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虐儿童的"小希望" 呼吁儿童权利保护体系的完善

　　世上，有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

　　这是对传统伦理观的挑战，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将新生儿残忍溺毙，只为是个女婴；将先天性疾病的孩子遗弃在医院；将生活不满发泄在幼童身上……极端案件屡见报端，但更多的悲剧隐蔽在紧锁的家门背后，悄无声息。

　　面对虐待，他们不会发声、不会抗争、不会保护自己。监护人的经历、习性、压力、喜恶甚至一时情绪，都可能摧毁这些最孱弱的生命。

　　然而，孩子不是家长的私有财产，他们是社会的共有未来。追问监护权的边界，呼吁儿童权利保护体系的完善，迫在眉睫。

　　 绝境转机

　　2014年8月19日，上海大雨滂沱，倾泻如注。

　　12时30分，广东梅州男婴杨金望与父亲杨育汉抵达浦东机场。深陷的两颊将双眼衬得格外突出，宽松的衣衫更显身子单薄瘦弱，很难想象，已经6个月大的小家伙竟刚足5公斤。

　　罹患先天性巨结肠并肠梗阻，伴有脑出血、肺炎、左侧腹股沟斜疝，小金望命途多舛，但也绝非不治。然而，家庭困境却险些判他死刑——

　　父亲是农民，家贫体弱40岁才娶上老婆，去年起在梅州大埔县打零工，全年收入仅2000元，还要照顾年过耄耋的祖辈。小金望母亲为精神病人，情绪很不稳定，曾在孩子做完造瘘手术后，撕扯肛袋致其感染，再次伤害随时可能发生。

　　“治不好就算了”“把娃扔了”，杨育汉不止一次想过放弃小金望。听医生说孩子病情严重“救活也是废人”，他担心最后人财两空；因为欠费医院停药，他签下“后果自负”的协议，强行出院。复杂的病症、高昂的医药费、沉重的家庭负担，一切陷入绝境。

　　转机出现在7月28日，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获知小金望的现状后，经志愿者核查评估，将他纳入9958（救救我吧）紧急救助程序，发布信息并搭建公募平台。8月5日，上海“小希望之家”儿童权益保护中心承诺跟进，联系医院保障后续治疗。

　　缺口打开，源源不断的爱与希望向小金望汇聚。

　　8月15日，在9958志愿者的帮助下，杨育汉与孩子从老家抵达深圳，敲定前往上海治疗的行程。

　　8月18日，“小希望之家”理事长陈岚发布微博，征集车辆翌日到浦东接机。一分钟后，常州女生Lucy“秒回”，愿意赴沪专程接送。

　　19日下午3时，父子俩抵达位于闵行北桥的“小希望之家”安置点，志愿者为孩子换上干净的衣裤，准备生活用品后前往医院。

　　傍晚5时，小金望入住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完善各项检查，将根据结果制定巨结肠症的治疗方案。

　　 生死对峙

　　在“小希望之家”安置点，杨育汉签下协议，同意志愿者“接管”小金望，也使这场爱心接力与后续救助名正言顺。

　　然而很多时候，民间力量遭受的阻力与困难，远比想象中凶猛。恰如机构取名“小希望之家”的起心动念——陈岚4年前参与的一场行动。

　　2010年1月25日，天津一名出生仅13天的先天无肛女婴“小希望”，被亲生父亲遗弃在一家临终关怀院，不给喂食，不采取任何治疗，只等她缓慢死去。但是，女婴表现出强烈的求生意志，仅靠每天用作安抚的少量葡萄糖水，忍受着腹胀如鼓的极度痛苦，坚持了10天……

　　2月4日，初为人母的作家、电视评论员陈岚看到网络消息后，与志愿者连夜奔赴天津，用“抢”的方式将女婴抱出，送往北京私家医院安置与救护。一边，她们不断劝说家属，并承诺担负一切医疗费用。但另一边，“小希望”的亲属坚决拒绝治疗，也不愿放弃监护权。

　　激烈交锋，生死博弈。

　　“孩子得的不是绝症，没有任何理由放弃！要是经济有困难，我们负责承担。”

　　“不是钱的问题，孩子病情很复杂，治疗过程也很痛苦，不想她受罪！”

　　“谁能保证一辈子不病不痛？怎么能以痛苦之名，就剥夺她的生命？”

　　“孩子很难百分百治好，治好也有后遗症，长痛不如短痛，选择临终关怀是大爱！”

　　“小希望”该不该救？时至今日，回忆起这场以孩子生死为题的辩论，陈岚痛陈从一开始就错了：“一条生命，谁有权利决定她的生死？”

　　由于家属拥有绝对的监护权，2月13日“小希望”还是被强行带离北京私家医院，返回天津。随后，他们宣称送医就诊，但以孩子隐私为由，拒绝透露任何病情进展。3月5日，“小希望”又从天津出院，从此杳无音讯。

　　直至同年8月，全国人口普查，户籍登记无法回避，家属最终拿出孩子的死亡证明正式销户，死亡时间是3月27日。

　　“小希望”的生命定格在74天。

　　 不是个案

　　“医院每天都发生成千上万像我们这样放弃孩子的事，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别人？为什么非盯着我们家不放！”来自家属的责问，几乎所有介入的救助者都曾遇到。

　　确实，“小希望”不是个案。

　　在东北，有个同样先天无肛的女婴，被弃在坟场，早晨被发现时已经冻死，眼泪在瘦小的脸颊上结成了冰；

　　在广东，一男婴被送往殡仪馆，工作人员发现孩子竟还在哇哇大哭，报警后送医。数小时后，孩子被再次送回，家人对殡仪馆说，他这次真的死了；

　　在不少地方，儿科医院的病房和仪器间成为弃婴滞留的场所。有知情者透露，现在某家儿科医院内就收有9个被抛弃的病婴，冰箱里还躺着70多个去世的，亲属不来认领，医院也不敢火化……

　　触目惊心，实际惨烈数量，更是远多于媒体披露。这些悲剧的主角，有些仅因为是女婴就被溺毙，有些因先天性残疾与病症被遗弃，他们的不幸命运有时并不仅是经济原因，而是监护人的喜恶、习性、状态甚至一时情绪。

　　陈岚说，“小希望”是幸运的，由于民间志愿者的介入，她曾获有一线生机。但是，那些隐藏在黑暗中的孩子，连存在都不为人所知的病儿，正被家人悄无声息地抛弃，他们的希望在哪里？

　　每年，中国诞生80万至100万的先天疾患儿童，孩子是如此孱弱，生死完全仰赖于他们的监护人。如果家长随意处置、放弃不完美的婴儿，将有多少孩子被放弃？

　　“那个悲惨世界里，挣扎着的都是沉默的羔羊，是不能为自己的生存发声和抗争的孩子。想象中，他们应该像向日葵一样灿烂开放，而现实中，有疾病的他们往往如飞絮一般凋零。”在悼念“小希望”的文章中，陈岚如是写道。

　　 监护之痛

　　“小希望”的离世，对于所有的志愿力量而言，都是元气大伤。曾经为她奔走呼号的亲密战友，很长一段时间几乎不再联系。

　　伤痕难以治愈，先将悲痛缓慢收起。然而，2013年6月21日，南京小姐妹李梦雪、李彤被发现饿死家中，彻底击碎了重获的平静。

　　“十年，同一个月的同一天，悲剧不仅在轮回，而且是双倍代价！”这一刻，很多人想起10年前的李思怡。

　　2003年6月21日傍晚，成都市青江西路65号院的居民发现了李思怡——3岁的她，已经变成一具小尸体。6月4日，她的吸毒母亲在超市偷窃被抓，并押往强制戒毒所。但是，由于民警的玩忽职守，没有人通知亲属去关照这个被锁在家中的小女孩，致使她在多日的饥渴中死去。

　　“门上有她的手抓过的痕迹，她的指甲不同程度损伤，所有的柜子都被翻找过，可能晚上受到惊吓曾经躲进衣橱……这个小女孩一直在求生，并慢慢死去。”陈岚至今记得读到那则新闻当晚，自己在电脑前嚎啕大哭。

　　但是这一次，她已经没有眼泪，更多是惊醒与追问：谁来保护这些孩子？谁来制约这些监护人的行为？危险的潮水，不仅涌向先天缺陷的婴儿，而且早已蔓延至正常的孩子。

　　愈合的伤疤被再次掀开，曾经的痛楚不断袭来，对“小希望”的愧疚拷问着她：我尽力了吗？心无旁骛、全力以赴、不惜一切地为她、为他们尽力了吗？

　　“我没有，我并没有付出我所可以付出的一切代价。”她下决心成立一个机构，以“小希望”之名。

　　这本是陈岚一直不愿触碰的领域。在她看来，捐钱、呼吁是最简单的方式，而成立机构意味着介入个案，也意味着更多责任。但是，残酷的现实不断敲击，监护权的制约是一个死循环，解决僵局不仅需要高声疾呼，更需要实在的接盘和托底，孩子们需要有形的庇护。

　　 刑罚争议

　　“小希望之家”挑战的，是长期沉淀的伦理观念——天下哪有不爱孩子的父母？“我们总假设父母是天生爱孩子的，假装不相信有那么多劣质的父母，假装不相信人性的不确定。”

　　还是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孩子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孩子问题是“家务事”而非“公共事件”！“孩子是社会共有的未来，一旦家长不履行义务，谁来拯救那些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孩子？”

　　观念之分歧，也直接导致虐儿案件的刑罚争议。

　　1993年，震惊全国的青海西宁“虐杀幼女案”，母亲燕志云因超生丢了“铁饭碗”后，将怨愤转移至女儿，5岁的苏丽长期遭受饥饿虐待，最后偷食油渣被母亲用沸油灌喉而死。媒体广泛关注与舆论压力，燕志云最终被判7年。

　　2006年，南京江宁，王正国、王宇父子将出生仅数小时的女婴抛弃在水沟里，溺水而亡。虽然是早产儿，但孩子出生时非常健康，综合评价是10分，体重达到5斤多。孩子的爷爷和父亲各判有期徒刑2年。

　　对于这起案件的量刑，主审法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从司法实践看，故意杀人罪有4种情形属于情节较轻，防卫过当致人死亡、出于义愤杀人、因受被害人迫害而杀人、溺婴。本案中有自首情节，故减轻处罚。”

　　2012年，浙江金华，一女子未婚生子，孩子外婆怕丑闻败露，亲手勒死了小婴儿，并把尸体扔到附近公共厕所的粪坑中。最终，判决为有期徒刑3年。

　　陈岚就此咨询几位法官，得到的回复是：罪犯的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轻，所以从轻判决。“连血浓于水的无助婴儿都能杀死，还有什么比这更恶劣的情况呢？这应该是主观恶性最重、对社会伦理破坏最大的一种罪行。”

　　更何况，被害婴儿本身应拥有的权利和公义在哪里呢，“你杀死一个婴儿，如果是别人家的孩子肯定是死刑或者无期以上，但是只要你杀的是自己家的孩子，普遍判刑是没有超过3年的。”

　　伤害一个孩子，成本似乎并不大，因他们不能发声，世界就可以沉默？

　　 一次尝试

　　剥夺监护权，或许是唯一可以解救受虐儿童的方法，但残酷的现实却是，实际操作中很难执行。

　　司法部门的顾虑在于：因为双亲健在，这些孩子不符合福利院收养的条件。所以，如果剥夺了父母的监护权，第一个问题就是：搁哪儿？谁看护？谁负责？谁送医？谁花钱？

　　最好的解决之道，就是建立困境儿童安置点。监护权理论上不能转让，但是如果监护人与救助方达成协议，可将孩子交付临时监护，时间的长短由双方具体协商。

　　2013年8月，“小希望之家”正式成立，决定身先士卒。温岭男婴小林子，便是一次尝试。

　　今年4月17日，天涯社区网友曝光，称同病房新生婴儿小林子因先天缺陷，被父亲扔在床底，已饿3天。“小希望之家”志愿者、29岁的黎世来随即直奔温岭核实，孩子确诊为“脊膜膨出、脊椎缺损、脑积水、右肾功能缺如、先天性足内翻”。

　　黎世来劝说婴儿亲属，同时联系上海医院。4月25日，小林子被接至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谁知，父亲放下孩子就离开了，没有签署任何救助协议和手术通知书。反复电话沟通之后，他终于同意，将监护权临时委托给“小希望之家”。

　　5月中旬，已完成脑积水手术小林子出院后，住进“小希望之家”，而黎世来则因为这场羁绊，辞职担任起全职志愿者，为孩子的后续照顾与善款募集奔走。

　　小林子得救了，其他因先天疾病被遗弃的孩子呢？“小希望之家”正与医院、卫生部门讨论，能否以机构的名义，接管一些弃婴，让他们哪怕再短暂的生命，也体会过爱与关怀。

　　 家与希望

　　“小希望之家”安置点的白墙上，一张张彩色打印出的稚嫩的面孔，是机构参与救助的孩子们，杨金望将是第15个。

　　这些求助信息，很多分享自微信群——汇聚来自全国的600多实名制的志愿者，律师、医生、记者、大学教授、企业CEO，陈岚坦言“小希望之家好像是被祝福了，所有我不具备的力量、才能，都有人补充上来”。

　　今年7月，“小希望之家”正式通过民办非企业单位（NGO）申请，并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宋庆龄基金会完成对接与挂靠。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中，福建省出现首例因母亲长期对未成年儿子施以虐待，经教育仍不悔改，依法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案件，被视为解救受虐儿童“春天的信号”。

　　8月，“小希望之家”租下400平方米的三层别墅作为安置点，志愿者们将毛坯房墙面粉刷、铺上地毯、置入家具，并仔细在桌角贴满防撞保护套。她计划打造一个“安全之家”：不仅接收困境儿童，而且在暑期无偿接纳留守儿童。

　　希望成都李思怡、南京李家小姐妹的悲剧就此终结。“溺水、烫伤、触电、火灾、坠楼、走失、被拐、车祸，90%以上儿童意外伤害源于家长的忽视。我们想免费接收留守儿童和小候鸟，并开设防止虐待的亲子课程，不让家长的冷漠、疏忽伤害甚至杀死孩子。”

　　志愿者们还在设计“小希望救命卡”，向家长普及“你所不知道的救助渠道”“父母谨记的安全十条”等。“小希望卡”成本控制在一元以内，由个人认捐，可以随身携带，或是委托志愿者投放至医院、学校等场所。“卡上有编号，会将求助的家庭与当初的认捐者挂钩，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某年某月投放的小希望卡，救到孩子。”

　　只要更多孩子能拥有希望，哪怕是微渺的小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