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亲身试验测谎 身体数据也能“说出”秘密

25.10.2014  11:47


记者在长宁区检察院一楼讯问室内体验测谎全过程。 (图1)

  黑匣子里的这套仪器,看起来没什么神秘。简单设备轻轻绑在人的胸部、背部和手指,连着数据线导入电脑;测谎师操作电脑,对被测者提问并通过屏幕观测他的呼吸、脉搏、皮肤电阻等身体反应,最后作出是否说谎的判断。

  测谎,学名心理测试技术。在中国,测谎结果还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过,它往往可以帮助办案人员审查、判断证据,并提供侦查方向。上海检察机关使用测谎的案件越来越多,从2009年的24件上升到2013年的199件,增加了7倍。

  但是,测谎真有这么灵吗?人脑还斗不过一台电视机机顶盒大小的机器设备?抱着这样的疑问,记者来到长宁区检察院技术科,采访女测谎师陈哲颖,亲身试验测谎全过程。这次“挑战”的结果出乎意料——

   双高”人士“一测一个准

  测试的地点,在检察院一楼讯问室,这是职务犯罪嫌疑人接受测试的地方。

  穿着便服的陈哲颖,不慌不忙地展开全套设备。讯问室只有5平方米左右,四面墙壁有乳白色的软包,记者就坐在专为被测试者设置的软靠背椅上。

  通常,陈哲颖的开场白是这样的:“我不是来审讯你的。我是技术部门的测谎师,来帮助你自证清白。”大多数被测试者都能接受这种说法。保持“中立”、没有情绪,是测谎师的首要职业素养。

  测谎一般分为背景了解、测前谈话、激励测试、正式测试和测后谈话5个环节。记者的测试从“激励测试”开始——

  “从2到6之间选一个数字,然后我来对你提问,你对我的全部问题都说‘不’。”根据测谎师的要求,记者背转身,在一张纸片上写下“3”。“你选的是2吗?”“不是。”“是3吗?”“不是。”“是4吗?”“不是。”“是5吗?”“不是。”“是6吗?”“不是。”记者每回答完一个问题,测谎师都要停留2至3秒,以便观测电脑屏幕上显示的数据。

  第二遍提问开始:“你选的是4吗?”“是2吗?”“是3吗?”……问题相同,但顺序发生了些改变。

  第三遍,还是一样的问题,记者觉得有些不耐烦,身体开始微微移动,回答问题变得更随意。

  整个过程持续15分钟。测谎师最终作出判断:“你选择的数字,肯定是3。

  怎么识破的?陈哲颖把电脑推到记者面前,一张类似心电图的图表显示了血压、心跳等5组信息,一些细小波动清清楚楚地透露了“内心的秘密”——每次说谎时,尽管记者进行了一番“心理建设”,但所有的数据都“非常规显现”。

  得知原理之后,记者第二次“挑战”测谎仪。可结果还是一样,测谎师花了15分钟就说对了记者第二次挑选的数字。

  原来,看似普通的机器如此精密,详细记录了当事人自己都不曾感知的生理变化。而测谎师看似随意的几组问题,不仅严格遵照了测试理论,还包含对被测试者的细密观察。

  其实,真正的测谎过程,从测谎师与被测试对象面对面的第一个瞬间就已然启动。“仪器”和“”的完美配合,才是测谎的秘诀所在。

  问题来了:有没有一些特殊人群,测谎对他们不奏效?陈哲颖说“”。测谎鉴定报告包括四种结果——诚实、无结论、说谎和显著说谎。陈哲颖当测谎师3年来发现,确实有极少数“特殊人群”很难对付,这是他们行业内的秘密。不过,这种“反测谎能力”,根本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到的。

  而一些职务犯罪案件中,智商情商双高、受过高等教育的犯罪嫌疑人大多难逃测谎大关。用她的话来说:“一测一个准!

   醉驾案串供者“全军覆没

  在长宁区检察院,2012年至今,总共在33件案件中运用测谎,其中17件发生在今年。

  最近有这样一起看似蹊跷的案件,3名涉案人员精心谋划串供,试图翻供翻证,却在测谎过程中被轻易识破。今年2月20日,公务员吴某醉酒驾车,追尾撞上另一辆车;前车驾驶员老沈愤怒地下车,将烂醉如泥的吴某从驾驶座拖出。

  根据长宁警方的接警记录,事情经过并无争议。可过了一个月,吴某突然到公安机关反映:车子不是自己开的,是当晚请客吃饭的胡先生找的代驾。胡先生提供了与代驾公司通话的手机记录等证据。老沈也突然改口推翻先前的说法,说自己下车后,并不是从驾驶座上拖起吴某,而是看到他已经站在车子左侧。

  检察官调取录像、核实代驾信息后基本判断,3人串供说谎。为了更确凿地认定犯罪,长宁区检察院决定对3人进行测谎。测谎并不是必经程序,前提是当事人同意。或许是太过自信,他们3人都签下协议表示愿意接受测谎。

  测谎师陈哲颖精心制定策略:先深入研究案卷材料和3人背景,按照各自性格和身份设置问题。

  首先从犯罪嫌疑人吴某开始。记者从测谎视频中看到,对吴某的测谎全过程约1个小时,交锋的问题却只有短短11个。“你叫吴某吗?”“你愿意诚实回答我的问题吗?”“你是一个经常说谎的人吗?”“你在重要问题上说过谎吗?”……看似漫不经心的问题,吴某轻松应答。最后一个问题突然抛出:“那天是不是你开的车?”吴某果断回答:“不是!”而此时,测谎仪已经读到了吴某的不正常反应。这种测试方法,主要是用一些不相干的问题,测试被测者在放松状态下的身体反应,之后与说谎时的反应作对比。

  对老沈的测试又是另一个策略。“你现在是在上海吗?”“你会对你的上级说谎吗?”“现在是白天吗?”“你在重要问题上会说谎吗?”“你把吴某从车里拉出来时他在驾驶位吗?”“房间的灯亮着吗?”“你会为了利益说谎吗?”“说你不是从驾驶位上把吴某拉下来,是实话吗?”“无关问题”与“关键问题”交错着抛向老沈,攻击性十足,使他的心理建设完全失效。

  相比之下,请客吃饭的胡先生与案子的关系并不大。单刀直入,紧扣关键问题层层逼问。在压力下,胡老板异常的生理指标被轻松捕获。

  这场测试很成功。鉴定结果显示,吴某、老沈和胡先生“均有显著说谎反应”。目前,长宁区检察院已对吴某危险驾驶案提起公诉。

   期待测谎拥有更高法律地位

  陈哲颖见过形形色色的被测者。有故意和仪器捣乱的“厉害角色”;有认为测试结果是“骗人的”;还有测到一半觉得大事不妙,心理崩溃主动交代问题的。对于坐在屏幕后“冷眼旁观”的陈哲颖来说,就算仪器“不说话”,她靠着对细节的观察,往往也能“”出个大概。

  测谎,作为一种对犯罪逻辑进行分析判断的极致,在国际上的探索其实远远早于我国。根据国外一些专家的分析,测谎成功与否,仪器占40%,问题编排合理性占30%,测谎人员的资格和经验占30%,三者组成测谎结论。

  上海检察机关对于测谎的引入,从这几年开始。2009年,上海市环保局前副局长严舜钧受贿案通过测谎,让反贪局找到了突破口。不过案件开庭时,检方提交的证据中并不包括这份心理测试检验意见书。

  许多检察官觉得,心理测试技术引入犯罪侦查后,帮助很大。就拿颇受关注的职务犯罪查办来说,传统的侦查模式注重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由供到证,侦查重点在审讯上。但随着社会变化,涉案人员作案手法越来越有隐蔽性和反侦查性,不供、翻供现象并不少见。同时,执法者也被要求更加注重文明执法和规范执法。这种情况下引入测谎技术,实践证明有助于缩短办理周期长、减小查办难度。

  此外,在那些心理测试结果具有较高法律效力的国家和地区,社会对测谎师的专业学习、实践经验都有更高的要求,甚至大学阶段就有对口的专业。教育背景加上深入实践,保障了整个测谎体系的严谨和可信。

  在我国,2006年时已有全国人大代表提交议案,建议把测谎结论作为证据纳入民诉法和刑诉法。而更多的司法工作者期待,随着基础条件更加成熟、测谎师更有专业水准,测谎会拥有更高的法律地位。

   记者手记

   做过的事,必留下痕迹

  看到测谎仪显示出一长串犹如心电图般的数据时,我大吃一惊:5组波形图,将我在测谎阶段的一举一动、每一次呼吸、皮电和血压的细微变化,全都捕捉下来。测谎师指着一条剧烈震荡的曲线说,这个瞬间,你手指晃动了一下。这远远超出我对自己的感知。

  走进测谎室之前,我想起了一部美国老电影——莎朗·斯通扮演的女杀手,坐在测谎椅上心如止水,顺利骗过了仪器。或许这造成了我对测谎仪最初的“不信任”。而当真正坐在检察院那间小房间里,感受则大不一样。测谎师每个问题前后的停顿,都让人感到紧张。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抛出的会是什么问题。

  年纪轻轻的女测谎师说出的话几近真理:“做过的事,必然留下痕迹。或许能骗得了别人,却永远也骗不了自己。”是的,骗过别人或许很容易,但每一句谎言,你的身体都会感知并存储下来。而这些细微的生理反应,对身心都是一次小小的伤害。这样日积月累的言不由衷,可想而知会对身心造成怎样的影响。

  知道这一点,也许会对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起到一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