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 那个为人类未来收集种子的人走了，复旦钟扬教授生命回放
2017年9月25日上午，复旦大学生物学家钟扬教授，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出差途中遭遇车祸逝世。他原计划当天飞回上海，三天之后飞拉萨。他的朋友和学生闻讯，如雷轰顶，泣不成声……9月26日一早，学生边珍到钟教授办公室整理老师遗物，发现他的电脑还开着，显示的是9月28日上海至拉萨航班信息查询页面。
钟扬的遗言，让所有人肃然起敬：
“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
2013年，钟扬参加上海市庆祝教师节活动，背景是讲述他援藏事迹的微电影《播种未来》。复旦大学资料图片
钟扬和团队收集的上千种植物，可以存放100年到400年不等
我曾经有过许多梦想，那些梦想都在遥远的地方，我独自远航。我坚信，一个基因可以为一个国家带来希望，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钟扬
一个多月前，８月７日晚上，我和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执行院长何小青教授、摄影师敖国兴和钟扬教授长谈，商讨拍摄钟扬团队在西藏采集种子的纪录片。
他那天在杭州，第二天要飞丹麦，傍晚时分赶回上海。急着筹划，是因为拍摄周期长，西藏的冬天来得早。
钟教授微胖，憨厚和善，浅浅的胡茬有几分沧桑感，略带湖南乡音。他很渊博，能在最短时间，用最精炼、且富有文学色彩的语言，阐明深奥的学科常识和系统轮廓。他带来一个存储微电影《播种未来》的移动硬盘，拷贝到我的电脑。四分多钟短片呈现出他的团队在青藏高原采集种子的艰难场景，旁白是他自己的配音。
2010年上海世博会，英国馆种子殿堂，很多种子都是包括钟扬团队在内的中国科学家提供的。在国家和上海种质库中，存放着钟扬和他的团队收集的上千种植物的四千万颗种子，可以存放100年至400年不等。
钟扬教授的研究领域，是植物分子进化与生物多样性，离我们的生活似乎很遥远。且听他如何讲述植物种子的故事——
随着气候变暖，环境破坏和战争等因素带来的自然条件的变化，未来的地球与人类很可能面临植物物种的退化、变异甚至灭绝。
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是世界著名植物园之一，也是植物分类学研究中心，始建于1759年，至今收集约5万种植物，约占已知植物的1/8。那里植物种子的保存条件是－20℃左右，相对湿度15℃左右，保存时间标准为80年至120年。
然而，假如遭受核打击或断电，种质库呢？
人类进入公元21世纪，致力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斯瓦尔巴特种子库在挪威落成，目前储存着来自全球各种规模基因银行超过四千个植物物种的86万份种子备份。那里被称为全球农业的“种子方舟”或“末日种子库”，位于距北极点一千公里左右的永久冰川冻土层，关于安全性的工程设计已经达到了人类目前可以做到的极限水平。
从2004年开始，由中国科学院主导，在云南昆明建立了中国西南野生生物资源库，成为世界上三大种子库之一。
这些种子库，能够确保地球植物种子万无一失吗？
关注不起眼的小草，是为了整个人类的生命高度
钟扬教授的团队在十几年前发现，邱园里居然没有一粒来自中国西藏的种子。
青藏高原是国际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按通常数据表述，有将近6000个高等植物物种，占中国高等植物物种的18%，其中一千个左右为西藏仅有。
钟扬教授认为，这个数字，可以确定被严重低估了。根据在青藏高原跋涉16年收集野生植物资源的经历，他认为，西藏植物资源从来没有过彻底盘点，有很多人类盲区。
钟扬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办公室。复旦大学资料图片
1938年，德国探险家在海拔6300米左右的珠穆朗玛峰南坡，采集到一棵几厘米高的鼠麴雪兔子——喜马拉雅山雪莲，将其记载为世界上分布最高的高等植物，被国际高山植物学专著和教科书奉为经典。
青藏高原植被分布在海拔2000米左右到海拔6000多米，体现了植物适应恶劣环境的进化过程。随着全球变化和冰川消融，植物的分布可能发生高度变化，经过多次考察，钟扬团队终于在海拔6100米以上的珠峰北坡，采集到鼠麴雪兔子宝贵样品。他说：“这使我们在南坡找到突破现有世界记录的最高海拔分布植物的信心倍增，进一步的分子生物学分析将为揭示其种群来源和动态及其与全球变化的关系提供科学依据。”
钟扬教授对西藏巨柏和沙棘这两种高度迥异的植物给予特别关注。
为了分析西藏特有植物巨柏在藏东南地区和雅鲁藏布江两岸生存和发育情况，钟扬和他带的第一个博士生扎西次仁，将全世界仅存于西藏的三万多棵巨柏登记在册。
而沙棘近缘种的株高，依海拔高度从10米到10余厘米呈梯度变异，取决于每一株植物的生境。钟扬说：那些生长在海拔5000米以上、株高不足20厘米的沙棘更令人感怀，生存已属不易，繁衍更是奇迹，由于缺乏传粉的昆虫，它们甚至需要在不同群体中变换性别的比例。向这些矮小而顽强的生命致敬的同时，不禁要问：它们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
这些矮小的植株竟能耐受干旱、狂风、贫瘠的土壤以及45℃的昼夜温差。生物学上的合理解释是：它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分布最高的植物，就是靠这些一群又一群不起眼的小草牺牲个体优势，以换取整个群体乃至物种向新的高地一代又一代地缓慢推进。
生命的高度绝不只是一种形式。从高逾百米的世界最高植物北美红杉，到喜马拉雅雪莲，这些高大或矮小的植物同样令人肃然起敬，这就是生命的哲学。
十余年，在西藏行走40多万公里，他用生命在上班
为了采样，我们每年至少走三万公里，寻找生物进化的轨迹；采种子的路上，经常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危险，高原反应差不多有17种，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每次我都有那么一两种，头晕、恶心、无力、腹泻都是家常便饭。科学研究本身就是对人类自身的挑战！
钟扬在西藏采样的路上。 冯艾 摄
经常往返沪藏，钟老师在上海穿短袖，一回到西藏就要换厚衣服。他总是带着一个带毛的藏式围裙，学生们开玩笑说，他像一个藏族大叔。钟扬有痛风病，藏区昼夜温差大，膝盖经常会痛，藏式围裙能抗寒。
钟扬把自己比作裸子植物，像松柏，在艰苦环境下生长起来的植物才有韧性，生长得慢却刚直虬劲。
16年间，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雅鲁藏布江边, 钟扬团队的足迹有时会相差4000米海拔高度，这样的落差，距离意味着生死界限，他是用生命在上班。
每一个种子样本都要收集5000颗种子，由于遗传之间的杂交问题，不同的个体和不同品种花粉之间有可能产生杂交。钟扬团队的做法是，两个样本空间距离不得少于50公里。从2001年开始，钟扬教授在西藏行程四十多万公里。
在牦牛皮搭建的帐篷里，因为严重缺氧，煤油灯点不亮，添加酒精，也只能勉强点燃一分钟；在冬季，盖三床被子也无法抵御寒冷，漫漫长夜难以入眠。必备干粮是一种死面饼子，因为不好消化才顶饿，加上凉菜和午餐肉，就是野外佳肴。钟扬说，饥饿是最好的味精！
钟扬为双胞胎儿子取名“云杉”和“云实”，一个是裸子植物，一个是被子植物。他说，如果人们都喜欢用植物给孩子取名字，那就是最好的科普时代到来了。我的童年一套残缺不全的《十万个为什么》，让我相信，科学能深入儿童的心灵。
“人这一辈子是为了一件大事而来”，钟扬说。
在他眼里：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事业，科学家的特质就是从中提取欢乐，然后把科学和欢乐一起带给大家。采集椰子这样的种子最麻烦了，那么大一颗，一科的种子8000颗，要两卡车才能拖回来。我采植物种子最喜欢的是蒲公英。如果发现开花并且结了种子，我就用手去抓一把，然后一摊开，一般情况下里面有200颗。
“一天到晚采种子，眼前没有任何经济效益，一辈子也不一定能看到它的用途。但一百年后可能会对人类有用，如果一旦消失，就再也挽救不回来。现在许多植物都濒临灭绝了，人们还叫不出它的名字，真的是很遗憾。”
他着急哦：假设一百多年以后还有癌症，又发现有一种植物可以抗癌，也许由于气候变化，这个植物在西藏已经消失。人们会想起，一百多年前，有个姓钟的教授好像采集过。“也许有人说，一百年以后，这个种子没用了呢？我期待看到种子没有用的那一天，这说明那个植物还在，该多么美好！”
事实上，钟扬团队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峰收集到很多重要植物，如香柏和杜鹃，被发现含有抗癌成分，并通过美国药学会认证。
钟扬说：人生没有绝对，不必等到临终才来回首自己的人生，只要把每个年龄段该干的事都干了，就不负你的人生。要珍惜35/45/55这几个年龄段。35岁看到了社会百态，45岁打好事业的牢固基底，55岁对人对事从容不迫。
然而，他的生命在53岁却戛然而止……
钟扬和他的团队在西藏用生命去呼吸、行走、工作，用生命采集了千千万万颗植物种子。在他眼里，万物有灵。
他站在世界屋脊上，站在云霄里，他与太阳和雪山的距离，就是与这个世界上每个生命的距离。
“要做出中国人自己的酸奶菌种！”
钟扬和我们约定，再次进藏还要采集一种特殊的“种子”——酸奶菌种的实物样本。中国大陆生产的酸奶至今都是国外进口菌种，这意味着每喝一瓶酸奶都要给外国人交专利费。
那天一直谈到午夜，送他回家的路上，还在继续谈拍摄细节。
在复旦大学2017届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钟扬宣读2017届研究生学位授予名单，他的藏族学生为他献上哈达。 慕梁 摄
我们和钟扬建了一个微信群：“西藏科学之旅”。他一到家就回复，以前已经采集了五千份样本，此次将再采集五千个，在拉萨（达孜县、贡嘎县）、墨竹工卡、工布江达、林芝（米林）、波密和墨脱等地区，全程超过一千公里，他的两个学生刘天猛（西藏大学博士生），边珍（藏族，复旦大学硕士生）也参加。
钟教授在微信中说：“就是藏民正在喝的酸奶，放到特制的塑料管中”，“了解和保护微生物多样性，从中分离出有经济价值的菌种”。西藏的酸奶是在空气中完成发酵的，只有那里纯净的空气才能做到。我牢牢地记住了他的一句话；“要做出中国人自己的酸奶菌种！”
边珍，9月26日上午在悲泣中接受了语音采访。噩耗来得如此突然，她一直处于极度悲伤中。常年背着一个沉重双肩包的钟老师，还在她眼前微笑，“钟老师包里装着笔记本电脑，大摞的资料，翻译稿和学生的论文，参加会议的发言草稿。他习惯把所有要用的东西随身背着，背包特别重。他常年往返各地，会利用在机场，在车上等碎片化时间，随时打开包工作。” 她记得那次和钟老师到特别偏远的墨脱县背崩乡，差不多坐了三天车。昼夜温差很大，食宿都非常困难。“钟老师就是坚持要去那边采样。我们住很简易的板房，有时候还得钟老师给我们做饭……”
钟扬实验室有汉族和藏族、回族、哈萨克族学生。他特别尊重学生意愿，从生活到学习，都贯穿着引导式教育。就在出事前晚，他还在和学生安排次日晚上在学校见面的细节。边珍本想在毕业后继续跟钟老师读博士，然后回到家乡，和钟老师一起做更多的事情……
在上海的海滨，钟扬引种过一片红树林。红树林是恐龙时代的植物，是一种热带、亚热带特有的海岸带植物群落。作为世界上生物量最大的生态系统之一，它在改善生态环境和维持生物多样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他说，这是献给上海未来的礼物。
他还说，中国最长国道，318国道，零公里处是上海人民广场，到西藏终点绵延五千多公里，西藏人也说，沿着这条路，就可以走到上海。这就是上海和西藏的缘分，也是我作为一个上海援藏教授冥冥中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