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钟扬·学钟扬】《钱江晚报》：钟胖胖：他留下了叫希望的种子
钟扬常年背着一个超重的双肩包
“我想带出一批博士生团队，探索一种高端人才培养的支教模式，帮助西藏形成人才培养的造血机制。一百年后我肯定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我的学生们还在，他们早晚有一天会发现那颗改变我们国家命运的种子。”2014年，钟扬在接受采访时留下了这句话。然而三年后的2017年9月25日，53岁的他在出差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逝世。
钟扬，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著名植物学家。
“钟扬老师走了，但他的精神和意志，将如同那些种子般在世上绽放新生。”在一段钟扬自己为主角、宣传和呼吁更多年轻学者参与到西藏植物研究保护的微电影评论区，一位哀悼者如是写下。
哀思之中，钱报记者也联系到了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傅承新，在采访结束后，这位和钟扬有着30年交情的老教授，给记者发来了一个短信：“他是当代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植物学家！”
我们相识时他才20多岁 豪放、直爽、学识丰富
获悉钟扬不幸的消息后，傅承新非常震惊。作为同行更作为朋友，三十年的交情，钟扬的离去，我的悲痛不是仅用言语便能表达的。
“认识30多年了，那会儿他才20多岁，豪放、直爽、学识丰富。”这是傅承新对钟扬最开始的一段回忆。他记得当初相识是在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上，因彼此都是研究植物的同行，很快就结下了友谊。
1984 -1999年，钟扬曾在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任职，2000年起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植物学和生物信息学博士生导师。
从武汉调入复旦大学后，地域的拉近，让傅承新和钟扬有了更多接触，有时还会带着各自的学生上天目山考察学习，“那时我每年都会请他来浙大讲课，他在进化生物学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这位15岁就考上了中科大少年班的学者，让包括傅承新在内的很多教授、学生非常欣赏与佩服，更何况在中科大期间，钟扬学的并非生物学科，而是无线电电子专业。钟扬曾在一篇自述中写到，当年作为地区教育局高等院校招生办公室主任的儿子，为了避嫌他不得不放弃1979年的高考机会，不能参加正规的高考，他才尝试着去考中科大少年班。
后来转而研究生物领域，完全是因为他对这个学科的热爱。
上世纪90年代前后开始，基本上每隔两年国内就会举办一次青年植物系统进化探讨会，钟扬和傅承新几乎每期必到，这个探讨会一直延续至今，2014年还是在浙大举办的，当时钟扬准时出席，“2016年是在西宁办的，钟扬是主持者。”
傅承新说，由于此前钟扬是学数理化的，因而在转行研究植物时，比很多一开始就专注生物研究的学者有着天然的优势，他能将最新的理论方法引入植物进化发展研究。特别是到复旦大学后成立了生态研究所，他能够更专心进行生物进化发展层面的研究。
他说自己放不下西藏的工作 愿意两边跑
2001年之后，傅承新记得，钟扬来浙大讲课时，带着两个西藏的学生。那时，他在主动报名成为援藏干部的同时，也已是西藏大学的特聘教授。一次会议期间，钟扬和傅承新曾聊天，说自己放不下西藏的工作，愿意两边跑。
据复旦提供的公开信息，钟扬到西藏后，便全身心投入到盘点青藏高原的生物资源、探寻生物进化轨迹的工作中去。他曾说青藏高原至少有2000多种特有植物，那是每个植物学家都应该去的地方。钟扬更是如此，继2001年之后，2010年钟扬成为第六批援藏干部，之后又申请留任第七批。3年期满后的2016年，由于西藏大学相关学科建设处在紧要关头，大病初愈的他毅然再次申请留任。
常年在西藏工作，钟扬还给自己起了个藏族名字——索顿。把西藏大学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推向世界也成为其一个梦想。“把科学研究的种子播撒在藏族学生心中，留下一支科研团队，西藏的生态研究才能走得更远。”硕士点、博士点相继获批，在钟扬的带领下，西藏大学的植物学研究已初具规模。
对于西藏生物多样性的调研，更是让他着迷与执着。“到了西藏，他就收不住脚了。”
为了让更多年轻学者能积极投身西藏的植物学研究，钟扬还曾参与拍摄过一部讲述自己和师生们日常工作的微电影。如今，这部微电影在网上热传不已。
今年7月份，受一档网络节目邀请，钟扬出席过一次演讲，那次演讲亦因其言辞幽默、故事生动、精神感染力强，受到热传，有网友称其为“网红钟教授”。
和钟扬曾有短暂交流的另一位演讲者在得悉钟扬的哀讯后，也在朋友圈中写道：惊闻钟扬教授车祸去世，十分愕然。在七月的杭州和钟教授有过一面之缘，钟教授的演讲张驰有度收放自如，现场感极好。这个演讲他只准备了两个小时，讲得却是流畅至极天衣无缝，自叹相当不如。钟教授学问做得无比扎实，严谨中饱含对世界的温情，繁复工作之余又不丢失幽默感，这样的人英年早逝，真是太可惜。
藏族同事叫他“钟大胆” 学生昵称其“钟胖胖”
青藏高原上，有近6000个能结种子的高等植物物种，占全国的18%，数量大，质量也非常好，最有科研意义。但同时，在西藏进行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工作是最为艰苦、难度最大、条件最差的。据了解，仅收集种子样本一项，一年就至少要收集600个，而且每一个样本都要收集5000颗种子，不同样本种群所在地相隔的直线距离还不能少于50公里。按此计算，钟扬一年至少行走3万公里。
傅承新说，此前几年里，钟扬几乎每个月都要往返于上海和西藏，但这种长期的高强度工作状态，加之他为人豪爽爱酒，2015年5月钟扬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治疗幸无大碍，“只休息了半年多，2016年就又开始往西藏跑。”
也是在2015年，傅承新开始参与华东生物多样性调查项目，他想到钟扬，并请他担任骨干。病情才刚有恢复的钟扬毫不犹豫接受了，也是直到那时，傅承新才知道钟扬大病了一场，“但他还是坚持过来了，我们最后没敢让他去野外。主要请他负责数据库建设。”
这些年来，钟扬一直急切地想盘清西藏的生物“家底”。无论多难多危险多艰苦的地方，钟扬都是以身作则，他的勇敢与坚持，甚至让藏族同事给他个“钟大胆”的外号。很多学生，则因为他的因材施教和亲切和蔼，而昵称他“钟胖胖”。
在身边人的印象里，钟扬做事情极为认真与投入，即便是身体状况最差的时候，他都坚持如常。
也正是这些年来不懈努力，钟扬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四千万颗种子，造就了西藏高端生物学科研团队，在进化生物学等研究方面能与日本、欧美鼎足而立。
“如果在野外，我们只要找到一颗种子或者少数的种子，很有可能把它栽培成功。这在我们植物学界那就是真正的、叫希望的种子。”在那次网红演讲中，钟扬说自己希望能为植物学界留下真正的叫希望的种子。实际上，他不光留下了种子，也留下了学子，以及他的精神。
钟扬老师走了，但他的精神和意志，将如同那些种子般在世上绽放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