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在交大·名师荟萃]裘维裕：现代物理教育的革新者[图]
[编者按] “所谓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上海交通大学在120年的发展历程中，培养了一大批莘莘学子，也涌现出一大批百年树人、奉献一生的名师先贤，正是他们无怨无悔地躬耕于三尺讲台，才奠定了今日上海交通大学的辉煌基业。新闻中心特推出“学在交大·名师荟萃”专栏，让名师先贤的道德风尚、人格魅力、敬业精神、治学态度、教学艺术薪火相传，成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瑰宝，营造“学在交大”的浓郁氛围，庆祝交通大学120周年华诞。
裘维裕（1891～1950），字次丰，江苏无锡人，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1916年毕业于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交通大学前身）电气机械科，同年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硕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研究院从事物理学研究。1923年回国，任上海南洋大学(即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科教授。1928年，在交通大学创建物理系,任系主任。1930年任交通大学科学学院（1938年改为理学院）院长。从事物理教学20多年，培养了100余名学有成就的物理学者，领导了交通大学理科教学革新，影响深远，对提高我国大学物理教学水平做出重大贡献。
开创物理学教育的崭新时期
在20纪20年代以前，中国只有几所工科大学，其中以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和北洋大学的历史最为悠久。当时，我国自然科学领域中的高级人才很少，学校的教师不少是从欧美各国聘请的外国专家。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对培养工程技术人员至关重要，但不少学校对这些基础课教学因缺乏师资未予必要的重视，这就必然影响培养学生的质量。
1911年交通大学在土木、电机科开设了物理课，实验室略具规模，但因数、理、化的课程都由外籍教师任教，每周讲课和做实验的课时较少且不稳定，因此教学质量不高。有鉴于此，交通大学从20年代开始，决定加强基础课教学。此时交大一批出国留学的学生先后学成回国，并且回到交大任教，他们取代了外籍教师，充实了师资力量。他们创造性地运用美国的教育经验，治学严谨，教学认真，要求严格，教学效果好。为了使教学工作适应中国的特点，他们自编讲义，自制实验室仪器和教具，改变了以前照搬外国教材的做法。这些年轻的留学教师中，如裘维裕、周厚坤、徐名材、周铭、杜光祖、胡刚复、胡敦复、胡明复等,后来都成为一代宗师，裘维裕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关于裘维裕，无锡市政府文史办顾一群在《裘维裕教授轶事》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
1924年8月，正是酷暑季节。交大正在举行教务会议，研究下一学期的课程设置。会议桌右首，坐着一位30岁出头的年轻教授，他面色清癯，两眼炯炯有神，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睛，上身穿着一件熨烫得笔挺的白色衬衫，领口系着黑色的领结，腰板挺得很直，这就是裘维裕。他正聚精会神地听着坐在斜对面的一位教授发言：“现今，军人争权，战乱不已，百业凋敝，民生维艰，学生毕业后诸多人谋业困难。因此，学校应设法增设一些专科，对学生进行职业训练，教给学生一种吃饭的本领，俾使他们毕业后，能够在社会上找到工作，解决出路问题。”
这位教授的意见得到好几位教授的赞同。一位身穿长衫的老教授还发了一番宏论，表示支持。裘维裕有些忍不住了，耐着性子等这位教授的话讲完，接着就说：“我回国不久，初来学校，对国内学校情况不甚了解。”他说的是实话，并非自谦。“但我认为，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大学的使命，并不是教学生一种吃饭的本领，而是要学生养成一种健全的人格，训练一种相当的科学思想。有了这种训练，学生毕业以后，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能够胜任。”说到这里，接着又极为严肃地说：“现在，很多人主张大学教育的职业化，我认为是不妥的。职业化的情形，是随地不同的，大学的课程，再怎样的增加都是适应不了的。就以修汽车来说，如果不使学生懂得基本的科学原理，只教他们如何修车，汽车日新月异地在改良，隔了三五年，也许他们连汽车也不会修了……我认为，这是舍本求末，断然不能希望有良好的结果。”
会场顿时一片沉静，顾惟精教务长打破了这一沉静说：“裘先生的具体意见呢？”
“我建议，对学生进行基础科学的教育，培养学生用脑用手的能力。目前，学校安排‘数学’、‘物理’、‘化学’这3门课均为一学年的课程，这是很不够的，应该各增加一个学年的课程。同时增加实验课，如物理学课，第一学年可以设置‘力学’、‘物性学’和‘热学’，第二学年设置‘电学’和‘光学’，同时，每周要安排3节实验课。在教学方法上不仅要使学生理解书本上的知识，会做习题，记住公式，而且要学生能够演绎、归纳，触类旁通，能够解决新的实际问题。我相信，经过4年的科学思想训练，学生毕业以后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实用的学识。”
听了裘维裕的这一席话，周铭教授激动地说：“我完全赞同次丰先生的意见。这不仅联系着学生的前途，也关系着我国的未来。如果我国没有一大批受过科学思想训练的人才，很难谈得上民族振兴，国家富强。次丰先生的意见校方如能采纳，我愿主持实验教学。”
顾惟精教务长沉思了片刻后，又问：“教材问题如何解决？”因为当时用的是美国教材。
裘维裕和周铭都表示：“自己编写。”
此次会议以后，学校采纳了裘维裕和周铭的建议，着手准备加强理科教学。
1928年学校成立数学、物理和化学3个理科系，面向全校一、二年级学生，以加强基础理论课程的教学。裘维裕任物理系主任。1930年，物理系、数学系和化学系组成科学学院，裘维裕任院长兼物理系主任。从此时起，数学、物理和化学课程充实了内容，尤其是物理和化学，不但增加了课时数，还加强了实验室建设，对人员和实验条件都给予相应的保障。物理课程和物理实验课程都定为4个学期，物理课每周4节，一年级讲授“力学”、“物性学”和“热学”，二年级讲授“电学”和“光学”（当时“原子物理”内容很少），并不断更新以结合工程实际。弃用美国Duff教材，由裘维裕编写的英文本教材纲要，一直用到1945年。当时，交大的各个工程专科，如土木、电机的课程中，“物理”课教学改为两年，同时重视实验课和实习课，物理实验课每周都必做，并与理论的讲授相配合，这与美国许多著名大学，如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课程基本相同。当时国内只有交大这样做，开创了物理教学的新时代。
1928年，交大改隶铁道部，铁道部长孙科兼任校长。1929年6月，铁道部次长黎照寰继任校长，黎校长提出了“十大纲领”，一是要“从精神上提起交大的精神”，二是要“从物质上重新建设”交大，“部（铁道部）、路（铁路）、校（交大）连成一贯”，培养“具有高深学问之人员”，即工程师、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等和“具有日常用应学问之人员”，亦即服务人员，通才。黎校长完全支持裘维裕的理科教学改革，同时，学校在人力、物力上得到了铁道部的有力支持，黎校长主持校务达14年，使交大得到了稳定的发展。在此期间，交大陆续聘请了一批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校友回母校任教，名师汇聚，尤其是理科的师资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加强。由于这些教授对母校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师资队伍相对稳定和具有凝聚力，形成了一支“大师”队伍，如学生们称赞数学教授胡明复、物理教授周铭、化学教授徐名材三位名教授为“三民主义”教授(因为他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Ming音)；还有“五权宪法教授”，指英文唐庆诒、国文陈柱、微积分胡敦复、物理裘维裕、化学徐名材。直到今天，裘维裕等教授仍然是交大人心目中的一代宗师。
科学学院成立以后，理科教学得到空前的加强。例如普通物理，是理工科各系的重要课程之一，安排在一、二年级，共修4个学期。一年级主要是贾存鉴主讲，二年级主要是赵富鑫主讲，他们都是裘维裕的得意门生，教学内容、进度由裘维裕裁定。“理论力学”由裘维裕讲授，黄志诚辅导。“光学”由胡刚复主讲，光学实验由黄志诚担任指导。“电磁学”和“理论物理”（甲、乙）由许国保主讲。“近代物理导论”及“近代物理”由束星北主讲。讲课内容丰富，有时三、四年级合班上课，时间为一学期。普通物理实验课，教材为周铭所著的英文版《大学物理实验》，从1930年到1949年的20年一直使用。物理系又开设“高等物理实验”（1～5），由周铭等授课，其中“高等物理实验”（5）内容为高频电路。由于真空管刚在各国使用，无线电电路亦在发展，物理系学生要具备无线电知识和动手能力，由周铭亲自安排教具，实验内容以高频电路为主，时间为两学期，每周实验一次。实验研究、问题讨论和专家演讲，主要针对四年级的毕业论文，每周一次，由周铭、胡刚复、班乐夫3位从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主持。“普通化学”、“化学实验”、“定性分析”，由徐名材主讲，张怀义等担任副主讲和辅导。高等数学中的“微分方程”、“高等微分方程”、“函数论”是物理系的课程，“微积分”是理工各系的公共课，由胡明复、汤彦颐教授和石发仁等主讲。
这次理科教学改革的特点是增加了一个学年的课时，要求严格，基础厚实。以物理教学为例：普通物理课，理工科各系一、二年级学生共修4个学期，每学期约16周，每周4个学时，两年共256学时。课堂讲授皆用英文，理工各系均以小班上课，每班约40人，课后以自学为主，不设辅导，考试前亦不设专人答疑。学生做好习题后要交老师盖章发还（不批改）。学生每学期约做习题100题，两年中共做400题左右。
普通物理实验课，配合物理课的讲授进行，学生每周做一个实验，每次实验用3小时，课内只完成操作过程，课后做实验报告，以加深实验的印象。每学期学生约做14～15个实验，两年中，实验教材中的60个实验，要完成55个实验。做实验时，两人一组协同操作，但实验报告仍需各自完成，一律用英文书写，以备今后出国留学时作参考成绩。这60个实验的内容包括：基本测量、力学、物性学、热学、电学、声学、波动学和光学等。通过这些实验，不但可以加深学生对物理概念的理解，而且通过操作可以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
学生每月要考试两次，一次是考理论知识，常称Lecture Test，只要及时温习和训练记忆，就能取得高分；一次是考试计算题，常称Problem Test，是考察学生的思考能力和熟练程度，学生平时若刻苦做习题，能按时完成作业，则考试成绩必能及格，如欲达到优秀成绩，则要依靠他的聪明才智和勤奋程度。每学期终了再进行大考一次（不及格的可补考）。两年的物理课中，共有大小考试28次，如此频繁的考试，其目的在于督促学生刻苦学习。理工科各系学生都得到这种训练，因此，交大毕业生进入社会以后，不但对物理学能经久不忘，而且对考试都不生畏惧之心，无论在国内国外，其考试成绩大都名列前茅。
裘维裕和周铭志同道合，不惜放弃自己专业电机工程和化学，转到基础物理教学上来。裘维裕教物理的基础理论部分并编写教材，周铭除授课外，全力献身于物理实验教学和实验室建设。他俩根据当时国内高等工程教育的实际情况，借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办学经验以及裘维裕在哈佛大学研究院从事物理研究的经验，自编讲义，裘维裕编写了交大所用的全套英文物理教材（包括上课的刚要、讲义、习题和习题集）共有数百万字，并逐年加以修改和增补，其内容较一般教材更为深广。
裘维裕编写的《大学物理纲要》第一卷（An Outline of College physics）（VOL1），虽然只是列出了讲授内容的标题、简要定义和主要公式，但内容丰富。这一卷包括绪论、力学、物性学、热学几部分。1995年，中国科技大学张玉民教授和吴自勤教授经过对《纲要》的研究后认为：这一《纲要》的内容“安排得十分有条理，层次分明，思路清晰。”“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强调观察与实验在物理学中的突出地位。”可见，裘先生在物理教学内容的安排上是花了心血的。他本着先易后难、先直观后抽象、前后对照呼应的精神安排内容，使学生在学习大学物理时，对感到困难的一些难点概念变得容易理解了。长期在裘先生手下当助教的王诚杲教授说：“裘维裕的物理学教材可说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又是祖国物理学领域的一笔宝贵遗产。”
数学课、化学课也同物理课一样要求严格，授课、实验（实习）、考试，这些教学的基本环节都一丝不苟，交大几十年一以贯之，形成了交大“基础厚、要求严”的优良传统。
裘维裕作为倡导者，又是理学院院长，不仅是这一革新的领头人，还是模范的执行者，为交大理科教学革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开创了交大理科教学的崭新时期。
以教学为乐事，以育人为天职
裘维裕回国以后，按他的学问，是可以在科学事业中大有作为的，但是，由于当时国家落后，缺乏科学研究的条件，大多数在国外学物理的回国都改行了。裘维裕1923年回国来到母校，把教育看成是一项神圣的事业，以从事科学研究的态度全力做好这项工作。他力主加强交大理科教学，尤其是物理学的基础教学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使交大基础理论教学处于国内先进水平。钱学森曾说，1934年他从交大毕业，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时，“这才发现，上海交大的课程安排全部是照搬此校的，连实验课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因此也可以说，上海交大在当时的大学本科教学是世界先进水平的。”
1940届机械工程学院毕业、曾经听过裘维裕讲课的傅景常，在80年代所写的《怀念裘维裕先生》一文中写道：“我的物理老师，在一年级学力学、热学时是交大科学院院长裘维裕先生，鹤发童颜，戴着金丝边眼镜，目光四射，炯炯有神。上课时，教室的大门忽然开启，他即从外走进来，到讲台上一站，同时助教先生即来分发他编写的英文讲义。裘先生立刻开始口若悬河地讲课，全用英文讲授，非常流利清楚。那种清癯潇洒的学者风度，令人至今难以忘怀。但是他的定期考试，难得要命，同学们喻为‘上屠宰场’，至今心有余悸。”傅景常还写有一首诗：“鹤发童颜潇洒姿，今我何处找良师。长江滚滚流不尽，此是我师授课时。”
在裘维裕的学生中，许多人后来成了著名学者，他们仍牢牢地记得裘维裕的教诲，连第一次听裘先生课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新生差不多是平生第一次到阶梯教室听课，故而提前进入，静静地候至正点，不见裘先生来。突然教室大门打开，裘先生出现了。闪闪银发，结合金丝眼镜，令人肃然起敬，讲课时，全用英语，课后习题令人颇费思索。”
交大一年级的物理课，开始由裘维裕担任，以后由他培养的教师担任。裘维裕讲课的特点是教学严谨，概念清楚，语言精炼，由浅入深，循循善诱，重点突出；既讲出来龙去脉，又能化繁为简，遇着难点，力求讲解清楚。他上课时，从不用讲稿，也不翻动他放在讲台上的讲稿提纲，可是所讲的内容、每节的大小标题，完全与发给学生的讲义一致。他结合学生的实际，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地清楚地表达出来。遇到比较抽象的内容，他用图表帮助学生理解，图画得清晰整齐，使学生一目了然。如果讲到复杂的数学推导，也是一步一步地推演。板书整洁，英文写得相当秀丽。这反映出他高深渊博的学术造诣和精湛的教学艺术已经炉火纯青。他的学生对他的科学教学方法作了如下的概括：
分析基本事实——事实现象对科学犹于空气对人一样；
建立基本概念——概念对科学逻辑思维犹如生物的细胞；
探索基本规律——不但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掌握基本方法——各式各样的科学方法犹如过河的桥和船；
熟悉基本技巧——科学的技巧如虎添翼。
总之，按照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来组织教学内容，按照科学知识本身的逻辑性来编排讲解次序，从爱护学生的感情出发，满腔热情地用生动的语言讲解概念、规律、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就是裘维裕科学教学方法的精义所在。
裘维裕编制的物理习题集也很有特色。据他的学生刘其昶教授回忆，习题数量多，每次常以百计，既有理论分析，又有联系实际的计算题，编排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颇有“引人入胜”的妙用。开始的二三十道习题是容易的，以后的愈来愈难，简直一时不知如何下手。每次发下习题，学生们经常要做到深夜乃至筋疲力尽，几个星期才能完成。学生们完成习题以后，大家的心情是“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得到了许多教益。
裘维裕的考试题目多而难。他所出的考题要求学生必须彻底弄懂而且善于运用各种定理和公式，经过认真思考才能答对。考题内容之多几乎是“残酷”的，尽管已有充分准备，即使是学得好的学生，一拿到考卷就不停地写，顺利而快速地答题目，往往到下课铃响了也不一定能答完，而且即使答数对，演算中稍有错误照样扣分，所以很少有人得八九十分。当时的考试记分方法是考试成绩的开方乘以系数10，就是说，考分36分才能达到60分的及格分数。这说明题目难度之大，批改之严。这样既考核了学生的熟练程度，又防止了考试作弊的不良之风。
监考之严，绝无仅有。如遇裘维裕亲自出马，那严肃态度使人不寒而栗。但说来也奇怪，只要听过他一两个月的课，做过他所出一两次数以百计的习题，并经过他一两次测验，大都会产生“茅塞顿开”和“柳暗花明”的愉快心情。
裘维裕的物理课涉及数学领域之广，难以形容。无论从几何、三角、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微分方程，直到矢量分析、场论、概率统计，几乎无不通晓。他将各个教学环节讲课、习题、辅导、实验、测验和考试安排得十分紧凑而巧妙合理，他的许多学生都有这种感受：无形中按照他布置的进度学习，不知不觉地紧张又愉快地步入“科学殿堂”，大开“科学眼界”。而且他还注意锻炼学生的英语能力，他用英语讲课，学生用英文记笔记、做习题、写报告和答考卷，为学生学习专业课和从事研究、查阅资料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交大科学学院各系在裘维裕的主持下，都比较重视引导学生进行自由讨论，物理系开设了“实验研究”、“问题讨论”等研究课程，还设置了“科学思想史”、“近代物理引导”等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课程，这是裘先生和周铭教授等参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培养方法，结合中国情况制定的。在他们的努力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不仅开出了所有的课程，而且当时价值几十万元的实验设备也按计划安装好。这在当时全国著名大学中是属于前列的。裘维裕除了担任科学院院长外，还从事交大许多方面的领导工作，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例如，1934年7月至1935年7月兼任交大教务长，1936年，同时担任学校课程委员会委员、训育委员，招生委员会、暑校委员会、奖励委员会、设置委员会委员以及考试委员会主席。可见，裘先生是多么恭谨勤劳。
裘维裕不仅主张教育的最高目标是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的民族情怀、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以及健全的人格，还厉行理论联系实际，严格训练学生的科学思维，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堪称我国高等教育的楷模。
裘维裕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同样令人敬佩。1942年8月，汪伪政权强行接收交大，裘先生当时虽然经济条件十分拮据，仍断然离开交大，誓不与汪伪合流，是交大著名的“反伪六教授”之一。他的挚友吴有训先生（交大校长）在《悼裘维裕先生》一文中提及此事时，赞扬先生“高风亮节”。而当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时，裘先生又挺身而出，首先赶到交大，保护及协助学校接收残存的仪器设备，使之不再遭受损失。抗战胜利后，裘先生仍担任交大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并兼任教授会理事。他虽然健康状况下降，常苦于高血压，但仍坚持上课。1948年冬的一个上午，国民党军警要冲进交大抓捕进步学生，交大华山路校门紧闭，门外站着一排教授手挽手地阻止军警进校，裘维裕挺身站在中间和士官们讲理，背上和腿上被军警的枪托击伤多处。教授们当然不是士兵们的对手，防线很快被冲开，十几个学生被抓走了，裘维裕已经苏醒过来，服下校医给的降压药后，不顾师生们的劝阻，与几位教授一起赶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指名要见市长吴国桢，终于将被捕学生都救了出来。
裘维裕在科学、技术、工程方面的学问是渊博深奥的，他在教育和学术生涯中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宝贵的学术遗产。如出版的译著有《电学和磁学》《交流电学》，还有一本已经过他整理成书稿未及出版的《热学》，最为珍贵的是1935～1936年他发给学生听课参考的纲要、讲义、习题集等教学资料。此外，他积极组织各种学术团体，如中国物理学会、中国电气工程师协会、中国科学社，创办《电世界》杂志等，在我国科学界有很大影响。解放前夕，他与上海科学界的吴有训、侯德榜、茅以升、吴觉农、吴学周、陆禹言、张孟文等先生积极筹办全国科学团体联合会，团结组织上海的科技工作者迎接解放，并做好了参加建设的准备。可惜不到一年，他因积劳成疾，于1950年脑溢血不幸去世，终年59岁。
裘维裕用毕生的精力谱写了一篇“以教学为乐事，以育人为天职”的灿烂文章。
甘当教师，两次放弃做官的机会
裘维裕出身于世代读书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江南著名的书法家裘昌年，母亲过墨琴知书达理，是从农村出来的旧式女子。父母育有5子1女，裘维裕是老二。据四弟、北京农业大学教授、院士裘维藩回忆：二哥幼年特别聪明，在小学读书时，对数学学得特别优秀，连老师都感到难于解析的算题，经他运算，往往迎刃而解。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因此入学后连连跳级，并被保送入交大学习。裘维裕在美国留学时，认识了在美国威斯理安（Wesleyan）女子大学学习西洋文学的上海小姐程婉珍女士，她与宋美龄是该校的同学。程女士长得俊俏漂亮，天赋极高，书、画、口才都很出色，曾获该校英语演讲优胜，奖品是一块金表。该校是美国有名的女子大学，许多名人的夫人出于该校，宋氏姐妹也在该校就读，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后步入政界。裘维裕和程婉珍自由恋爱并在美国结成夫妇，1923年双双回国。
凭裘维裕当时任交大理学院院长的声望和500大洋的月薪，本可以过着富裕的生活，但裘先生和程女士的美满婚姻隐藏着不幸，结婚一个月后就发现程女士患了肺结核，裘维裕为爱妻的治疗和疗养费尽心血，耗尽积蓄。他不是陪妻子到莫山干就是到庐山避暑，为避免旅途劳顿，还包租一架飞机把程婉珍从庐山接回上海，情深到如此地步，程婉珍深受感动，专门写了一篇外文小品《My Standard Husband》(我的模范丈夫)在美国《Life》杂志上发表。裘先生在如此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他两次放弃为国民党政府做官的机会，仍“以教学为乐事，以育人为天职”。宋美龄两次通过程婉珍劝裘维裕去做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他都谢绝了。关于这件事，顾一群先生在《裘维裕教授轶事》一文中作了这样的描写：
“七七事变前夕，7月的庐山，满目葱茏，遍山青翠，宋美龄正在和裘维裕的夫人程婉珍交谈。她是来庐山避暑的，在花溪碰巧遇到在庐山养病的程婉珍和刚放暑假来庐山探望妻子的裘维裕。她对面色有些苍白的程婉珍压低声音说：‘婉珍，这就是每天由麻省理工学院给你寄《波士顿日报》的那位老夫子么？’
程婉珍面颊上飞起了一朵红云，点了点头。
原来，裘维裕在美国留学时，与程婉珍是在一次舞会上邂逅，一见钟情的，裘维裕用《波士顿日报》传情，每天给程婉珍寄一份当日的《波士顿日报》，还专门刻了一枚印章‘裘维裕’，印在报纸上，好像是与报版一起印上去似的，引得程婉珍好不喜欢，终于喜结良缘。
宋美龄接着向程婉珍问了问裘维裕的情况，沉思了一会儿，转过脸对裘维裕说：‘裘先生，婉珍和我在校时情同姐妹，我现在有个想法，想回去后与蒋先生商量一下，请你出来主持高等学校方面的工作，未知先生肯俯就否？’
裘维裕淡淡一笑说：‘我只是个教书的材料，务望蒋夫人不要在委员长面前提起您的想法。’程婉珍忙出来打圆场，说：‘美龄，我这个老夫子是地地道道的老夫子，只知数、理、化、文、史、地，要是让他做个什么官呀！下属把他出卖了，他还不知从哪儿上的船呢！’程婉珍说到这里，自己笑了，宋美龄也笑了。
宋美龄明知道裘维裕夫妇在推辞，回去后还是向蒋介石作了推荐，并几次敦促裘维裕出山，裘维裕坚辞不就。七七事变后，程婉珍因肺结核不治去世，此事不再提起。”
抚妹教子呕心沥血
裘维裕侍奉父母至为孝顺，对弟妹至为友爱，对弟妹子女悉心培养，到了呕心沥血的程度。他在美国留学期间，父母家里的经济情况很不景气，因为唯一养家的祖父不幸亡故，接着家中遭到火灾，财物损失殆尽，而家中又无田产，生计全靠父亲微薄的教书薪水和卖字卖文所得。一家人的吃饭穿衣问题，除已在京浦铁路工作的大哥有些接济外，裘维裕常常节省一些钱寄回家用，支持弟妹读书。他经常写信鼓励弟妹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努力读书。他回国以后，首先是支助三弟，三弟先进入沪江大学读商科，后转入东吴大学学法律。其次是支助妹妹入圣马丽女校读书，以后又支助四弟进入金陵大学学习植物病理学，最后支助五弟入上海医学院胸腔科学习。弟妹们十分敬重二哥的教诲：“只有勤奋，才能有成”，都受到了高等教育，学有所成。
1940年，裘维裕续娶苏州陆澄珠为妻，生有两男一女。女儿德昭是上海某中学数学一级教师，长男绍程先为浙江义乌供电局局长，后来任总工程师。次男兆泰先在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当教师，后任上海交大教授。他们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都是各自岗位上的模范工作者。裘维裕一生没有为自己留下什么财产，他的子女主要是在陆澄珠女士的照料下成长起来的。但是，他对子女的教育寓教于乐，爱护有加。据爱子裘绍程回忆：
“父亲是在50岁之后才先后有了我们兄妹3人，虽然他各种教学和社会活动十分繁忙，但对我们子女的教育和爱护一直是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因我是父亲的第一个儿子更是宠爱有加。小时候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总要缠住父亲‘讲故事’，父亲从未拒绝过，再忙也总是放下手中的书本和讲义，不厌其烦地给我讲故事，直到我朦胧地睡去。记得他常讲的故事之一是‘八仙过海’，但每次内容都不相同，特别是八位仙子的‘法宝’都花样翻新，令我百听不厌。我长大之后渐渐明白了这些‘法宝’原来都是一些物理、化学、电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父亲以他博学的知识从小在我心灵中种下了知识之苗，使我潜移默化养成了热爱科学的习惯。最令我难忘的，父亲讲的故事中有一样东西是万变不离其宗的，那就是海龙王住处的水晶宫大门，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他每次都十分详细地描绘一番红漆的大门，门上钉着一个个金黄色的木钉，闪闪发光。在我幼小的心中增加了一种无限的神秘和向往之感，待我长大后路过上海交大校门时，惊讶地发现父亲描绘的水晶宫大门活脱脱就是交大的校门，父亲把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高等学府比作龙宫，从而引发我从小立志要跨进大学校门到龙宫探宝的志向，其用意可谓良苦。”
解放以前，交通大学的教授大都在外有另一条争取收入的门路，不是这个厂的顾问，就是那个厂的老板（投资、买股票），唯独裘维裕只有做理学院院长一职。按理说500大洋的月薪应有积蓄，可是都为前妻治病疗养给耗尽了。解放前夕，江南造纸厂有意帮助他解决经济拮据的困境，要他担任厂长，但他认为名不副实，当了不长时间的挂名厂长，也是分文不取，表现了他清正廉洁的高尚情操。他的学生、挚友、西安交大教授王诚杲在写给裘绍程的信中回忆：
“我找到广元路海格里，你一家住在一户走上楼梯都要开电灯的3楼阁楼上，经济相当拮据。后来
师母告诉我，连新置的一套有玻璃的家具都卖掉了。抗战胜利后，你家搬进交大头进洋房一个二层楼面，可是家中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师母持五口之家，常常手边紧张。可是老夫子为培养理工人才，仍不遗余力。”
裘维裕一生廉洁奉公，献身教育事业数十年如一日，受其教育的学生数以万计，其中也不乏社会名流、科学技术界知名人士，真可谓“桃李满天下”，但他没有丝毫居功自傲之意。他在家里常讲：“不该取者一文不取，取一文则不值一文。”他平易近人，乐于助人，特别是对一些公勤人员和理发师、总机接线员等，无不平等相待，凡有求于他者，无不倾力相助，而从不收一分谢礼。他诲人不倦，心中只有他人，直到他病危时，对夫人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去麻烦别人！”他去世后所用的棺木、丧葬费都是生前的好友、同事帮助解决的，他和陶行之先生一样，也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摘自《老交大名师》，王宗光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