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真正的美，就在于其复杂性

　　养育和工作的双重压力让女性心力交瘁、家住保姆与夫妻间的种种角力……毫无疑问，法国小说《温柔之歌》戳中了全世界许多职场妈妈的痛点，并对那些渴望在家庭之外绽放光彩的女性唱了一支“温柔之歌”，哪怕这温柔中其实隐藏着困境和暴力。日前，小说作者、80后法国作家蕾拉·斯利玛尼来到中国，辗转北京、南京、上海等多座城市，与格非、张悦然等中国作家以及读者们分享创作心路。

　　2016年《温柔之歌》拿下了法语文坛最高奖龚古尔奖，成为畅销书，版权售至40多个国家，浙江文艺出版社引进出版了中译本。“很难想象，怎样的女作家可以用如此客观、冷静的笔调写出一个充满惊悚感的故事。这和我过去翻译的小说都不一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温柔之歌》译者袁筱一说，蕾拉的文体干净，用词简洁准确。“她以观察者的身份，和读者一样进入保姆的世界，看到了保姆生活和女人隐藏的另一面。”

　　 女性往往被刻板形象所禁锢，母性命题的文学书写尚有待挖掘

　　小说《温柔之歌》一开篇，“婴儿已经死了”引出骇人悬念———看似“完美”的保姆居然谋杀了她看护的两个孩子。这部作品取材自多米尼加保姆在纽约因双重谋杀罪被起诉的真实事件，揭示了女性生存的艰辛、平凡人物的命运、爱与教育的观念等社会命题。

　　“我也很愿意你出去工作，可是孩子怎么办？”妻子米莉亚姆在《温柔之歌》里和丈夫保罗谈及自己想外出工作的打算，丈夫问出了这个问题。这时，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再也无法忍受平庸琐碎的家庭主妇生活。显然，当丈夫发问时，他将自己置于局外人身份。这意味着，似乎只有对于母亲而言，投身工作还是照顾孩子，才会成为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父亲被默认是缺席的，而母亲一旦失职，则遭受谴责。

　　“以女人的角度写女人的故事，引发共鸣和社会关注，这非常必要。”蕾拉·斯利玛尼认为，“当身为女性的时候，会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观念，认为我们将来会成为妻子、母亲，这样才会拥有完整幸福的人生。我们被教导说，只要去爱、只要去被爱就够了。”但蕾拉与主人公一起思考后发现，即便女性有一天做了妻子、母亲，这也并不完全能让人生百分百幸福。

　　“爱和被爱显然并不足够，这时我们会开始反思、发出疑问，甚至恐慌和害怕。”这也是蕾拉小说《温柔之歌》里的米莉亚姆、处女作《食人魔花园》的阿黛尔产生困惑的原因。“女性往往被这样那样的刻板形象所禁锢。”作家蕾拉30岁时怀孕并生下孩子，她发现，一个男人当作家是很正常的事，但女人因为要当作家或忙于其他什么事而找人帮忙照顾孩子，就被指责是自私的。“我自己也花了一些时间来摆脱这种罪恶感。”蕾拉忍不住“吐槽”：母性命题在文学中的挖掘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样多，而由女性作者来挖掘的则少之又少。

　　 文学并非社会事件的简单复刻，而是探往世界深处的一面窗

　　基于社会热门案件的小说，往往因话题度高具有一定的可读性，但蕾拉显然并不满足于此。在作家、清华大学教授格非看来，蕾拉笔下的人物看似简单，实则充满讽喻与暗示，她没有简单复刻新闻案件，而是敏锐捕捉到世界表象下的深渊。

　　格非将蕾拉的作品定义为“有关冒犯的小说”，有着浓郁的非理性色彩。“只有当我们彼此不需要对方的时候，我们彼此才会感到愉快和自由”———书中这句话让他印象特别深，“初读有点怪，既然我们彼此都不需要，怎么会感到愉快呢？但转念一想，当我们彼此不需要的时候，体会到的恰恰是孤独，所以这也是一部关于孤独的作品。”

　　对此，袁筱一也有同感。“人与人之间的无法沟通，是《温柔之歌》中强劲的不和谐音，也是旋律动机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女主角米莉亚姆成为丰富的现代女性形象，也承载着种种因丰富而带来的内心冲突。袁筱一说，小说里的所有场景和人物都是我们身边熟悉的，但小说永远需要小说家的本领才能完成自身生命的蜕变。“作家蕾拉的天赋，似乎就在于将这个社会事件转化为虚构的情节时，能够赋予人物、情节这些19世纪流行的小说因素以层次，借助并不复杂的叙事手段，撑住了不小的文学空间。”

　　保姆题材在文学书写中并不好处理。此前，作家张悦然在中篇小说《天鹅旅馆》和短篇《家》里也塑造了保姆形象，她评价蕾拉“用简洁有力的语言表达凝聚的主题”，蕾拉写的不仅仅是法国需要面对的问题，女性陷入某种困境无法逃脱，归根结底是主人公丧失了爱的能力———而如何找回学习爱的能力，是全世界作家不可趋避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