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封门酒吧街待拆，城市治理还有没有“更优解”
图片说明：城市治理有没有“更优解”？
因为一次意在风貌保护的整治，复兴中路上的元龙音乐书店被封掉了沿街的店门，只能另辟小门继续营业。这些天，开了20多年的书店迎来络绎不绝的探访者——既有常年在此购置乐谱的熟客，也有更多初次造访的媒体。
一爿书店的封门，引起舆论的波澜，此情此景近年并不少见。几年前各地实体书店发展式微，上海多家民营书店一度落入窘迫、濒临关张，曾引发社会密切关注。后来，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扶持新政，由政府出资对优质实体书店予以补助，今天引发热议的元龙音乐书店，当时就在其列。
经此得到的一个最大共识是，“一个不爱读书的城市，是没有希望的城市”，而一座有希望的城市，当然是“书店友好型”城市。在今天的上海，这个共识并未消退，因而才有书店被封墙后涌起的舆情。但这个极富人文意味的共识，也会遭遇新挑战：当人文情怀与规则制度不相匹配、甚至产生冲突时，选择的天平应当偏向哪边？
这一次，元龙书店就面对了这种两难。站在城市人文的角度，一座滋养了无数音乐人的专业书店，无疑是城市中一道特别的风景。用砖墙将其封起，显然有些残酷。但从另一个角度，书店本是民居，破墙开店的批文已经过期。依照今天依法行政中“无一例外”的原则，执法部门照章办事地封去外墙，好像也无可指摘。
概而言之，这就是微观执法同宏观治理间的冲突。今天城市治理的许多方面，其实都遭遇这样的冲突——几年前关于街头摊贩的去留，就曾引发城管部门和消费者间的“论战”；新近曝出一条知名酒吧街要被“勒令拆除”，亦遭致民间的不少反对。扯得再远一些，前一阵的交通大整治中，一些不可谓不勤勉的交警也受到了激烈的批评，因为他们给“断头路”上并不妨碍实际交通的违停车辆贴了罚单，这被很多人认为太不近人情。
不难发现，罚单贴还是不贴，小贩赶还是不赶，酒吧街拆还是不拆……种种争议问题，最后往往被抽象为“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前提下，管理部门通常只能“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将更靠近底线、或更便于操作的需求置于优先位置，也便有了贴罚单、赶小贩、拆酒吧。而这些决定往往与公众意愿存在落差，于是执法者及其代表的公权力，便被推到了公众舆论的对立面。
当类似决定引发舆情呼啸时，承受巨大压力的当事方难免喊冤：照章办事有什么错呢？如果不这么办，开了一个“口子”，后面又要如何收场呢？这的确是应予理解的。然而，一个更易被忽略的问题是，诸如此类的社会治理中的“两难”选择，是否真的都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除了“舍鱼而取熊掌”，或者“舍熊掌而取鱼”，公共治理难道没有办法实现“两全”？
事实上，许多乍看上去的“两难”，其实都能成为“两全”，关键就在治理者有没有展现出充分的善治意愿、调动起充分的治理智慧。这首先需要治理者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与自觉。对城市治理的主要责任方——比如政府——来说，很多看似与己无关、或是已经画上句号的事情，多想一步、多做一点，其实都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比如书店封墙的事，照章办事的拆违办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但“政府”毕竟不只是由拆违办一方全权代表。规划、工商、文化等等部门和属地街道，都可以想一些力所能及的办法，让这家书店在合法合规地前提下“迎着阳光”继续生存。酒吧街的问题也是一样，既然涉及不同利益主体，各有各的诉求，政府方面能否积极协调各方开展对话、寻求共识，而不是简单地“牺牲一方保全另一方”，其实也考验着治理的智慧。
好在这些业已进入公众视野的事件，还没有到盖棺定论的时候，公众大可不必急着感到悲观。书店毕竟还开着，风貌酒吧街也不是“死路一条”，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许多正在上演的相似故事，都还有寻求“更优解”的余地。
值得注意的是，相关管理部门亦有表态，要跳出“一管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管”的无限循环。这显然是对治理能力的巨大考验，而无论如何，上海必须作好应考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