课时把一本厚书挑关键部分讲，其他部分让学生举一反三自己去掌握，学生们私下里琢磨：凡是课堂上讲的内容，徐先生讲得很熟，我们挑他不讲的部分提问题，看看他的水平如何。于是狡黠地向徐先生讨教：“第 ……页……行有个问题……”徐名材马上滔滔不绝并且非常清楚地为学生们讲解。学生们心服口服：这位先生不简单，所有知识点都非常熟！徐名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学生，他们自然而然地称他为“徐老夫子”。这可以说是对徐名材最高的荣誉，因为交大的学生们喜欢将自己最敬重的师长称为“老夫子”，唐文治、陈石英即获此殊称。学生们推想，徐老夫子的脑子里整天想的只有化学，包括学校的化学课程、中国化学工业的发展以及世界化学科学的最新动态。
繁重的教研、繁忙的教务之外，徐名材尽量将零碎时间利用起来，笔耕不辍，所获甚丰。学术方面，他的《油漆试验报告》第1号、第2号、第3号均被列在学校研究所主要著作的首位。他倡导科学，注重科学研究切合实际需要进行，如写了适用于汽车外饰、家用电器和机械业零件的《电化镀铅法》。在公路发展之后汽油供应紧张，特别是抗战时期能源缺乏时，他研究用酒精代替汽油，又写成《工业酒精之制造及其用途》的论文。此外，他还写了桐油的特性、用途、产销及国外试植等方面的文章。由于参加各种学会、主持学术期刊，因此写文章对徐名材而言是常有之事，如1924年中国化学工业会在上海举办化学工艺展览会，短短几天中，徐名材作《化学工业之最要问题》的演讲，并在展览会日刊上发表《化学工艺展览会之希望》一文。交通大学自创办以来即以中西文并重见称于时，徐名材肯定了这一迥异于其他工科院校的教育模式，他认为“国文为民族精神所备，并为处世重要工具，希能分工研习，不致视为具文。”徐名材自己的文笔就很好，交大35周年校庆举行“工业铁路展览”会，他撰写校门灯联云：“文化启东南经卅五载刻意经营蔚成学府，交通棣中外罗千百种精心撰制巧夺天工。”交通大学建校40周年，纪念刊上的《盛公杏荪小传》、《编后记》等也由他执笔。他的文章，特别是感言等非学术性文章文字简洁、峭拔有力，堪称文言中的佳品。
徐名材积极参加社会科学界活动，希冀扩展科学在社会上的影响，以普及科学、启迪民智。中国化学工业会于1922年在北京成立后不久，1923年4月在上海成立分部，徐名材即参加了该学会。随后，他参与该学会1924年10月在上海举办的化学工艺展览会的筹备工作。1930～1936年6年间，他与吴承洛、王琎、戴济、徐作和轮值，每年两人担任化学工业会会刊《化学工业》主编。他以主编名义先后为该刊撰写了《本刊之责任及希望》和《革新后之本刊》，阐明该刊的宗旨及编辑内容等，声称：“本志也将与欧美刊物争一日之短长，记者所望也。”他的部分教学论著，如《四十年来之化工教育》、《化工人才之养成》等，多篇科研论文和调研报告，如《镀铬防腐》、《酒精代汽油在公路车上的应用》以及有关桐油、大豆、丝、茶等中国特产的介绍也都在《化学工业》上发表。这个刊物在当时是颇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之一，徐名材为办好刊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25年起，徐名材先后担任中国工程学会记录、通讯书记等职。抗战期间，学会召开年会，他因公务繁忙未能参加，但均专门派人携带论文到会上宣读。对其他有关学会和刊物，徐名材也给予热情支持。譬如，他在交通大学及重庆动力油厂指导完成的许多科研成果论文，就都发表在《中国化学会会志》上。
徐名材还动员社会力量支持人才的培养。1931年，著名爱国实业家吴蕴初为培养有志上大学的清寒青年，出资成立清寒教育委员会。徐名材担任委员，是每年都参加主持考试选拔工作的极少专家之一。他们每年选拔大学化工系一年级学生及高中学生各10名左右，由委员会资助，送到交通大学及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学习，先后6届，共选拔资助约百人。这些青年后来都成了有建树的优秀专家、教授、高级工程师，遍布国内外。中国塑料加工工业的开拓者之一，塑料加工专家郭钟福即是徐名材慧眼识中的英才之一。郭钟福家境贫寒，高中毕业时，家庭已无力筹资供读。此时，他从报上看到“天厨清寒奖学金”招考的消息，决心一试，果然被录取，从而进入交通大学化学系就读。学习期间，他得到系主任徐名材的直接教诲。郭钟福与同学主编上海《晨报》“科学介绍”栏目，每周一次撰写有关化学知识的文章，以加深人们对化学的了解。1936年毕业前，郭钟福与几位同学在徐名材指导下，用课余时间翻译了何氏（HoWe）著《化学与工业》(Chemistry in Industry)一书。该书分上、下两卷，共30万字，由商务印书馆1937年3月出版，纳入当时的《万有文库》第2集。徐名材为之写序： “郭君等四同学请余指定书籍以为课余遴译之需，余因以何氏《化学与工业》一书介绍之，不及二年以成书……是书译出，灌输常识，必能引起社会人士对于化学工业之正确认识，推广通俗化学，其功绩不在发明新事物下也。”徐名材严谨的治学方法，为郭钟福打下了坚实的科研基础，他爱国正直的人格也成为郭钟福以后数十年处世立身的楷模。郭钟福大学毕业后留任化学系助教，抗战期间，他与先期到达重庆的徐名材取得联系，去南川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工作。2年后，进入徐名材任厂长的重庆动力油料厂。沿着老师以人格学养铺就的道路，郭钟福成长为中国塑料加工工业的开拓者之一，为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像郭钟福一样，在徐名材的指引下走上科学道路的年轻人不胜枚举。郭钟福在文章中写道：“徐名材在沪交通大学教书时，不忘科研；在渝领导燃料研究室时，不忘学会社会活动；在参加社会活动时，不忘奖掖后进；办厂时，不忘育才。”“他诲人不倦，关心后生，心系事业，储才建设，热爱祖国，无私奉献，不愧为后世楷模，故人们都称他为徐老夫子。”如今，中国的英才们，沿着徐老夫子那一代爱国知识分子开创的道路，继续他们未竟的事业，正逐步将中国科技引入世界先进行列。徐老夫子，堪足慰矣！
（摘自《老交大名师》，王宗光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