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记忆：上海燃气150年
各位是否还记得看懂上海之前写过的“煤气包”（没看过的朋友 点这里 阅读）？这可是上海燃气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但要说起上海燃气的发展历程，就不仅仅是“煤气包”了。
上海燃气150年的发展历程，每一步脚印都值得说说，“自来火房”、“煤球炉”、“搪瓷灶”、“液化气钢瓶”……这些字眼都折射出城市发展的某种规律。
引进煤气用以照明
150年前上海还是个小县城，户外基本没有照明。那时有六个英国年轻商人向租借工部局写了封信，要求把英国的煤气引进上海；同时也向上海道台请求建厂。
六个英国商人当年没有影像，只有招股书留下了他们的名字
不料，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这六个英国人在报纸上登了一则招股书，募集十万两白银筹建煤气厂。招股书发布的2年后，在今天的苏州河南岸、西藏中路以西的位置建成了上海最早的煤气厂。
大英上海自来火房筹建招股书
要说他们的成功是有理由的。此时，煤制气干馏技术已在欧洲问世，这六个人中一个叫C.J.King的英国年轻人对这项技术很熟悉，曾在发明煤气的英国威斯明斯特煤气公司工作过；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看到原本一片草泽地的外滩逐渐繁华起来，同时预感到未来的城市生活需要煤气。
1865年的11月1日，煤气厂开始供气。煤气最初用来做城市照明，十盏人们没有见过的煤气路灯取代了上海南京路和外滩的煤油灯。这距离欧洲工业革命发明煤制气干馏技术问世才十多年，早于日本和亚洲各个城市。这被看作是上海城市公用事业的开端。
1865年上海街头第一盏煤气灯，从此煤气灯照亮了大上海
毋庸讳言，早期煤气灯有着许多缺陷，比如闪耀性很强，但作为新生事物，很快在市民中引起极大的反响——上海老百姓为了一睹这一神奇的新玩意，都围着灯管看个不停，围观人群还纷纷议论，这火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因为煤气灯是以管道埋于地下引出成火，最终大家一致认为这是“自来火”，所以煤气厂最初被叫做“自来火房”。也有人称其为“地火”。
自来火房
当时，租界的外国居民是自来火的主要用户，许多中国商人富户也纷纷申请安装煤气灯。康定东路87弄，李鸿章给女儿李菊藕的陪嫁大宅（之前康定路一文中提到过，张爱玲出生于此，系李菊藕孙女，现石门二路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客厅中间装吊枝型水晶灯的地方就有一个硕大的铁钩子，那就是当年用来挂煤气灯的。
在没有电的时代里，点煤气灯就是老上海上流社会的标志。
用途的转变
煤气灯在外滩亮了十多年后，依然与油灯并存。
上世纪初室内煤气灯
当时租借工部局计算成本后发现：每一盏油灯一个月的费用是一块五，而煤气大概是它的三倍多一点。到1870年代后，上海用作户外照明的灯盏约四百盏左右，煤气灯占一半。
煤气生产依靠煤做原料，而当时的中国并未大规模开采，煤气厂使用的煤都是依赖进口，煤炭到达上海后每吨十五两白银，因此煤气的价格很贵。直到1881年开滦煤矿产煤，煤气灯的价格才有所下降。
但煤气灯遇到的挑战还不仅是价格，因为比煤气灯更亮的电灯来了。1882年上海有了第一盏电灯。在漫长的70年里，煤气灯与电灯并存。
外白渡桥上的电灯与煤气灯
1935年以后，煤气灯就被电灯全部取代。在煤气逐步退出城市照明的过程中，“自来火房”调整方向，主要发展家庭烹饪和取暖。
飞入寻常百姓家
煤气从奢侈品转身，进入寻常百姓家是解放以后的事了。
50年代初，上海兴建“两万户”时，煤气公司专门派人到每个新村的居委会现场示范，一铜吊水放在煤气灶上烧七分钟，若在煤球炉子上，烧开则要二十八分钟。
自来火
在老上海的记忆里，1949年前要铺上管道、装上一个煤气灶，需要两根金条，一立方米的煤气价格相当于5斤大米；解放后六次降价至7分钱一立方米，相当于半斤粳米的价格。同时，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比如，灶头不买可租，一年三块钱。
在煤气进入寻常百姓家后，从1957年开始有了自己设计的，符合国情的灶头。其中，五七型灶头和搪瓷灶最普及，使用的时间也最长。
以前英国人留下来的灶头，适合平底锅，它是平底的，灶头低，脚不能翻。为适应上海人的使用习惯和清洁习惯，新设计的煤气灶，脚变成可以翻的，特别适合用圆形锅炒菜；搪瓷灶头与铸铁灶相比，更方便清洁。
“搪瓷灶”
一只搪瓷煤气灶，当时只要17块钱，几乎在家家都能看到，今天它已然成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伴随着煤气用户的发展，煤气灶也经历了无数次的技术革新。从最早的铸铁灶到搪瓷灶，再到后来的玻璃灶，这些在当年无一不是根据现实条件刻苦攻关的成就。
告别煤球炉
经过文革十年的停滞，当改革开放加快了城市的生活节奏，这座特大型城市到上世纪90年代初仍有一半的城市家庭用不上煤气，依旧使用着煤球炉。
煤球炉
二十世纪初，上海已将西方的灶具引来，煤气逐渐在上海推广。当时上海的里弄分成“旧式里弄”和“新式里弄”，两者之间的最重要的评判标准就是有没有煤气。
煤气当时属于清洁能源，造成上海当时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是成千上万只烟雾缭绕的煤球炉。 在一次能源的消耗中，上海使用煤炭的比重一度超过70%，居全国之首。1987年前，上海城市垃圾最大的组成是煤球炉烧下来的残渣，占上海城市垃圾近40%。
当时一位英国燃气公司的代表访问杨树浦煤气厂。他说，我看到我们博物馆的东西了，你们竟然还在用。当时还有一个是吴淞煤气厂，偌大的上海，仅依靠半个世纪前的两个制气厂，加上1959年投产，生产焦炭为主的上海焦化厂显然是满足不了的。83年新建的解放后首家煤气厂，浦东煤气厂，虽说是国家重点民生工程，但仍旧杯水车薪。
建于1932年的杨树浦煤气厂
一天，市长收到一封反映“煤气难”的信，写信者为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
那是1989年，复旦大学一批教授分到了新房，住进了凉城新村，但同时也把煤球炉带进了新村。一日三餐时煤球炉是打开的，气压较低的时候烟排不出去，居民小区乌烟瘴气。
当时凉城新村马路对面就是三个“煤气包”，但因为当时市政府有规定要按照建房顺序输送煤气，所以凉城新村就是用不上。
煤气气柜（“煤气包”）
长期以来，煤气作为城市公用事业，特别在计划体制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的经营活动。将近30年的时间，煤气价格一直停留在7分钱一个立方。这座特大型的城市，欠账甚多。当年建一个煤气厂要一二十个亿，用煤气代替全部的煤球这一浩大工程，钱从哪来呢？
当时的上海市长朱镕基说了一句话：我们决不能把上一个世纪遗留下来的落后的生活方式，带到下一个世纪。
他提议：能不能发一点煤气债券，解决煤气的问题。一家一户建煤气，借用户一千块钱，五年后归还，利率相对较低。但上海市民是心甘情愿的。
90年代发行的煤气债券
以发行债券的形式募集煤气建设资金，这在解放后公用事业的发展史上绝无仅有。当时集资10个亿，市政府出5个亿，用这笔钱启动了作为国家重点工程的浦东煤气厂二期工程，扩建了吴淞煤气厂。
此外，新建石洞口煤气厂，上马焦化厂“三联供”项目，多方齐头并进提供气源。所有的这些制气工程，才使搬走100万只煤球炉成为了可能。
1993年夏克强为浦东第10万户用户点火
液化气钢瓶
建设是一个艰巨的过程，但老百姓告别煤球炉的要求又刻不容缓。于是在那段历史中便有了“液化气”或“钢瓶”的记忆。液化气的钢瓶就是解决管道实在没有办法铺设的家庭。
一时间，灌装石油液化气成了宠儿，尽管它远没有管道煤气方便。如果一个地方还没轮到用液化气，想得到一个钢瓶的门槛也非常高。知识分子、高级工程师们使用液化汽是需要特批的。
曾主持浦东煤气厂建设的王钰初厂长：
那个时候我拎了一个钢瓶，上门去做毛脚女婿，到丈母娘家弄堂里，两个眼睛都要看着你的，你能弄到一个钢瓶很了不起的。
很多市民在自己的自行车后面加装了一个钩子，用来挂煤气钢瓶，每月一次，踏着自行车去换煤气，也曾是市民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
液化气钢瓶
确实，只有最符合世界发展规律和方向的、更清洁更环保更高效的能源才能满足城市生活进步的需要，才能真正诠释“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终于，煤气在上海这座城市拥有了130年的历史时，告别了煤球炉。这个已然成为传统的公用事业，它就要向现代能源的时空转移了。
一场更深刻的改变已悄悄降临。
部分文字来源：《大师》、王韧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