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交通大学抗战时，培养了“海陆空”人才[图]
其时学生坚持锻炼。这三位学生就是冬泳爱好者。
抗战八年，中国高校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知名学者陈平原以“摧不毁的大学”来形容战时中国大学西迁的颠沛历史。
在上海不少高校同样在烽火之中历经西迁、两地办学、东返复员等艰难曲折，以赓续文化命脉、保存和培养战后重建所需的人才，积蓄了让后人肃然起敬的力量。其中仅交通大学的战时毕业生，就有32位后来成为院士。
调阅史料可以看到，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开始，上海的大学师生就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成立了上海教育界救国联合会、“上海各校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上海高校的学生在连天炮火中，以自己所学投入到抗日救亡：医学生投入到伤病救助、工科学生则投身到军工制造等事业之中……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部分大学搬入了租界，上海的高校承担了为东北沦陷区培养人才的重任。1938年11月，沪上大学在上海为内地院校代招录取了大量新生，单单上海医学院就录取了百余人。
随着日军全面占领上海，上海高校陆续西迁:同济大学迁至李庄；复旦大学和交通大学迁至重庆；大夏大学迁至贵阳；上海医学院迁至昆明、重庆……但这些学校仍然一路弦歌不辍，培养出了大批后来各行各业的奠基者。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交大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局面。学校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暂先在法租界办学。随着租界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交大一再向教育主管机关提出部分内迁的想法，但教育部鉴于“交大素著成绩，政府期望至殷，所处环境可勉励进行，务望立即设法开学，为国效力”，指令学校在原校址或上海其他处所设法开学，以致内迁计划屡屡受挫。
在法租界内，交大的临时校舍分散于租界内数处：震旦大学和法租界爱麦虞限路45号（今绍兴路7号）的中华学艺社。徐家汇校舍，则于1937年11月被日本宪兵队占领。
但，这些主要教学场所都没有一间实验室。交大的实验室和实习工场等教学必要场所顿时没有着落。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学校师生想方设法，或创办一些简易实验室，或租借工场设备，或直接在露天马路上进行实验，逐步恢复了大部分物理、化学等基础实验课，有的甚至达到战前水平。
全面抗战爆发后，东南沿海一带工厂企业纷纷内迁，内地交通工程建设任务繁重，急需大批交通工程和管理人才。因此在上海租界学习的交大毕业生首选就是奔赴内地参加建设。此外，还有不少毕业生通过清华留美公费考试、留英公费实习、自费考试等途径出国深造。至1944年秋，交大近400人赴北美、西欧各国讲学、考察、实习，人数之多为当时各校所仅有。
校友援建重庆交大分校 教材与美国最新教材同步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上海租界内的交通大学在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伪政府的日益压迫下，前途岌岌可危。为策应时变，同时满足大后方抗战和建设对交通工程人才的急需，重庆交大校友纷纷热心奔走，筹备渝地建校。1940年11月，交通大学分校（即交大渝校）在重庆小龙坎诞生。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沦陷，交大沪校被汪伪政府接收，1942年8月，交大渝校迁往九龙坡新校址，顺势升格为交大总校，后改称国立交通大学本部，由吴保丰出任校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由重庆复员上海。
重庆办学期，交通大学极力延聘欧美各国留学归来的高端人才执教。其中，既有茅以升、倪俊、陈章等资深学者，也有曹鹤荪、季文美、许玉赞、岳劼毅、马明德等30岁左右的年轻学人。他们此前大多在海外深造，拥有哈佛、麻省理工、康乃尔大学、芝加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高工等名校学术背景。其中仅交大1934届毕业留学归来执教母校的就达11人。
这些教师大多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毅然放弃在国外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胸怀科学救国、为国育才的理想，把世界科技的最新发展带到大学课堂上。美国1942年出版的教材，次年就已在交大使用；张钟俊教授所授《电信网络学》是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课程。
1940年重庆小龙坎的交大分校成立之初，学校仅招收电机、机械一年级新生各一班，学生仅80余人，教职员10余人。随后增招机械、电机、土木、航空、运输管理、工业管理系、财物管理系等。又因奉交通部令接办重庆商船专科学校，增设造船工程系，以及轮机、航海两个专科；同年，交大又与交通部等单位商谈合作，创办电信研究所，培养硕士层次的电信技术与研究人才，学制二年。自1944年招生起至1949年，共招考录取硕士研究生36人，其中获得硕士学位19名，成为民国时期培养工学硕士研究生最多的机构。
从1940年10月到1945年8月不到五年，交通大学在重庆已经发展成拥有9个系、2个专修科、1个研究所的工科大学，囊括“陆海空”。为复员后的交通大学构建起了发展框架。
交大毕业生开飞机厂、建电台支援中国抗战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唯一的飞机制造厂设在美国，由宋美龄提议修建，并由她选聘上海交大毕业生、年仅25岁的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博士胡声求为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1943年8月，胡声求在美国爱国华侨的帮助下，在美国旧金山注册了中国飞机厂有限公司，筹资十多万元，同时聘请美西华侨航空救国协会会长何少权担任董事长，华侨筹款救国会会长邝炳舜任总经理。1944年4月，“中国飞机制造厂”在旧金山正式成立，胡声求任厂长，员工均为华侨，有三千多人。1945年1月，生产出了A-26型战斗、轰炸两用机机身，并以每月130架的速度，约每年1800架的规模投入批量生产。其规模和水平在当时的中国都是前所未有的。
这些飞机运回祖国，装备空军机队，直接投入反法西斯战争，为夺取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感谢。胡声求等人在美国造飞机的故事，通过全世界媒体报道，成为美谈。
1937年，冯简在重庆主持建设我国第一座短波电台——TheVoice of China，在整个抗战时期，日寇不断对重庆狂轰滥炸，而TheVoice of China坚持对全世界广播，从未中断。这是我国自己建设的第一座短波电台，也是抗战期间盟军在远东唯一可利用的短波电台，日寇对这个电台恨之入骨，称之为“重庆之蛙”。
1945年的一天，重庆各报报道：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机械系主任写信给当时的中国教育部，三名中国留学生荣获该院机械系研究生论文前三名，其中两名是上海交大毕业生，第一名朱城，公费留学，另一名自费留学。朱城取得博士学位后，谢绝美国大学和公司的招聘，整装回国。清华等名牌大学争下聘书，但他选择回母校任教。在执教期间著有《材料力学》，选为部定教材，各大学竞相采用。
大后方每年约有四万名满中毕业生，几乎全部报考“四大学”(中央大学、西南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联合招生)。上海交大则单独招生，考生约四五千名，几乎全是各中学的优秀学生，擅长数理化。成绩一般的学生望而却步，不敢问津。
当时交大规定一年级为试读生，不算正式学籍，也不发给校徽。当时学生都住大宿舍，一个班级挤在一大间，床铺上下两层，无可据案自习。有些学生就各具匠心，睡下铺者用衣箱当书桌，用床铺当座椅；睡上铺者用绳索吊木板悬挂在屋梁下，当作书桌两腿下垂，高坐在上铺上，伏板自习，偶一欠身就摇摇摆摆，好像演杂技一样，然而熟能生巧，倒无出事故。
彼时交大学生醉心智育，埋首课本，几乎忘了体育。学校虽也照例设一小型操场，但形同虚设，杂草丛生。没人去跑跳\打球。也没举行过运动会。体育教师紧锁眉头，徒唤奈何？结果学生智力日上，体力日下。社会上流传起交大学生“一年级买蜡烛(开夜车)，二年级买眼镜(近视)，三年级买痰盂(肺病)，四年级买棺材(垂死)”之说。
合格标准不降低 也是抗战时老交大传统
老交大有“三分之一不及格”的说法，虽无明文规定，确有一些教授讲师这样办，即一个班级的学生，不论其考试成绩如何，教师应按三分之一不及格批卷。因之教师总是出偏题、难题，掌握三分之一不及格的主动权；学生则专攻难题，预做教课书后面的总习题，争取跳出三分之一的圈套。即便是在抗战时期，也是如此。
航空工程系一年级一学生因未挣脱三分之一的圈套而留级，发誓不再读交大，报考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而人中大一月后，又回到交大继续攻读，他说还是交大顺眼。另一学生原是安徽省高中毕业会考优秀生，在交大一年级即因三分之一不及格的限额，被勒令退学。他一怒之下，决心不读大学，参加工作。教务处公布月考、期考分数时，用蓝色填写及格分数，红色填写不及格分数。总是红色一片触目惊心。如此的过高要求，学生却乐于接受，口服心服。对批红色分数多的教师，学生则敬畏备至，认为必是学识渊博，深不可测。
近于苛刻的不易及格是老交大传统之一。交大学生虽属砂里淘金，筛选出来的，但要考得八九十分，却如挟泰山以超北海。多数学生的目标是60分。不留级，不退学，就足以自慰并大可告慰家庭了。如果问一个学生考了多少分？他若回答“我赢了，他输了”。就知道他及格了。所谓他输了，是指教师而言。交大的低分标准，曾引起一次交涉，当时安徽省政府规定：凡得80分以上的安徽籍在校学生，可按学期发给奖学金。交大皖籍学生一听就急了，推派代表去安徽省教育厅请愿。官员们听了代表们的陈诉，也觉得把交大的分数和其他学校的分数同样看待确实有失公道。经研究特准交大皖籍学生，凡平均分数在65分以上者，也发给奖学金。
（作者为上海交大党史校史研究室成员）
来源：《文汇报》 2015.08.21 第6版 文汇教育
原文： 交通大学抗战时，培养了“海陆空”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