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大老"咖友"就着咖啡啃大饼:一年365天吃咖啡

　　图片说明:朱国权（中）从小住在斜对面的静安新邨，说起这条弄堂他很自豪。

　　这里有13张桌子。一张桌子就是一个圈子。每个圈子聊的话题都不一样。

　　“这几个人坐这个台子，总归是这个台子。假使今朝来的辰光这个台子还没人，其他人也不会去坐。”

　　 来得早，热水瓶有保障

　　早晨7点一刻，南京西路尚未完全苏醒过来，然而靠近成都北路的德大西菜社门口，已经有人等候了。这天正逢降温，站在马路上，北风一阵接一阵呼呼地吹来，门口那个看上去三十多岁、一头自然卷的男人倒是一脸淡定：“来吃咖啡。”

　　是的，早晨的德大是一间咖啡馆，当年开在四川路中央商场的时候，与相隔不远的东海咖啡齐名。这里早上的开门时间是7点半。“天气热的辰光，门还没开，已经老多人等在外头了，像排队一样。人家不晓得的，还以为要买紧俏商品唻。”在店里工作了三十多年的黄建英说。

　　7点半还没到，已经到岗的店员便把门打开了。卷毛走进店里，和在吧台里忙活的阿姨打了个招呼：“今朝侬烧？”“嗳。”阿姨点了点头。

　　“灵呃灵呃。”卷毛恭维说。

　　“灵啥，我烧又不好吃。瞎烧。”阿姨说。

　　“蛮好蛮好。”

　　他们在谈论的是烧咖啡。这里有做意式浓缩咖啡的机器，也有美式滴漏咖啡壶，但早上只烧“小壶咖啡”，这是几十年沿袭下来的习惯。烧“小壶咖啡”的玻璃器皿被店员们昵称为“宝莲灯”，也像一支放大版的葡萄酒杯，只不过“杯脚”部分是空心玻璃管，与下部的咖啡壶相连，采用的是虹吸原理。

　　这种方式烧出来的咖啡以醇厚见长，冲煮过程中香气四溢。在老咖友的眼里，这才是真正的咖啡。——来的年头长了，客人都互相认识，所谓以咖啡会友，互称“咖友”。

　　靠近吧台的方桌上放了十几个保温壶。卷毛拿起两个容量较大的黑色保温壶，走到靠窗的一张桌子旁，一个放在桌上，另一个顺手塞到了桌肚底下。“来得早热水瓶有保障，晚了都拿光了。”他解释说。一楼共有13张四人座的桌子。5张长方形的桌子挨着圆拱形玻璃窗，可以看到街景；中间一排是5张菱形放置的方桌；靠墙还有3张卡座。

　　卷毛隔壁桌来了位穿蓝大褂的老先生。“××死脱唻。”卷毛跟他议论起某位咖友。

　　“昨日××来讲了，冬至前头死的。今年要死脱七个了。”老先生感慨说。他把椅子侧过来放，椅背靠墙，面向整个咖啡厅坐下来，看起了报纸。

　　靠窗最里桌的沈平原也到了。“黑的呢？”他一来就找起了常用的那个保温壶。

　　“黑的我这里有。”看他到处找，卷毛只好弯下腰，取出“藏”在桌脚边的那个递给他。

　　沈平原一头板寸，穿件大红色滑雪衫。他60岁不到，已经开始以老年人自居了。“我就住在附近，走走就过来了。年纪大的睏不着呀。老房子隔音不好，我假使待在家里，要把人家吵醒了。年纪轻的要睏觉，老年人都起来了。有的跑到公园里厢，我欢喜到此地来。”

　　说话间几乎每张桌上都已有了客人，保温瓶纷纷被领走。此刻才刚刚7点半。

　　“一只台子，就是一只圈子。”沈平原指点说。“每只圈子大家聊的话题都不一样。有的欢喜聊聊现在的形势、政治；有的欢喜聊聊打牌、搓麻将；阿拉台子上呢，欢喜讲讲咖啡吃好，到啥地方去聚餐，啥地方去旅游旅游。”

　　早晨的咖啡优惠，10块钱一杯。“10点钟前头全部10块，针对阿拉老客人的。”沈平原说。逢年过节，店里还会表示一些小心意。“年初一，阿拉老客人坐好，咖啡端上来，不要钞票。一人送一杯，因为阿拉一年到头天天在此地。中秋节呢，每个台子上摆两只月饼，斩好，一人吃一小块。倒不是要吃他的月饼，就是觉得蛮开心的。伊拉这点做得还是蛮好的。”

　　这些老客人究竟有多“老”呢？“我18岁出来吃咖啡的，吃到现在四十年了。”沈平原略带骄傲地说，“那个辰光我在静安区房地局上班，附近房子都归阿拉修。到铜仁路上海咖啡馆修房子，修好就在里厢吃咖啡。当时碰到两个老的，旧社会在洋行里做的，跟阿拉谈谈，我觉得蛮好，增加点阅历，就这样吃下来了。阿拉应该讲是解放以后到咖啡馆的第二代。”

　　“老早都是这种咖啡馆，南京路一路过来交关（很多）：从上咖，到‘大凯歌’，再到这里对过‘小凯歌’，前面转弯角子图书馆（注：南京西路近黄陂路，原为上海图书馆，后为上海美术馆）旁边海燕——现在变银行了，大光明电影院旁边喜来临，再过去德大、东海。现在都关脱了，只有德大了。”

　　阿拉后头就断层了，

　　 “咖啡茶馆店”没人来了

　　“侬坐一歇呀，8点钟以后人就多了。”坐在靠门口桌子上的朱国权招呼记者坐下。他光头发型，两撇蜡笔小新一样浓密的眉毛让人过目不忘。桌上已经围坐了几个爷叔。同样是光头的李强兵说：“我总归吃到早上9点钟跑路。一杯咖啡吃好，再奋斗一天。”他60多岁，退休后继续在工地当工程监理，“9点钟上班，待在家里没事情呀”。

　　咖啡馆里的客人越来越多，讲话分贝也逐渐高起来。手工咖啡烧得慢，客人们却并不着急，一边找地方吞云吐雾，一边热络地聊着天，氛围和连锁咖啡馆很不一样，倒有几分像是茶馆店。

　　一个中年男人背着细长的背包走进来，在蓝大褂老先生那桌坐下。打开背包，取出一把二胡拉起来。二胡的乐声缓慢而悠扬，男人神情专注，似乎并不为周围的高声谈笑所扰，而其他人也早已习以为常，都不曾转过头来特意看上两眼。

　　朱国权这桌爱聊的是“社会行情，做生意的信息，大家谈谈心得体会，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朱国权年轻时在海鸥照相机厂上班，“关脱唻，作孽”；后来自己做点生意，做做股票，“最近股票难弄，邪气（非常）难弄”。

　　对于现在的工作，朱国权谈兴不浓，但他很愿意说说从小生长的那条弄堂。一提到那条弄堂的名字，仿佛声音都高了八度。“我就住在对过静安新邨，老早阿拉弄堂出来就是‘小凯歌’咖啡馆，我12岁就开始吃咖啡了。”

　　咖友们口中的“大凯歌”、“小凯歌”是凯司令西点的别称。“文化大革命的辰光，凯司令改叫‘凯歌’。静安别墅旁边的是三开间门面，所以叫‘大凯歌’，阿拉弄堂门口是一开间门面，叫‘小凯歌’。凯司令的门头是阿拉宁波人设计的。”

　　据朱国权说：“阿拉祖上做生意的，老早有厂、有田，在宁波火车站有股份。阿拉弄堂里厢住的人统统是老板，而且做得老大的。所以谈吐都老好，跑进跑出老客气的。侬跑进去，八十几岁老太太在外头孵太阳，会叫侬：‘少爷，侬回来啦？’到现在还是这样称呼。文革以后，弄堂里老头子跑出来都西装笔挺，三接头皮鞋，一副金丝边眼镜，全部吃咖啡的。”

　　如今朱国权已经搬出了这条弄堂，但每个礼拜还是会来喝一两次咖啡。这天过来，是因为还住在弄堂里的老母亲特意给孙女买了新雅粤菜馆的包子，叫他带回去。“侬叫是来得晚了，早几个月来就好了。有两个吃咖啡的九十几岁了，现在住到医院里了。”他说，“等阿拉这个岁数的人老了，这种咖啡馆就没人来吃了，后头断层了。”环顾整个咖啡馆，像卷毛那么年轻的可以算是特例，55岁的朱国权已经算小的了。

　　“不是咖啡没人来吃，是‘咖啡茶馆店’没人来了。”旁边的爷叔纠正他。

　　朱国权说，他年轻的时候跑咖啡馆最起劲。“一天要跑两三个咖啡馆，交流做生意信息。大凯歌、小凯歌、老大昌，阿拉老早7点钟就赶到上咖去了。落雨也来，落雪也来，落铁也来的。”他继而又压低声音说：“讲穿了，这种地方学得到东西，造就了好多赚几百万、几千万的人。”

　　朱国权第一次“做生意”时17岁，“阿拉同学都是资本家第二代、第三代，条件都老好。我要启动资金嘛，问伊拉借。一个人借3块，一个人借4块，我弄了10块钱，赚了两百多。”

　　怎么赚的呢？“倒卖电影票。”他又低声说。什么电影？“《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回去问倷爸妈，侬肯定不晓得的！”他大手一挥。

　　“钞票赚得来，我请阿拉四个同学到绿杨邨吃饭。一条松子黄鱼，一只烤鸭，一只糟溜鱼片，一只炒干贝。那个辰光吃一顿三十多块不得了，我记得煞煞清（非常清楚）。阿拉几个男同学吃得来盆子翻天，连只黄鱼头都没了。隔壁一个老头子讲，这个小棺材（小孩）肯定偷钞票摸人家皮夹子了。店里厢人讲：侬晓得人家住啥地方哇？静安新邨呃。马上言话缩回去！”

　　说到兴高采烈处，朱国权转头看到旁边卡座里穿米色长大衣的老先生，作势要扔一根香烟过去：“爷叔！来了来了！”

　　老先生听到有人唤他，从瞌睡中清醒过来，盲目地转了转头，却搞不清声音传来的方向。“没办法，年纪大了，反应慢。”离老先生最近的一个爷叔接过香烟，递给了他。老先生笑着点点头，大家并不多话。

　　“他这趟加工资结棍唻，120块一只底，3块5角钱一年工龄。”朱国权说。“他80岁到啦？”“没到，没到，79！”几个爷叔随即聊起了退休工资。

　　老先生并没有听到他们的讨论，神情略带落寞，脚边是一根拐杖。“侬不要看他这个样子，退休工资老高的。”给他递烟的爷叔低声说，“他就欢喜这里，从小在这种环境长大的。他就一个人，天天早上来坐坐，其他任何地方不去，习惯了。”

　　喜欢坐卡座的一般都“单吊”，不参与聊天，只是静静地喝喝咖啡、看看报纸。比如坐在中间那张卡座里的爷叔，桌边放着一小塑料袋血淋哒滴的鲜肉，大概刚去过菜场，正在看一张文化报。报纸看完，他跑去跟另一张卡座里的爷叔聊了两句，两人互换了一下报纸。

　　 一杯咖啡的三种喝法

　　一杯杯香浓的咖啡已经端上桌了，搭配的是三花淡奶。老咖友们说：“淡奶是德大行（流行）出来的，东海没的。吃咖啡，一定要加淡奶，不然咖啡的味道‘吊’不出来。奶精阿拉不吃的。”他们也知道现在流行的是卡布基诺、拿铁之类的花式咖啡了，所以末了要加一句：“阿拉还是欢喜吃比较老式的咖啡，不欢喜新式的。”

　　德大的经理劳建荣说，过去一杯咖啡有三种喝法。“咖啡刚刚端上来，有一定的温度和香度。先吃两口，他觉得今朝咖啡吃得相当适意（舒服）。随后稍许摆点糖，尝点甜味的感觉。吃两口，放一歇，再吃两口。这样咖啡只剩三分之二了，再加点奶，吃两口。这口吃好，咖啡基本上只剩三分之一多一点了。摆了嗨，不吃了。”

　　为什么不吃了呢？“因为这杯咖啡要吃将近一个半钟头到两个钟头。留一点咖啡，大家开始吹牛皮了。其实真正的咖啡，他前头已经吃光了。”他说，“吃咖啡其实就是种感觉。一个清咖，一个糖，一个奶，分成三步去吃，几种味道都尝过了。”

　　此时店堂里几个爷叔就着咖啡啃起了三明治或是大饼，这一顿早饭吃得是“相当适意”。喝完咖啡，保温壶要派上用场了。“咖啡杯溏一溏，再倒杯白开水。有交关年纪大的，要吃药的。”劳建荣说。

　　店里还提供玻璃杯，供客人泡茶喝。“茶，阿拉是不卖的。但是可以提供开水跟杯子，侬自己带茶叶来。基本上到此地来吃咖啡，还是比较人性化的。”他说，“因为这批客人对阿拉讲起来，也是一种情结。人家来了几十年了，甚至于有些客人比阿拉员工都要老。阿拉还没进来，伊拉已经坐在德大吃咖啡了。这批客人是特殊的，有几十年‘咖龄’，所以要把他们照顾好。”

　　德大保留着家庭饭店式的人情味，同时作为一个经营者，劳建荣认为，这也不失为是一种经营策略。“实际上这批客人吃好，早上不大有人再进来吃咖啡了。假使店开着，里厢老空的，给人的感觉不是老好。侬又给人家吃咖啡，又让人家吃茶，也是一种话题，帮侬起到宣传作用。经营思路不是讲一定要去哪能赚钞票，宣传力度也是相当有讲究的。”

　　 我吃咖啡，是受家里影响

　　一杯咖啡喝完，朱国权拿出一只装茶叶的迷你乐扣乐扣保鲜盒，泡了杯乌龙。爷叔们自带茶叶的容器各式各样，有正经的茶叶罐，也有装巧克力、糖果的小铁盒。有些人喝完咖啡就走了，朱国权在记者耳边解说道：“这位是高级经济师。这位是出版社的编辑，吃好一杯就跑了，不跟人家啰嗦的。”

　　偶尔他会转过头去，和“贴隔壁”那一桌戴眼镜、穿高跟鞋的阿姨聊两句：“今朝回去要烧饭了啰？两个人烧啥啦？”店里的女客人并不是很多，大约只占十分之一，有的跟老公一同进出。“有两个女的，阿拉年轻辰光看着伊拉跟老公谈朋友、结婚，到后来大大皮、生小孩的。”店员黄建英说。

　　和戴眼镜阿姨同桌的朱行钧老先生75岁了，“咖龄”50年。“一年365天，吃咖啡我不‘脱班’（迟到，缺席）呃。”他说，“一天不吃咖啡，好像一桩事体没做，所以一定要来。吃到我走不动，没办法了，不来了。”他说话的时候语速不急不慢，脸上带着笑。

　　朱行钧说，自己从出生到现在，在上海的住所“没跑出过静安区”。小时候，家里在愚园路上有幢小洋房，之后搬到大沽路上，后来又动迁到常德路。他喝咖啡，是受祖父和父亲的影响。“我祖父是吃洋行饭的，老早是美孚石油公司在上海的买办。阿拉爸爸是小开出身，欢喜吃咖啡。”他记得，小时候家里煮咖啡，买的是听装的巴西咖啡。父亲有时早上一个人喝，有时下午等朋友来了一起喝。“我自己闻到咖啡一股香味道，逐步逐步就开始吃了。”

　　日军侵占上海的时候，把美孚公司仓库里的煤油全部抢走。祖父一气之下高血压中风，突然去世。父亲是飞虎队里的供应科科长，1949年曾带全家迁往香港，一年后才又回到上海，经人介绍谋了份职位。家庭的际遇起起落落，但喝咖啡的习惯保持了下来。“阿拉老早是大户人家，解放之后等于一点点没落下来了。但是吃咖啡总归是没办法，习惯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咖啡一度断了供应，只好吃鹅牌咖啡茶过瘾头。“一块块四四方方的，家里冲了吃。”后来咖啡馆重新恢复，他开始到处跑咖啡馆。“那个辰光我当技工，从单位跑到德大只要10分钟。1角5分钱一杯咖啡，吃好再去上班。”他回忆说，“阿拉爸爸一般在家里吃，我欢喜在外头活跃，交交朋友。刚刚开放的辰光跳交谊舞，我也欢喜的。”

　　在他看来，现在德大的氛围和他年轻时去的那些咖啡馆差别并不大。“侬去吃咖啡，总归有圈子的，大家瞎聊八聊。那个辰光有老的一批客人，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蛮多的。”

　　从德大搬到南京西路的第一天开始，朱行钧就在这里喝咖啡。“吃咖啡等于是一种交流。本来是一个人来吃，吃吃呢，大家聊聊。聊得对头的，一个人变成两个人，两个人到三个人，就形成圈子了。这几个人坐这个台子，总归是这个台子。假使今朝来的辰光这个台子还没人，其他人也不会去坐。”

　　有新人加入，渐渐地也变成了咖友。“我看到蛮多的，先开始是一个人，一杯咖啡吃好就跑了。这种圈子，侬陌生人坐在边上，没啥好谈的。但是他一直坐在侬边上，有辰光聊两句，慢慢也熟了，就参加侬圈子里的谈话了。”

　　一张桌子上的人天天见面，也会相互挂念。“侬几天不来，这里吃咖啡的朋友就要问了：他做啥没来啊？是有事体还是生毛病啦？都会牵记的。有啥消息，大家都晓得了。”朱行钧说。

　　上海其他地方他都不认得

　　了，只认得这里

　　当然，也有游离于圈子之外的。张经余每个星期来一两趟，没有固定的桌子，但和谁都能聊上几句。咖友们也都知道这个“在和平饭店弹钢琴的老先生”。他戴一顶深灰色毛毡帽，围一条格子围巾；脱掉羽绒服，里面是一身西装，红色细格衬衫配绛红色V 领毛衣，穿着颇有几分考究。

　　看他来了，朱行钧跑过来介绍：“他跟我同年的，吃咖啡老多年了。他退休前在交响乐团，团里几个朋友一道来吃的。”张经余点点头：“我跟行钧阿拉认得三十年有了。”

　　和这里的许多老咖友一样，几十年里，张经余辗转过好几家咖啡馆。“吃咖啡好像有第六感觉的。晓得这个地方‘熄火’了，没啥人了。嗳，啥地方人又多了，自然会去的。”

　　“侬不要看上海噶大一个地方，吃来吃去就这点人。跑来跑去，总归每一爿咖啡馆里厢都有人认得的。”一旁的沈平原说。

　　张经余自称是“搭头（点头）朋友”。“我是孤家寡人一个。我老早一直想有一个圈子，三五个人弹弹琴，吟诗作画。但是有共同爱好的朋友住得比较远，碰不到一道，现在就入乡随俗吧。一杯咖啡总要吃的，言话都好讲讲的。”他笑笑说。

　　沈平原接过话头：“现在大家都天南地北分开，待嘛待大房子，隔壁人家叫啥，不晓得的。要发泄，哪能办？咖啡馆就是一个最好的场所。来了以后大家碰碰头，否则在家里没人讲话哎。”

　　“这个蛮要紧的。”张经余表示赞同。

　　“阿拉这个圈子有20个人左右，礼拜六基本上这点人都来了。有的人动迁搬得老远，住美兰湖的也有，但是礼拜六必要来的。5点钟头班车就出来了，来了以后大家谈谈，到啥地方去白相。”沈平原说，“每个礼拜至少聚餐一次。阿拉欢喜黄河路上金八仙，上海本帮菜。所以跑过去，从经理到服务员都认得的。”

　　这时，张经余已经沉浸在手机里存储的音乐声中，哼起了歌。一个穿羽绒服、戴鸭舌帽的爷叔加入了谈话。“侬半年没出来唻！”沈平原招呼他。

　　“出来做啥？地铁下来调车子，‘充军’跑到这里。吃好咖啡，我再蹬蹬蹬一个半钟头回到家里。有辰光要碰的人没碰到，有的人又谈不拢，还好今朝侬在。”爷叔略有些郁郁寡欢地说。

　　“他老早住在新闸路，天天来。现在住徐泾东，侬讲讲看哪能办？来回三个钟头没了。”沈平原说。

　　“这一腔不大开心。”爷叔低声说。

　　“啥事体啊？”沈平原关切地问。

　　“为了儿子呀。”爷叔说起了家里的烦心事。聊了一会儿又问：“××现在好哇？”

　　“现在还是这个样子，来也不大来了。”沈平原说。

　　“哎，他不大响的，又不欢喜白相，难好了。”爷叔叹了口气。

　　“阿拉在讲这里一个老咖友。”沈平原说，“他原来住在虹桥，蛮好的。后来搬到石洞口，太远了，没人讲话，不对了。现在他从家里到德大，认得的；从这里回去，不认得了。伊拉屋里厢寻不到他人，就到德大来寻，必在德大。上海其他地方他都不认得了，就认得这里，脑子就到这种程度，侬想想看。”

　　“阿拉这里这样的人多了。”他说，“还有两个老的脚不好动了，女儿叫司机把他送过来，咖啡吃好再送回去。阿拉讲，这个样子嘛不要来唻。伊拉女儿讲不来事（不行），一天不送过来，他在家里面孔就板了，不讲一句话。来过了，就开心了。这是几十年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