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上的“同济声音”
3月15日，第十二届 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和政协第十二届 全国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正式落下帷幕。两会期间，来自同济的委员、代表们积极参政议政，为改革和发展建言献策，他们提出的“同济声音”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去年7月，国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今年，科技部、教育部、财政部、中组部等七部委提出要把这一文件精神真正落实到位，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并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一批高校院所进行改革试点，改革和创新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方式，更好激发广大科研人员积极性。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我校校长钟志华 表示，这一改革实施后，项目承担单位拥有了更大自主权：除对项目核心指标进行变更外，项目承担单位可自主决定技术路线变更、项目组成员调整等事项；在财政科技经费允许使用的范围内，项目承担单位可自主调整经费用途。“放宽不等于放任，学校内部必须要建章立制，对项目经费的使用规则设定一个框框，让科研经费真正用到科研工作中。”钟志华说，同济大学每年的纵向科研经费达20亿元，该管的管住，该放的放开，不仅可以提高经费使用效率和科研产出率，也让科技工作者的获得感大大提升。钟志华透露，这一改革方案即将上报国家有关部委，待批准方可实施。同济大学将根据科研人员的贡献度遴选学术带头人，在校内逐步推动改革。
自主品牌在创新、新能源领域的发展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接受《中国汽车报》记者采访时，钟志华表示，“从宏观层面看，汽车产业的创新竞争力首先应注重产品创新，围绕市场需求并集成国内外的可用资源，对产品进行优化。”自主车企目前具有较高的性价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优势仍是当下发展阶段中的主要课题。由于自主品牌发展时间较短，与国外老牌车企的经典产品还存在较大差距，钟志华认为，自主品牌也应注重在性能、结构等方面的优化。“而在产品可靠性方面，提升产品品质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产、学、研’合作的进一步加强。”钟志华认为，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以及产业化之间的合作，对自主车企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国内的部分科学技术在理论基础方面已经已经较为成熟，但在生产制造、商业模式等方面无法突破瓶颈。对于车身轻量化大趋势与消费者在实际使用中遇到的成本矛盾，钟志华认为，随着新型修复技术的成熟以及新材料的大规模运用，成本问题在未来同样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这个还是需要由市场说了算，只有消费者接受了，新的技术才能得到普及。”钟志华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完善对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机制，切实落实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完善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体系，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改革等举措。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民进上海市委主委、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我校副校长蔡达峰 回答了关于创新驱动和人才政策的看法。蔡达峰说，我始终以为，创新不是某种产业，而是知识，所有领域的知识创新，都能创造新的力量。知识创新要依靠人，但不是靠设定的人，而是要调整利益关系，形成创新有利的政策，使所有人保持创新的欲望。创新驱动、转型发展需要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协调支持和紧密结合，需要依靠更加科学的管理，这是需要政府做好的基础工作。但另一方面，创新又不能光靠政府。要正确对待市场和社会的作用，使市场和社会的主体具有独立和平等的地位，使它们在相互需求的关系中，自主参与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竞争，形成风险与回报、利益与成果、能力与机会对应的机制。对于“十三五”期间的创新驱动发展，蔡达峰认为最重要的改革是首先要统筹科技和产业发展，突出科技的引领作用。其次，要改革科技体制机制。在谈到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切实落实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落实股权期权和分红等激励政策问题时，蔡达峰表示，创新机制本质上是利益机制。创新需要的利益机制，通俗点讲，就是劳动与收入关系。在知识经济时代，要靠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就必须要使知识成为产权，就必须使产权成为现实的权能，就必须使创新者得到权益。政府要改进选用机制，理顺干部选拔和人才竞争的关系，主动适应人才市场环境，增强行政岗位的吸引力。同时，对于国家需要而市场需求不足的战略性人才，政府承担公共管理的责任，以有效方式提供保障。其次要发挥企业和事业单位作用。政府作为主管者，要深化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把转变自身职能与理顺管办关系结合起来，强化单位法人地位，明确行政管理的权限和单位自主管理的权限，使单位可以依法自主地处置内部事务，包括公正公平地处置知识产权问题，合理分配科技成果转化中的股权期权和分红等利益，既激励研发人员的积极性，又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最后，科技创新要崇尚科学精神，遵循科技发展的规律。
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至今，我国“1+3+7”的自贸试验区试点新格局初步形成。而在整个过程之中，还存在着一些瓶颈需要突破。3月4日，《澎湃新闻》对 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同济大学原副校长郑惠强 进行了专访。“自贸试验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各地区协调配合、全面推进。”郑惠强在今年全国两会提交的《自贸试验区制度的配套性和协调性有待加强》提案中写道。在他看来，自由贸易区目前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制度的配套性和协调性。“开放存在‘大门开、小门关’的现象。国家推出了新的开放政策，但行业规定、许可审批、配套措施等依旧维持不变，外资准入仍然存在准入门槛、许可审批或行政审批等障碍。”为加强自贸试验区制度的配套性和协调性，郑惠强建议，加快国家层面对自贸试验区统一立法，抓紧制定《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法》，改变目前“逐项授权立法”的方式。他还提议研究建立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容错机制。此外，郑惠强还建议完善市场准入和行政审批制度、进一步增强国务院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牵头与协调作用，加大对自贸试验区改革的指导、协调和监督力度等。
郑惠强一直关注着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他表示，在就业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如何科学地统计今年795万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他说，近些年，就业率的高低常常是高校招生比拼的重要指标，但也存在一些高校为了提高就业率，将就业与毕业证、报到证硬性挂钩，甚至诱导毕业生签假协议等情况。他进一步解释道，统计就业率的本来目的，是为了掌握专业设置、学校综合实力、大学生就业整体趋势，对完善专业设置、均衡资源配置起到指导作用。但如果统计不科学或统计失真，将影响政府部门把握真实的就业情况，导致帮扶措施无法落到实处。因此，必须进一步改革完善高校就业评价体系。改变目前高校在就业率统计中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局面，将就业率由高校统计调整为人社部门统计，并对其真实性严格把关。郑惠强说，还要改变单纯以就业率来评价高校就业状况的方式。建议把毕业生就业后三至五年的职业发展情况、对社会贡献情况及其薪酬水平、岗位与专业匹配性、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指标纳入就业评价体系，让高校从关注就业率这一外部因素，变为专注就业质量这一内涵要素。
“如果能有更健全的防灾减灾培训体系，就能在灾害来临时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委、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陈义汉 在接受《联合时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陈义汉在调研发现，灾难发生时，普通民众缺乏逃生自救能力，易造成不必要的伤亡，而且当重大灾害发生时，由于受到客观条件限制，专业救援队伍无法保证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难以在“黄金1小时”内开展有效救援。他认为，若能高效地向民众普及灾难应急的相关知识和技能，那么灾难来临后，灾民既是被救者又是救援者，唯有顺利通过角色转换，在短时间内采取科学的自救与互救措施，才有可能减少灾难引起的各类伤亡。但我国面向普通民众的防灾减灾的科普教育及培训体系建设仍面临缺乏完善的防灾减灾教育及培训体系和多方培训机构协作的规范和机制、缺乏卫生应急和灾难医学教育人才的专业标准等问题，迫切需要进一步系统化、专业化、规范化。“首先需要遴选出能覆盖全国，并能与国际救援能力接轨的灾难急救培训中心。”陈义汉说，这个中心的建设重在培养一批批卫生应急人才、灾难医学师资，再在全国各个层次、各个方面培训广大的群众，普及基础生命支持、防灾减灾等知识和技能。“特别需要的是完善灾难医学教育和防灾减灾科普人员的准入制度。”陈义汉还希望推进急救医疗相关政策法规立法，探索符合我国实情的急救免责制，加快“急救免责法”论证，有助于专业救援人员和公众更好地把握紧急医学救援的“黄金时间”，同时为灾难逃生时群众的“互救”和“他救”提供法律保障，切实提高急救成功率。
医疗卫生始终是党和人民群众极为关切的民生问题。受《健康时报》邀请，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同济大学原副校长葛均波 参加了“2017代表委员话两会”节目的录制：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要着力发挥广大医务人员积极性，从提升薪酬待遇、发展空间、执业环境、社会地位等方面入手，关心爱护医务人员身心健康，通过多种形式增强医务人员职业荣誉感，营造全社会尊医重卫的良好风气。面对目前医患关系脆弱的现状，葛均波强调，好医生首先要有“好手艺”，能治病，同时还要拥有一颗把病人当做亲人的“同理心”，关心病人，安抚病人，可能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医生培养方面，葛均波建议把人文关怀和理念融入到教学当中，同时鼓励学生尊重前辈但不迷信，才能有医学的进步和发展，为患者提供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葛均波今年会有诸多提案，其中一项是促进我国急救胸痛急救体系建议。胸痛中心作为创新的医疗急救模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能够最大限度地缩短急救时间，从而为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提供最佳的救治，有效改善致残率、致死率，有效降低疾病负担。
去年中央电视台“3·15晚会”曝光了网络订餐平台的“黑餐厅”事件，但现存的网络订餐经营乱象依然存在。目前仍有很多网络订餐商户在网上发布虚假图片、虚假介绍。在接受《北京晨报》记者采访时，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致公党中央常委、同济大学教授蔡建国 表示，网络订餐平台的恶性竞争也让各大网络订餐平台之间的竞争不断，竞相通过返现、压低成本、攀比送餐速度等方式争夺市场。蔡建国说，对于网络订餐的整治，需要找准网络订餐平台这一突破口。同时要做好服务监管，建立风险管理机制。通过定期检查入户商铺，责令整改出现的问题，强化问责机制，责任细化，落实到人。他认为，建立网络订餐平台信用评价体系将有利于促进餐饮单位规范自律，提高食品安全。网络订餐平台还需与网上餐厅在民事责任方面签订承担连带责任，赔偿消费者所受到的损害，并落实极速赔付制度。针对入户商家信息不实的情况，应要求网络订餐平台借助收款的银行卡、身份证、手机号码等，详细审查商家的实名信息另外，网络订餐平台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要求入户商铺在后厨及大厅安装监控，实时向平台传送数据，减少违规操作现象，便于向消费者公开信息，做到透明真实。
针对“乱象丛生的民办教育培训市场”，蔡建国委员提出了整改建议：首先，从国家角度而言，联合整治，加强监管。整治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乱象，并非教育部门一己之责，需联合教育、工商、民政等多部门的力量。一是要严格彻查并取缔无证办学的非法违规教育培训机构。在办学资质的行政审批阶段严格把控，以提高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办学和管理水平。二是以高压态势建立长效督查机制。除集中整治外，主管部门还应进行不定期明查暗访，对于存在安全隐患或不规范办学的教育培训机构，责令限期整改。三是严格管控正规教育培训机构并提供后续服务。对于民办教育机构，需自查自省，提升质量。其次，从教育体制而言，教育改革，素质为先。
乱象丛生的校园贷也成为今年全国“两会”的焦点话题之一。蔡建国在《关于规范校园借贷的建议》提案中称，针对部分不良网络借贷平台采取隐瞒实际资费标准、虚假宣传的方式降低贷款门槛手段，诱导学生陷入“高利贷”陷阱的乱象，应当加快对校园贷立法，并对具有欺诈性、不合规的校园贷平台坚决取缔。蔡建国认为，各网贷平台之间缺乏信息共享机制，导致大学生在多家平台借贷；监管部门之间也未能形成统一防控机制，导致出现责任主体缺失或不明确。此外，大学生自身缺乏金融、法律相关知识，在不清楚借贷风险的情况下盲目贷款，同时对于金融安全防范意识较差。提案中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加强顶层设计，针对校园贷加快立法，做到有法可依。目前针对校园网络借贷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需要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此外，对借贷平台的资金监管、资质审核、信息共享、监管主体等应做出详尽的规定，同时加大执法力度，对具有欺诈性、不合规的校园贷平台坚决取缔。加强借贷平台的清理、整治与行业自律。此外，提案还建言，各政府相关部门明确责任分工，协调联动处理问题，学校也要加强校园不良网络借贷风险防范和教育引导。
随着两岸交流交往的密切和深入，来大陆读书、就业的台胞遇到了一些生活障碍，他们希望能够享受到大陆更便利的待遇和更多的合法权益。 全国人大台湾代表团代表、同济大学教授张雄 就台湾同胞在大陆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接受了国际在线记者的采访。张雄说，大陆长期以来一直重视台胞的合法权益，先后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等法规条例以及一系列优惠政策。这对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在大陆读书、就业的广大台生、台商以及台干在医疗、劳资等方面存在一些生活障碍，所以建议相关部门出台《台湾同胞合法权益条例》，给台湾同胞一个“定心丸”。
张雄作为连任两届的人大台湾团代表，一直非常关注台胞在大陆的工作生活问题。他说，台胞遇到的障碍大多都是些操作层面的技术问题，包括前几年一直呼吁的卡式台胞证问题。他指出由于台胞证的号码规则与身份证不一样，号码位数也不一样，不满18位，持有台胞证的台湾同胞在大陆无法像持有身份证的人一样，方便快捷地处理诸如交通违章等问题，因此建议对卡式台胞证进行升级并按照身份证的编码进行编排。
台资大型代工企业关闭与转移引发的社会经济及相关衍生问题颇为“棘手”、亟待正视。 台盟中央专职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两岸台胞民间交流促进会副会长，同济大学教授杨健 在接受人民政协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转型与转移都是台资大型代工的必然选项，但这一过程如进展过快，则会出现‘结构转换过程中的真空状况’，不仅容易引发相关社会衍生问题，而且也会影响当地GDP、进出口以及财税收入的成长。”杨健委员直指“要害”。谈及应对举措，杨健认为，就长远而言，必须对产业发展动态、尤其是台资引进给予更多的研究和关注，以增强主动性、避免盲目性，为实现稳增长提供有效的支撑；当前可以做的则是，在台资大型代工企业（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发展中对企业适度给予支持，包括通过提高出口退税比例、加强公共服务领域的支持等，以进一步挖掘其潜力、扩大其外溢效应。杨健还提出，希望政府对于公共资源的使用以及土地用途的变更采取更加规范与透明的方式处理。提升基层人员素质、规范人员培训等，一方面稳定外来员工、缓解当地综治环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外来人口更好的融入当地，为新型城镇化的有序发展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