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吃辣子鸡、定做皮袄，讲述长征路上有血肉的另一面
[摘要] 12年前，历史学者刘统出版过一本《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首次讲述了毛泽东与张国焘在红军长征途中的激烈斗争，毛泽东曾称这段时间是“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2年前，历史学者刘统出版过一本《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首次讲述了毛泽东与张国焘在红军长征途中的激烈斗争，毛泽东曾称这段时间是“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回忆起当时的出版过程，刘统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这本书涉及了张国焘另立中央与西红军等敏感话题，经过了好几轮的修改。”
今年9月，《北上》纪念版出版。刘统没有在此版上作更多的修改与增补，“现存的史料摆在这里，如今再一次顺利出版，我觉得这本书的观点是经过了时间检验的”。
刘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员，一直致力于长征的历史研究。在初版《北上》的基础上，刘统将其拓展为另一本书《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这种断代史的写法，极易让人想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刘统也坦言自己受黄仁宇的影响极大：“就是要把对历史的考证和研究融入到我们自己的叙述中去，这样可以有更多的读者。”
刘统说，每当看到长征史实中的细节，他就会感到“很新鲜”，“这是当时的一个生活情景，通过这些历史细节，我们可以还原红军战士的情感，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真实情感，”刘统说，“我觉得讲述历史还是要按照司马迁的方式，既不是教科书式的宣传，也不是学院派的考究，而是要把历史讲成一个故事。”
关长征的2个误解
时代周报：你在此前接受采访时说过，关于长征一直存在两个误解，第一就是长征并不浪漫，而是“一场迫不得已的战略转移”。为什么这么说？
刘统：这个不是我说的，而是毛泽东说的。在公开场合，毛泽东说长征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但在党内的高级会议上，关于长征，毛泽东历来都说是路线错误的结果。若不是路线错误，怎么会把根据地丢了，被迫地行军两万五千里呢？
长征开始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会走上两万五千里，也没有人预先设计过这个行为，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毛泽东到了陕北之后，把这些痛苦的经验教训，写进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其中有一章专门是讲战略退却的，实际上就是总结长征的历史教训。
长征不是红军主动想走的，而是因为博古和李德的错误路线，迫使红军守不住江西革命根据地，犯了一系列战略上的错误，再加上江西区域本身民穷财尽，红军实在维持不下去了，才提出了长征的转移战略。
在转移的过程中，往哪走？怎么走？谁来带领？这期间又发生了很多的斗争，比如遵义会议上的斗争，和张国焘的斗争……所以，长征确实是经历了重重的苦难。在当时那样艰难的情况下，还能把红军保存下来，把革命的事业保存下来，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时代周报：有关长征的第二个误解是“没有人在红军长征的回忆中写路线斗争”，你对此曾解释说，“这其实是因为当时包括很多高级干部在内，许多红军都不了解党内的内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信息封锁？
刘统：这个事情说明，党的路线斗争一定是在党内的最高层进行的，在最高层，这样的矛盾和斗争是很正常的。高层里没有人想断送红军与革命，但是无论何种选择何种意见，正确的肯定只有一个。在撤退的过程中，党内最高层经历了很多斗争，这些斗争只是被记录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记录里，不能向下传达，假如向下传达，容易引起军心不稳，引发军队混乱。
在毛泽东和张国焘分裂的最后时刻，中央通过了决议，谴责张国焘的分裂，但是这个决议只传达到了中央委员这一层级，如果你是军团长，那也是不会知道的。这在当时是一种尊重大局的表现。
人性的一面：吃辣子鸡、做皮袄
时代周报：作为研究长征的历史学者，你认为长征研究的新动向是细节化，最大的进展就是细节方面的研究。网上流传一篇何涤宙写的《遵义日记》，详细记录了红军凑钱吃辣子鸡、定做皮袄的生活细节，非常生动。如何看待这样的细节在长征历史研究中的位置？
刘统：长征中的红军干部也是人，有情感、有血肉。在长征的过程中，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困苦，但还能苦中作乐，还能寻找到一些生活中的乐趣，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新鲜的。
在长征的过程中，也不是每天都要跟生死搏斗，每天都心事重重，神情凝重的。相反，有很多的生活细节能体现红军乐观的那一面。过草地爬雪山的时候，都有表现红军乐观幽默的信息，这些史料很充分地还原了红军作为人的情感。我很喜欢原始史料中的这些生活细节。
长征研究的新动向，一个是细节化，另外一个就是实地考察，你不经过实地考察，就很难理解很多历史细节。比如四渡赤水，那么多的军阀，那么多的国民党四面围堵红军，为什么没有能够消灭红军？你去实地考察，去考察当地的地理环境，才能理解。当时大家都是靠两条腿行军，在这个山头上能看到他在那个山头上，可就是追不上。再加上红军截获了国民党军的电报，掌握了情报，知道哪里有敌人，哪里没有敌人，才知道往哪里走。这些东西必须建立在史学家的实地考察上，没有切身的感受，就不能解释当时红军是怎样突出重围的。
时代周报：当实地考察与历史文献有所冲突时，历史学家该如何处理？
刘统：最大的例子就是飞夺泸定桥。当初的史料是飞夺泸定桥的亲历者自己写的，可到了泸定桥所在的实地一看，就会知道原来讲的爬铁索根本是做不到的。100米长的铁链，至少要爬15分钟，怎么可能躲过子弹呢？！所以这里面的记载是存在问题的。经过采访当地人，才会知道，红军一昼夜狂奔三百四十里地，抢在了天亮前来到了泸定桥。川军接到通知是头一天，他们负责拆泸定桥的板子，但因为泸定桥很窄，只能三四个人作业，川军一晚上也就拆了四分之一的板子，加上增援部队没有赶到，红军赶到后用火力压制，迫使川军点火烧了桥头堡，这样红军铺木板子爬桥，才夺下了泸定桥。当地人给我讲的这个历史故事，我觉得是可信的。
重走长征路加深历史责任感
时代周报：根据初版的《北上》，你将其拓展成为《中国的1948》，从一个切面展示了中国历史，令人想起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你如何看待黄仁宇的治史方法与成果？
刘统：在我写书的过程中，黄仁宇的影响对我是很大的。当年他的《万历十五年》出版，在中国的史学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历史应当如何叙述？成了一个令历史学家思考的话题。是走学院派路线还是用更加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以此吸引更多读者？黄仁宇在这一点上做得相当不错。
我后来看了黄仁宇的个人回忆录，他的学术之路很曲折。作为国民党军官出身，黄仁宇亲历了国共内战，最后作为一个战事失败者，到海外去做历史研究，他的写法其实一直都不被学院派接受，黄仁宇本人在美国学术界也受尽排挤。
我也想走不同的路子，不想把看到的历史写成说教；另外一方面，我也不想把历史写成学院派的叙述方式，那种繁复的考证很容易让读者看不下去。我要向读者叙述一个故事，这个叙述的过程中包含了研究和考证。我这样的写法自然不是主流派，但可以拥有更多的读者。
时代周报：如何看待80后、90后重走长征路？
刘统：历史研究是一个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首先要基于真实，其次要适应大众的接受习惯。我认为重走长征路是一个很好的现象，现在80后、90后所处的时代不一样了，这是一个信息开放的时代，每个人的思维都是多元化的。不同的人重走长征路，所获得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但大家怀的都是同一种情感，一种追寻当年长征前辈精神的情感。就像我当年重走长征路，站在山顶上，更加深了我对红军前辈的感情，也加深了我自己的历史责任感。
来源：《时代周报》 2016.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