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英雄侯仁之：秘密送学子奔赴根据地（图）
人物小传：侯仁之（1911-2013）生于河北枣强原籍山东恩县。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2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40年获燕京大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同时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其间曾帮助三批燕大学生转赴根据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被捕。1946年至1949年赴英留学，回国后任燕京大学兼清华大学教授，1952年起执教北大。
燕京大学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全体委员合影。
蔡元培题写的燕京大学校匾。
“活北京”中国“申遗第一人”，这些是研究了大半辈子北京历史地理的侯仁之所获的赞誉。他倾毕生精力，研究解决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等问题，对北京旧城改造、城市规划及建设作出重要贡献。而他与北京城的渊源还不止于此，时光将我们带回七八十年前的那段峥嵘岁月。
与地下工作者单线联系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20岁的侯仁之从河北老家转学第一次来到北平。第二年，他如愿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四年后毕业留校继续攻读硕士。1937年北平沦陷，众多高校纷纷停办、南迁或西撤。但燕大没有迁校，为免遭日寇骚扰，学校悬挂美国国旗，使侯仁之这样身处沦陷区的学生们能有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1940年6月，侯仁之在燕大完成了硕士学业，决定留校任教。一天，校长司徒雷登把他叫到办公室说：“你在学校已经有八年，了解学校情况，现在学生在日本宪兵的包围之下有很多问题必须要解决，希望你除了教课之外，兼做学生生活辅导科的科长。”
很快，燕大成立了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美国教授夏仁德为主席，侯仁之为副主席，主要协助解决学生学习生活上的各种问题。后来，侯仁之发现有一些来找他的学生表示愿意到内地去抗战，有的还要参加八路军，且愿望非常强烈。这时，侯仁之的朋友、原燕大学生陈杰从延安回到了燕大。他此次回校名为读研究生，实际上是从事中共地下工作。了解情况后，陈杰对侯仁之说：“你这个任务很重要，发现学生谁有激进的思想，要参加抗战、当八路，就想办法告诉我。”之后，侯仁之便开始了与陈杰的单线联系。
经秘密交通线转送学生
1940年冬天起到1941年夏天的半年多时间里，在陈杰安排下，经侯仁之具体联系，从燕京大学转送到根据地的学生总共有三批十几个人。前两批先是从学校走着出发，走小路翻过西山，到达平西妙峰山脚下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所在地。到第三批的时候，改为先坐火车到磁县，然后从磁县步行到西山，再转入根据地。
经秘密交通线转送人员是一项危险而缜密的任务。为避免泄露行动计划，按照陈杰的叮嘱，侯仁之在每次出发前一天的晚上才通知要走的学生。出发前，要求大家随身带一点吃的东西，打扮成去野外郊游的样子以避人耳目。接到出发的通知后，就要立即动身。有一次，第二天要出发了，侯仁之在前一天晚上学校熄灯前通知那些要走的同学，并告诉他们：“明天早上八点钟，在学校机器房照例鸣汽笛的时候，准时到达前去颐和园途中的挂甲屯村，在那里就会看到有个农民装束的老乡迎面走来，就可以问他：‘老乡，去圆明园怎么走？’如果他回答说：‘我们是同路的。’那就证明是带路人。他答完话后就转向路北一条石板道，顺着达园的西墙，向圆明园走去，这时就要隔开一定的距离跟着他，一直进圆明园。”中共地下党组织把学生送到西山温泉游击队，再由华北抗日根据地把人接走，有的经西安最终到达延安，有的直接奔赴抗日前线。
天津岳父家中被日本人逮捕
1941年12月7日，以日本偷袭珍珠港为开端，日美之间爆发战争。美国国旗护佑下的燕大不再安全。
12月8日是个星期一，侯仁之还像往常一样一早骑着车赶去上课，还没到校门，就看到一些日本兵站在门口。见此，侯仁之心想：肯定出大事了，还是先回家再说。还没骑到家，他就远远地看到家里的保姆斜倚在大门边上，不断地冲他摇手。侯仁之随即调转车头，躲到了附近燕大附中一位老师家中。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等了两个小时左右，侯仁之坐不住了，就请那位老师打发他的小女儿去自己家里探探情况。女孩回来后说一切如常，侯仁之便立刻赶回了家。到家后才知道，他早上刚离开，几个日本宪兵和伪警察就闯进家里，要询问他对日本和美国战争的看法。
第二天，侯仁之的妻弟带来消息，说日本兵已经占领了燕大校园并下令学生离开，他和几位同学没有地方去，想搬到侯仁之家里来。侯仁之安排好妻弟，跑到学校正门去查看情况，正好碰到同学王钟翰。王钟翰拉住他说：“你怎么还站在这里，日本宪兵队已经开始抓人了。”侯仁之回到家中，准备到天津的岳父家去，找个清静的地方继续自己的研究写作。临走前，他嘱咐妻弟：“如果日本宪兵来家找我，就把我在天津的住址告诉他们，意在说明我并不是想躲起来，要抓人，我在明处。”之后没有几天，日本人果然就到天津将侯仁之逮捕。
机智应对狱中审讯 被捕后，未经任何审讯，侯仁之便被关押在北平沙滩日本宪兵队总部地下室里，在那里他见到了燕大的许多老师和同学。入狱的第三天早上，一个扫地的走来悄悄投给他一个纸团。侯仁之展开一看，原来是洪老师口拟、同学刘子健执笔写给他的字条，内称：他已过完堂了，与洪老师同押一室；并叮嘱侯仁之，过堂时“先侦察思想，后侦察行为。务要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学生西游之事，似无所闻”。字条中的“西游”是暗语，所指便是转送学生到根据地的事情。因此，侯仁之有了心理准备。日本宪兵队根据搜集的情报，对燕大师生的审讯重点各有不同。好在日本人对侯仁之从事地下工作、掩护燕大学生参与抗日一事并无所闻，提审他时，审讯焦点是燕京大学办学的目的何在。
侯仁之只说燕京大学是一所基督教大学，自己只是青年教师，无权过问学校的大事。尽管审讯中他的讲话多次被审讯的日本宪兵粗暴地打断，受到严厉的斥责与威吓，他还是机智地应付过去了，最后被定以“以心传心，抗日反日”的罪名并在口供上摁了手印。
在日本宪兵队羁押两个月后，日本人没有查出这些燕大师生有什么地下抗日活动的证据，先释放了被捕学生，接着又相继释放了几名与全案关系不大的教职员。1942年2月10日上午，包括侯仁之在内的其余8名教师被移往炮局监狱，听候军法审判。侯仁之是其中最年轻的一员。他在这里又被关押四个多月，最终被判处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保开释，但无迁居旅行之自由。抗战胜利后，侯仁之便积极投身到燕大复校的工作中去了。
史迹寻踪
燕京大学：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于1919年由四所英美基督教教会联合于北京开办，司徒雷登为首任校长。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燕大师生积极参与爱国民主运动，如三一八运动、一二九运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等，并从中发挥了先锋或骨干作用。抗战爆发后坚持在北平办学，成为向抗战大后方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输送大批爱国人才的基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政府接管，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大迁入燕大的校址，燕京大学就此终结。其现存旧址即为现北京大学校址(早年称燕园)。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