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矛盾人格至今是评论界的争议焦点

　　试想，当一个貌美纯真的少女因一时轻率献祭了爱情，将含苞的青春埋葬于一段极不般配的婚姻，最有可能的结果会是怎样的？

　　或许她将因循两种轨迹：要么郁郁寡欢直至心如死灰地忍受生活的难堪，要么冲破禁锢甚至飞蛾扑火般地寻求新生的意义。对以虚构故事和刻画人物见长的小说家而言，第二种轨迹因其鲜明的冲突和饱满的张力显然更具吸引力，于是有了“堕落天使”包法利夫人、“为爱殉道”的安娜·卡列尼娜、或是“走向新生”的查泰莱夫人。

　　当然，还有海斯特·白兰，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霍桑的《红字》中的主人公，一个出走却又回归、集叛逆与和解于一身的矛盾体。多年来，这个人物成为文学评论界争议的焦点，不一而足的批评视角无不在试图为她的矛盾人格和环形人生轨迹寻找可能的解释。

　　生活在17世纪清教戒律森严的新英格兰，花样年华的海斯特因不贞而受到审判，并被责令将一个鲜红的A字（英文通奸Adultery一词的首字母）佩戴于胸前。从一开始，海斯特的叛逆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最初她对无爱婚姻的背叛缘起于激情的不可遏止和肉欲的不可抵挡，是无意识的冲动（甚至难免有草率鲁莽之嫌），而接下来她宁死也不愿吐露心爱之人的名字、拼死一搏也要夺回私生女的抚养权，则出于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和母性的无坚不摧，是有意识的抵抗与捍卫。即使当不得不因“叛逆之罪”而遭受惩罚时，海斯特表现出的依然是根植于骨子里的“叛逆”：她将原本象征耻辱的红字绣制得精致华美以至于成了一件装饰品，她将被众人视作罪恶之子的女儿打扮得光鲜俏丽以至于拥有了天使的灵气，她对曾经鄙夷自己的敌人报之以不计前嫌的乐善好施、以至于反而让公众感到内疚与歉意……离群索居的七年间，海斯特用隐忍和谦卑完成着在外人看来的自我忏悔和赎罪，但实际上，她磨砺出的是一颗“高于一切之上”的孤傲之心。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相比描写为爱“叛逆”而身陷囹圄的海斯特时那些温情脉脉的口吻，在勾勒以卑从掩饰轻蔑、以苦行逃避悔罪、以漠然抗争戒规的海斯特时，霍桑表现出的冷峻大于了怜爱，批判也大过了颂歌：“她性格中一切令人赏心悦目的优美枝叶全都枯萎了，只剩下一个光秃秃、干巴巴的粗糙轮廓。即使她还有朋友和伙伴的话，这副模样也会让人退避三舍”。因为此时的海斯特桀骜不羁却盲目偏执，她自由的灵魂不仅使她蔑视人世间的清规戒律，也让她用不抱任何希望的怀疑态度看待所有的改进与补救措施。而这种近乎虚无主义的“叛逆”也将她流放于精神的荒野，以至于她时不时会质问自己：是否把女儿送上天国、再让自己也走向毁灭才是更好的选择？

　　面对自由却迷失的海斯特，“那个红字还没有完成它的职责”，霍桑如是说。

　　那么，不禁追问，红字的职责又是什么？不可否认的是，它是宗法礼教的符咒，是它囚禁了海斯特，使她冷若冰霜、负重累累地活着，以至于当她用蔑视一切的态度将它丢弃的时候，她感受到了无与伦比的轻松和前所未有的自由。但同时，红字又以一种反讽的方式彰显了自主精神和自由意志的巨大能量，它的内涵在七年间被海斯特彻底解构，A成为了“能干”（Able）、甚至“天使”（Angel）。事实上，红字所发挥的这种相互矛盾的双重效力使它担当起了“斡旋者”的角色：它撼动森严的礼法，却也警惕激进的自由；它激化了海斯特的反叛，却也诠释了叛逆的极端即是自我的毁灭；它将社会秩序和自主个体引向针锋相对的冲突，却也将这种你死我活、二元对抗思维所造成的可能恶果袒露无疑。“红字没有完成职责”，因为海斯特还未能从“社会即敌人”的对抗意识中解脱，哪怕在她等待一起远走高飞的情人、完全“自由且自愿”地戴着红字并接受众人最后一次注视的时候，她依然充满了抗争的斗志，她在众目睽睽之下所表现出的死一般的寂静是为了将“长期以来的痛苦变为一种胜利”，可谓将她反其道而行之的叛逆演绎到了高潮。

　　在小说的结局，远渡重洋多年后的海斯特又出人意料地回来了，霍桑的解释是在新英格兰，她“生活得更加真实”，因为“这里，有过她的罪孽；这里，有过她的悲伤”，或许更重要的是，“这里，还要有她的忏悔”。此时的海斯特重新戴上了红字，但这次完完全全出于她自己的意愿，“因为连那个冷酷时代最严厉的官吏也不会强迫她了”。她不再是当年走出狱门、推开清教狱吏的不屑者，不再是以苦行掩盖内心的叛逆、以冷漠宣告自由的灵魂、誓将痛苦转化为胜利的反叛者，而是一个将自己的过往坦然昭示于众、从而与社会和解的人；将耻辱和悲痛内化于自身、从而与自我和解的人；将秩序礼法和自由意志相互制衡、从而保全了完整自我的人。

　　对于海斯特的回归，有人将其归纳为霍桑一贯的写作风格、特别是对含混的青睐；有人追溯到令霍桑挥之不去的家族原罪的阴影；有人归咎于霍桑不彻底的女性主义意识；有人联系到小说创作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以及霍桑保守的信仰，等等。事实上，所谓经典的不朽，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超越”的阅读价值，超越社会、时代、文化等特定领域的局限，拥抱每一个读者和每一种阐释。可以说，《红字》的不朽在于其内化了这种“超越”，超越了矛盾与冲突，超越了非此即彼的思维，将对峙变成和谐，将多元化为统一。正如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萨克文·伯克维奇的评述，“海斯特的回归实际上将在整个小说中包围着她的种种相互矛盾的东西缓解妥协，诸如自然与文化、神圣与亵渎、光明与黑暗、记忆与憧憬、压制与欲望、天使与通奸犯以及她对爱情的渴望与历史和社会的要求等等”，如果说海斯特的出走是为了自我寻找，海斯特的回归则让其真正完成了自我创造，因为克制是为了不再迷失，妥协是为了更加完整。

　　反观你我，从自我觉醒、自我发现，到自我尝试、自我认知，再到自我反省、自我完善，每个人终其一生所完成的，又何尝不是一种出走与回归，一场自我的奥德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