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印迹]第一等人才，第一等品行[图]

[编者按] 2016年4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即将迎来一百二十岁华诞。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交通大学建校至今始终以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为己任，在跨越三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谱就了薪火传承、思源致远的历史篇章，也汇成学校文化和精神的宝贵财富，见证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江的历史印迹。值此欣逢校庆之际，特推出“120周年，交大曾经走过”“交大印迹”专栏，彰往考来，发扬踔厉，崇树风徽。

培养“一等人才”是唐文治办学生涯中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唐文治人才观的最高理想。唐文治曾与同道来华讲学的美国教育家孟禄、塞娄面晤，两人均谓中国最需要造就的是领袖人才。后来唐文治再访其他国家的教育家，也都持这个观点。1930年，唐文治应邀参加交通大学第三十届毕业典礼，在致辞中有一段关于培养“第一等人才”的精辟论述：“须知吾人欲成学问，当为第一等学问；欲成事业，当为第一等事业；欲成人才，当为第一等人才。而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必先砥砺第一等品行。”高尚品行是人才、学问、事业的基础，只有具备高尚品行才能称得上真正的“领袖人才”。唐文治鼓励学生求学期间，“科学精益求精，务期加人一等，而于心术品行，更复尽心修养，蔚为救国人才”。这些谆谆告语成为勉励学子们的金玉良言，反映了唐文治在培养“求实学务实业”的第一等科学人才过程中，更注重砥砺其第一等品行，也集中概括出他对科学教育与道德品行教育相融合的育人准则。      

中西文化在近代中国发生激烈地碰撞，造就了一批对中西文化兼收并蓄的综合人才。中国传统学校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承担者，大多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功底，如蔡元培、张伯苓等。他们怀着热切的教育救国愿望，以开放的心态、世界的眼光，勇于吸取包括先进科技和思想文化在内的西方先进教育资源；同时，他们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内容，针对我国近代化的实际需求，力图使西方教育与中国教育传统相融合，探索一条契合中国历史文化和具体国情的现代教育模式。这些教育家所进行的将外来文化民族化、本土化的探索和实践，成为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可贵财富。唐文治亦当属于此类教育家之列。将传统文化教育资源与现代大学教育相互融合，寓传统文化教育于科学教育之中，使有精深科学技术的“第一等人才”首先具有“第一等品行”，这是唐文治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点。      

唐文治校长在校期间使用的名片

唐文治是“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的实践者，作为工科大学校长，他注重先进科学技术教育，力图培养“与欧美各国颉颃争胜”的科学人才，实现富国强民的愿望。但是作为国学大师，他又极力致力于儒家精神的现代生存，灌输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培养具有高尚道德品行的体用兼备之才。进行传统文化和道德教育，并非要求学生做道学先生，并非割裂中西文化，而是在科技精英身上融注道德教育，在现代大学教育中结合传统文化教育，尝试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他说：“常人之所谓学问，分学问品行二者也。吾之所谓学问，合品行学问为一者也。”要求学生在“勤研物之质”以外，更加注重“培养性之灵”。唐文治以为在功利思想横行、传统文化失落的近代中国，急需造就具备“第一等品行”的“第一等人才”。      

这位长期执掌实业部门要津的经世饱学之士，怀着教育救国、实业兴邦的强烈愿望，以求实学、务实业为办学宗旨，对现代科学教育不遗余力，成为高等工科教育的先驱。同时，作为精研孔孟之学的国学大师，“中体西用”文化方针的崇信者，唐文治极其注重运用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资源，躬行道德育人，强调品行学识合一，希望造就出中西并重、“体用兼备”的“第一等人才”。在中国文化大变革的清末民初，唐文治以学校为舞台，以学生为载体，致力于传统儒学在科学教育之中的现代生存，秉承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极力渗入道德教育，把道德教育视为科学教育的根基。“道德，基础也；科学，屋宇垣墉也”，道出了他对道德教育重要性及其与科学教育之间关系的认识。他认为无论教授还是管理学生，都要“以道德端其规范，以法律束其身心”，学生才能被培养成通才，成为具有一等品格的领袖人才。他认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如果品行不好，就谈不上学问，即使学贯中西，满腹经纶，对社会国家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只能是为着一己私利的饭碗教育而已，甚至会对社会造成危害，还不如不去培养！      

当然道德有新旧之分、虚实之辨，为适应时代的要求，不可能也不应该把旧道德原封不动地予以继承，把一些流于空谈的玄理当作信条，这点唐文治也是很清楚的。他所要求的是继承优良传统，“以至新之心理，发明至古之道德”。就是说要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树立新一代的道德规范。      

唐文治发挥传统文化资源进行道德育人的内容相当丰富，主要包括致良知、立诚信、辨是非、养气节四个方面。唐文治推崇宋明理学，对王守仁提出的致良知学说尤有心得，在道德教育中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良知，又以知行合一，使良知转化为行动。他又认为学生在校修业以“立诚”为要，人格的养成也始于诚信，开宗明义地将“诚”作为学生身心修养的根本，“正心修身之学，必先诚意”。辨明是非在唐文治道德教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兴废在于民心，而民心则看是非之心的存亡，如果是非之心不存，天下就会大乱，国家也会消亡。在贫弱不堪、外强入侵的近代中国，唐文治还提倡气节。他要求学生养成如《通书》上所说的气节：“为直，为义，为严毅，为干固”，当作为人的根本，在进入社会后，屹然特立，不为社会恶劣风气所同化，这样才能担当起国家大事。      

1909年唐文治与本校15名考取首届庚款留美学生合影

唐文治对学生的科学教育不遗余力，而对道德教育更是躬行其事，费尽苦心。他将学校日常教务都交给教务长和各科科长办理，自己较多地专注于学生的道德教育。他严定各种学校规章来强化传统文化教育。教职员规章的制定主要“以本身作则”为宗旨，学生规章则专以“敦崇品行”为宗旨。他还亲自制定了“勤、俭、敬、信”的校训，在礼堂悬挂了摘自儒家经典的联幅：“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虽愚必明，虽柔必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存者仁，所过者化”，作为全体学生砥砺道德品质的共同标准。      

1914年9月18日，唐文治函送盛宣怀《南洋公学新国文》两部，并称“于国文尤加注重”

唐文治在近代中国历史新旧制度更替，思想文化逐步多元化的时期兴办工程教育。当时科举初废，新式教育草创，学制尚未真正建立，实业教育风气未开，而学校又存在着设备简陋，师资短缺，经费无保障的境况，他抱着为国培养“领袖人才”的愿望，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克服重重困难，为交大建成全国著名的理工科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又为科学教育融入优良传统文化作了尝试，为探索近代高等工程教育的中国化、民族化进行了有益的教育实践。      

作者：晏高钰辑自《三个世纪的跨越——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盛懿、孙萍、欧七斤编著）      

单位：档案馆（党史校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