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0烈士纪念日|带着民族的光荣记忆出发 大夏光华英烈谱
2014年9月30日，新中国迎来首个法定烈士纪念日，以深情表达对1840年以来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牺牲的千千万万先烈的庄严礼赞。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重读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21位革命烈士的事迹，体会先烈们在风雨如晦的革命岁月，为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进行的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之中既有虚怀若谷、作育英才的老师，也有孜孜不倦、志存高远的学生。今天看来，他们的人生故事，生动诠释了奉献与牺牲的时代内涵，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入了丰厚的精神养分。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
为义而死真寿考 英灵不灭长浩浩 —— 记陈骏、陈亮烈士
陈骏、陈亮烈士
陈骏，字逸尘，浙江平阳县宜山镇铁龙乡陈家寺村人，1905年7月22日生。6岁时父亲病故，随母亲陈郑氏移居宜山镇，就读于宜山小学（又一说为平阳第二小学），后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学，1925年9月进入大夏大学预二科乙部学习。在校期间关心国家大事，成绩优良，待人谦逊，深受老师同学好评。
陈亮，原名继岩，字希明，浙江永嘉县碧莲镇澄田村人，1903年12月出生。1919年春，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学习。“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为表示对光明未来的追求，改名“陈亮”。1926年，在不幸遭遇亡妻丧子之痛后前往上海求学，由上海南洋商业专门学校转入大夏大学，期间，因团结同学、乐于助人而被老师器重、同学爱戴。他常表示“生平的志愿是做一个有益于民生的人”。
1927年2月18日，国民革命军攻克杭州。消息传至上海，群情激奋。2月19日，上海总工会发布了总同盟罢工令，全市学生声援支持。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秉承军阀孙传芳的旨意，勾结公共租界工部局帝国主义势力，对罢工工人进行残酷镇压。大夏大学的进步师生感到非常气愤，他们在陈骏、陈亮等学生领袖的发动和领导下，组织宣传队上街散发传单，宣传革命，揭露军阀罪行，号召市民建立救护队，以实际行动欢迎北伐军。
2月20日下午3时许，陈骏、陈亮和胡宏模等人在返校途中不幸遭遇军阀李宝章的大刀队，被押往警署。敌人威逼他们说出活动领导人。陈骏、陈亮毫不畏惧，怒斥道，“国家腐败如此，皆应由军阀负责”，并责问：“你们专横无道，残害百姓，我们热血青年为了唤起民众，宣传演讲，散发传单，何罪之有？”反动军警恼羞成怒，将陈骏、陈亮等人用铁甲车 押往曹家渡五角场附近行刑。陈骏、陈亮高呼：“军阀无道，灭亡不远！”英勇就义。刽子手残忍地砍下他们的头颅，悬挂在电线杆上“示众”。
烈士罹难后，上海80万工人在3月21日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并获得了最终的胜利。3月25日，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在南市九亩地新舞台召开全市学生大会暨死难同学陈骏、陈亮两烈士追悼会，5000余人参加会议。大会决议将烈士与“五卅”死难烈士合葬，并呈请市府抚恤烈士家属。会上不断高呼“烈士精神不死！”“打到帝国主义！”等口号。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大夏大学学生会为两位烈士出了纪念专刊，《上海申报》、《民国日报》进行了专题报道。烈士的遗像被悬挂于学校图书馆内，直至抗日战争爆发。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为两位烈士题写碑铭。碑铭内容已被收入《蔡元培全集》第五卷中。全文如下：
中华民国十六年春，国民革命军长驱下江南，而孙传芳余烬未熄，盘踞上海，我青年志士，奋起殉国，此时为多，则有浙江二陈烈士骏与亮者，躬际是难。
骏字逸尘，平阳人，少孤。就学于平阳第二小学，第十中学，转上海大夏大学。喜数理，服膺三民主义，遂入国民党。君既喜革命军之成功，又嫉孙传芳部之戒严司令李宝章气焰犹张，思有以犄之。乃偕同学陈亮、胡宏模、徐嗣位、董天民、谢景衡，往曹家渡发传单，鼓吹革命。遇侦逻，为所执，君大声詈贼，不屈，竟遇害，年仅二十有二，时十六年二月十二日也。
胡、徐、董、谢得走脱。陈亮与同死。亮，一名继颜，字希明，永嘉人。由第十中学毕业，而入杭州工业专门学校。以贫故，从父命辍学，而妻、子相继没。君乃谓然叹曰：国事如此，男儿何以家为！十五年秋，摒挡一 切，至上海求学；且谓学不成，不复归。考入南京高等商业学校，转大夏大学。入国民党，肆力革命，曹家渡之事，与陈骏同时死，年二十有五。
呜呼！斯二士者，同时，同乡、同学、同死，志行皦然，有认定之目的，存必死之决心，非徒恃血气之勇者比，可谓烈矣。
乡人钦其义，为树碑垂久远，而属余为之铭。其铭曰：
于疾风见劲草，志侠气深自保。只手欲挽狂澜倒，为义而死真寿考，英灵不灭长浩浩。
校园戏剧家 热血沃中华 ——记革命烈士汪曼生
烈士汪曼生
汪曼生，原名汪应荣，江苏南京人，1912年出生。家中兄弟4人，汪曼生是长子，母亲在其出生时因难产去世，父亲十年后才续弦，因此，汪曼生与其3 位同父异母的兄弟年龄相差甚远，小弟汪应果出生时，汪曼生已牺牲4年。
汪曼生自小聪慧伶俐，曾先后就读于南京城隍庙小学、安徽中学和钟英中学。他品学兼优，乐于助人，勤奋好学，成绩经常名列班级前茅，深受老师喜爱。1930年，高中毕业后随父母举家迁至上海。同年9月，考入大夏大学文学院。
汪曼生（汪应荣）大夏大学新生报名单
大夏大学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学校。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的影响下，汪曼生积极投身革命活动。除勤奋学习外，他经常与进步同学探讨人生哲学，认为“人生的理想即为社会服务”，主张“必须投入社会的生产劳动中”，反对当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他同情劳苦大众，经常到码头扛大包，并三天两头回家拿鞋子、衣服，说是穿坏了要换，其实都送给了穷苦的工人。
课余时间，汪曼生参加了学校师生组织的“大夏剧社”，并成为主要成员之一。“大夏剧社”成立于1925 年，著名戏剧家田汉曾受聘担任艺术顾问。剧社组织演出的《月亮上升》、《到明天》、《街头人》、《洪水》、《工场夜景》等剧目曾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
1930 年，“大夏剧社”加入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以下简称“剧联”），并经常与“剧联”所属的相关剧团联合演出。期间，汪曼生与“大夏剧社”负责人姜敬舆一起加入了“剧联”的中心剧团——“大道剧社”，在极其艰苦和危险的环境下坚持从事爱国文艺运动。
1932 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上海，淞沪战争爆发。国民党驻军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影响下，奋起抗战。蒋介石拒不支付十九路军的抗战经费，致使许多战士在严寒的冬天还穿着单衣。汪曼生一面 随“剧联”组成的战地服务队和慰问队赴抗战前线进行慰问，一面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演讲街头，募捐劳军。他还与同学们一起奔赴抗战前线与十九路军并肩战斗。他们为伤员包扎伤口，送饭送水，战事激烈时，就直接投入杀敌的战斗。汪曼生还秘密组织师生参加抗日游击队，并因此遭到租界当局的逮捕。
1932年5月，中央苏区扩大，需要大量文化干部，尤其需要戏剧工作人才。中央文委指示“剧联”选派代表去苏区工作。汪曼生得知后，不畏艰险，立即报名。不久，通过组织审查后，被派往赣东北苏区工作。临出发那天下午，汪曼生让父亲陪他上街散步，途中开过 一辆电车，他快步跳上电车，把一纸包扔向父亲，喊了声：“爸爸，永别了！”便匆匆离去。纸包里是一张汪曼生的相片，背面有他的亲笔签名。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中央组织部派人跑遍了原江西苏区的山山水水，了解汪曼生的下落，最后做出以下结论：
汪曼生，1932年受上海地下党组织派遣赴赣东北苏区，在方志敏部下工作，曾任苏区宣传部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壮烈牺牲。
1964年，南京市人民委员会授予汪曼生革命烈士称号。
（档案馆 朱小怡编撰）
奋起救国 践行我志——记陈黄光烈士
陈黄光烈士
陈黄光（1904-1935），浙江平阳人，原名陈锡光，号再华。陈黄光出生于一知识分子家庭，幼年在其父陈仲芸创办的敖江公学读书，1920年至1924年就读于温州艺文中学，毕业后考入天津南开大学附中，后转学到上海自治学院。不久，又到上海光华大学 英文系就读，并于1929 年毕业。之后，经朋友介绍，陈黄光到广州培正中学执教国文。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于教书间隙，利用创办杂志、教世界语、组织读书会等多种形式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同时，为了号召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陈黄光发表了《奋起救国》的歌词，培正中学音乐教师何安东慷慨为之谱曲。这首歌受到培正师生的热烈欢迎，很快传遍广州，流行于广东和香港等地，被誉为当时广东的“第一首好歌”。后来，何安东应邀到上海，将这首歌制作成唱片，传播到全国各地。这首歌慷慨激昂，在南方风靡一时，广为传唱，大大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
1933 年，陈黄光参加中国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并以白明为化名写了一份书面报告，向上海左联汇报广州、香港两地文化运动和群众团体情况，后又亲自到上海汇报工作。之后，他更加积极地在读书会中宣传党的各种主张。
1934 年1月，广州“文总”成员和革命 群众先后有数十人遭到反动军阀逮捕。7月，陈黄光到上海汇报工作，党组织告诫他敌人已经注意到了他的行踪，然而，陈黄光仍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毅然回到广州继续从事革命斗争。
1934 年11月26日，陈黄光在知用中学观摩教学时被敌人逮捕，关押在广州市维新路（即现在的起义路) 市公安局的监狱里。之后，尽管敌人对陈黄光施以种种酷刑，但丝毫也没动摇陈黄光的意志。最后，国民党政府广州市公安局局长何牵亲自出马审讯，对陈黄光说：“你不愿谈组织内部的情况也可以，只要愿意悔改，就可以得到从宽处理。”陈黄光义正词严地回答说：“我的行为光明正大，做了一个中国公民应该做的事，没有什么需要悔改的，应该悔改的倒是你们自己。”敌人诱降的阴谋失败后，恼羞成怒，更加残酷地折磨陈黄光，但他始终宁死不屈、视死如归。他在被捕前14天写给母亲的一首诗中就表示：“什么祖业他（指陈黄光本人）看不起，什么古训他全忘记。什么困迫他不理，他只懂得——为了那占着绝大多数的一边，为实践他的行为真理，母亲啊，他永远地前行！”可以看出，其时他已做好了牺牲的思想准备。1935 年1月24日，陈黄光被反动派枪杀于广州东郊黄花岗侧的荒坡上，年仅31岁。
陈黄光一生广泛介绍各国著名的作家和作品，著译颇多，散见于《培正文艺》、《新兴文艺》、《绿波》、《新文艺评论》、《绿天》等刊物。其译笔炉火纯青，既朴实，又文雅细腻、生动感人。后来，其著译多被收入遗集《再华文拾》。他还积极参加世界语运动，主编世界语学会会刊《绿波》，利用世界语积极宣传他的爱国思想和主张。
“暴敌内侵，神州濒于陆沉；闾里丘墟，林园灭烬。我劳苦民众士兵，陷于火热水深。 看!时机已逼，唯图自救，团结一心。奋起！奋起！共作猛烈斗争！”至今，这首歌仍在南方传唱，其人虽远，但其志得践，尚可告慰英烈！
（ 档案馆 吴雯编撰）
献身教育成伟业，痛斥汉奸存浩气——记吴志骞烈士
吴志骞烈士
吴志骞，原名嘉隆，字世骞，又名吴子谦，字世谦。1904年9月23日出生于江苏南通三圩镇 乡下。
吴志骞家中世代务农。由于家境贫穷，他依靠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完成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业。1926 年，吴志骞考入大夏大学教育行政系，系统地接受了教育学、心理学的教育。
1930 年，吴志骞从大夏大学毕业，旋即创办了沪南小学。1931年，吴志骞创办了上海女子中学，出任校长，聘请蔡元培等人为校董。1932 年，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上海女子中学师生大批流散，学校一时陷入困境。吴志骞不畏艰难，在南市制造局路觅得新校舍恢复办学，并趁庆祝学校开办二周年之际，加强宣传，扩大影响。此外，他还先后创办了至少八所小学。
1934年，吴志骞随同中华儿童教育学社赴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他在办学中倡导“实心做事、实行节约、实在求实”的“三实”主义，以及“职员苦做、教师苦教、学生苦学”的“三苦”精神。为培养学生献身教育的热情，他还亲率学生赴各地考察。
1935 年，吴志骞将校务委托给友人，赴意大利罗马皇家大学留学，攻读女子教育与哲学，并于1937年7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八·一三”淞沪抗战中，上海女子中学校舍被毁，吴志骞将学校迁入租界继续办学。1938年，增办上海女子大学，设文、理、商、教育四个学院及师范专修科。至秋季开学时，大中小学所有学生达1000 人之多。吴志骞创办教育事业，在女子教育方面尤为用心。他以打破数千年来的封建桎梏，培养中国新女性为己任。他把中国妇女教育的目标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是充实知识，二是技能，三是体育，四是俭朴，五是自决，六是忍耐与服务精神。这些深刻认识鼓舞着他在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的征途上奋勇向前，百折不挠。
正当吴志骞的教育事业蒸蒸日上之时，汪伪汉奸的黑手却伸向了他。1937年淞沪抗战后，上海进入了孤岛时期。1938年底，汪精卫一伙公开投靠日本。汪伪政权头目周佛海、丁默邨为攫取对孤岛教育的控制权，推行奴化教育，成立了伪“教育委员会”，千方百计游说拉拢教育界人士。吴志骞对汪伪的游说拉拢，不予理睬，拒绝合作。汪伪特务使用卑劣的手法，在上海四处施放谣言，声称吴志骞已经加入了伪“教育委员会”。为澄清事实，保护孤岛同胞抗日爱国的热情，经过深思熟虑，1938年8月30日，吴志骞毅然致函《中美日报》及上海各大报刊刊登紧要启事，声明自己完全拥护国民政府的抗日政策，痛斥汪精卫投靠日本、屈膝投降的卖国行径。吴志骞抱定了牺牲的决心，他在日记中写道： “窃思人生终有一死，只求死得其所，别无所求。此次抗战牺牲何止千人，地位高于余者，学问高于余者，不知凡几。他人可以牺牲，我又何独不可？他人用头颅与敌抗战，用热血换取胜利，我又何独不可？”
1939年9月4日，吴志骞在校园内遭汉奸特务暗杀牺牲，年仅35岁。9月6日，上海社会各界2000余人为吴志骞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
（档案馆 魏明扬编撰 ）
挥笔作剑诛群奸 誓死不改抗倭声———记张似旭烈士
张似旭烈士
张似旭，广东潮汕人。 1900 年2 月1 日出生于广东饶平隆都白水湖乡。张似旭早年就读于其父执教的 汕头华英学校，毕业后赴美就读于哈佛福特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新闻学。1923 年从美国毕业回国，历任天津《华北星报》记者、苏州东吴大学教授。
1925 年之后，张似旭主要在上海从事新闻事业和保险事业。他曾任《大 陆报》总编辑，并与伍朝 枢共同组建国民新闻社。他还担任美商友邦人寿保 险公司董事、营业总监、保华保险公司总监，发起成立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并任社长，同 时出任大夏大学商学院保险学教授。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上海的报纸上充斥着对国共合作进行诬蔑的不实报道。1925 年国共合作进行第二次东征之后， 张似旭作为上海《大陆报》的特派记者，现场 采访了东征后的胜利局面，在上海报纸上对 国共合作的胜利成果进行了客观报道，澄清了报章上原有的不实之词。1927 年“四一 二”反革命事变发生之后，张似旭出于民主意识，多次在报章上发表反对内战、维护安定的言论，因此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后来， 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压力释放了张似旭。
1932 年，张似旭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司长，曾参加淞沪停战协定谈判，因对政府外交政策失望，同年决然辞职，专心从事新闻事业和保险业，成为中文版《大美晚报》的全权负责人。“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阴谋暗杀争取民主和人权的爱国人士。1932 年7 月，应著名民主人士王造时的要求，张似旭在《大美晚报》上曝光了蓝衣社拟暗杀的包括鲁迅在内的三十多人的名单，从而使国民党当局的迫害阴谋破产。这一报道间接保护了列入暗杀名单的大批爱国进步人士的安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似旭与上海一些上层爱国知识分子一起，组织爱国团体 “国际情报处”，搜集敌伪情报。他还出任该团体的对外宣传机关“国 际问题研究会”的主要成员。1938 年，宋庆龄组织 “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张似旭成为上海分会的主要成员。他与分会其 他爱国人士一起组织新四军战绩展览，多次发起支 援新四军的募捐活动。抗 战期间，张似旭以《大美 晚报》为舆论阵地，不遗余力地进行抗日宣传，激励民众的抗日情绪。他聘 请朱惺公、柯灵、潘大年等 持爱国进步立场的文化人士主编《大美晚报》的《夜光》副刊、《大美报》 的《浅草》副刊，大量刊发宣传抗日爱国的文 章。1939 年，在大片国土沦陷，沦陷区人民陷 入苦闷情绪之时，身处孤岛的《大美晚报》连续发表了一组题为《民族正气———中华民族 英雄专辑》的文章，介绍文天祥、顾炎武等人 的爱国事迹；同时连载《汉奸史话》，鞭挞历 代出卖国家利益的丑恶人物。这些文章极大 地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汪精卫公开投敌后，《大美晚报》刊发《改汪精卫诗》，对汪精卫的卖国行径进行辛辣讽刺和严厉鞭挞。 《大美晚报》的抗日宣传活动使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汉奸恨之入骨。他们多次对报社进行打砸，并以采取爆炸行动加以恐吓，还通过租界当局勒令停办《大美晚报》。对于张似旭本人，他们采用寄子弹、寄死人断手等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企图阻止张似旭的抗日宣传活动。1939 年日伪特务暗杀了《大美晚报》编 辑、爱国报人朱惺公，张似旭等为朱惺公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表示“再接再厉，一死一继”，决不改变抗日爱国的立场。1940 年7 月，汪精卫以伪行政院长的名义发布命令，公 开通缉张似旭等83 名在租界内公开从事抗 日爱国活动的各界人士。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和亲友的担心，张似旭表示为国家为民族鞠躬尽瘁，宁死无悔，决不会逃跑。
1940 年7 月19 日，张似旭在静安寺路起士林咖啡馆遭日伪特务暗杀，为国捐躯。
（档案馆 魏明扬编撰 ）
读书济世 誓志为国———记陈训涛烈士
陈训涛烈士
陈训涛，福建闽侯人，1913年出生。1934年9月至1937年春在大夏大学法学专业学习，并加入共青团。1936 年1月陈训涛与史地系的李毓琰，由中共地下党原“临委”系统的陈家康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陈训涛与校内外进步学生一起积极投身“一二·九”学生运动。 他们主要组织参与救国会活动。救国会在大夏大学有两个组织：男同学组成学生救国会，由 李毓琰、张英、陈训涛负责联系；女同学组成妇女救国会，由向枫负责联系。当时，学生救国会组织了复旦、大同、大夏近十校80 余人的救国宣传团，沿沪宁公路到嘉定、昆山、太仓、苏州等地进行宣传活动。他们演抗日话剧，教农民唱抗日歌曲，还协助当地人组织农民救国会、民众救国会。
1936年3月，大夏大学学生救国会发表《为拥护救国运动紧急宣言》，要求国民党当 局立即撤销各种压迫、取缔爱国运动的文告命令，释放一切被捕的爱国志士；并呼吁全国学 生、各界同胞继续努力，采取一致行动，最终达到抗敌救国的神圣要求。同年4月，陈训涛、李毓琰等重建大夏大学党支部，李毓琰为支部书记。
1937年秋，抗战爆发后，大夏和复旦决定在江西庐山和贵州贵阳两地分设复旦大夏第一 和第二联合大学。大夏支部根据上级的指示，带领同学去庐山到第一联大读书。陈训涛、李 毓琰等党员带领大夏同学上庐山第一联大后，立即发动群众要求减免学费、组织读书会和开展爬山运动等活动。党支部还发展了一批经过 以前“一二·九”运动考验的学运积极分子，如余家宏、李乐山、贺忠、傅汉生、欧阳超、郁守 启、胡兴渐、方卓芬、王锵、沈舜卿、张世经，以及大夏职工卢保富等参加中国共产党。这时党在南昌建立了东南分局，大夏的党组织关系这才转到了东南分局。当时陈毅同志还曾到联大学生宿舍给同学讲述游击战争的经历，大家很受教育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7 年底，南京陷落，江西形势危急，联大当局决定将学校迁往重庆。党支部乘机发动联 大同学下山去南昌等地从事抗日活动。根据当时中共东南分局指示，大夏党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李毓琰带领参加江西青年服务团和“乡抗团”，另一部分由陈训涛带领胡兴渐、郁守启和欧阳超等共产党员打入江西省保安团。后陈训涛在江西省保安司令部任十一团的“教导员”，领导军队的抗日救国活动。东南分局要求陈训涛等通过工作，团结和改造这支地方武装力量，为将来日寇进攻江西时建立人民武装力量做准备。
1938年夏，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在遂川建设实验县，由河北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一 批干部来主持实验县县政。当时中共江西省委通过社会上层人事关系，派省委李毓琰带领陈 训涛、刘烈人参加实验县工作。陈训涛担任“遂川县抗敌后援会”总干事，刘烈人为县民兵大队指导员。不久，省委从吉安、南昌各宣传团体中动员一部分救亡青年来遂川参加实验县各项工作。从此，县委以抗敌后援会为中心，团结遂川各阶层抗日力量，深入广泛地执行党的统战政策，从县城到农村，掀起抗日爱国宣传高潮，使革命形势得到迅速的发展。由于当时白区的政治风云变幻无常，反动势力气焰日益嚣张，陈训涛的地下党身份后来不幸被国民党特务发觉，1941年在赣西北被反动派杀害。
（档案馆 包梅芳编撰）
英年早逝为革命 抛头碎骨气昂扬——张端烈士传略
张端烈士
张端，又名张明弟，后改为张凯君，安徽桐城人，1916年出生，父亲是安徽省立女子中学校长。张端1928年夏毕业于安庆第二模范实验小学，1931年毕业于安徽省立第一中学，同年考入安徽省立高级中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全国各地学生展开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运动。北平、天津各校学生发动南下示威，要求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立即出兵抗日。各地学校纷纷响应，省立高级中学广大同学，迅速组成了“赴京请愿团”。张端当时年仅十六岁，积极参加了这次全国抗日示威运动。
张端在高中读书时，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同时广泛阅读各种进步杂志书籍，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知识。在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和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实践的启发教育下，他自觉地选择了革命的道路。为了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斗争的伟大洪流，为中国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于1933 年12月与哥哥毅然离开学校和家庭，秘密出走，先后就读于北平和上海。1935年1月张 端和哥哥在上海同时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投身学生运动。这一年夏季，张端考入大夏大学文学院外语系，继续从事学运活动。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上海的大学生也不例外。12月16日，在党组织领导下，上海全市大、中学校学生集合，举行抗日救亡的游行示威，并汇集于江湾，包围国民党的上海市政府。1936 年3月25日，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逮捕了复旦大学7名进步学生。大夏、暨南和税专等学校的学生在大夏大学集合，准备去复旦声援。当时，大夏地下党安排张端和李百岑去群贤堂楼顶敲钟，以此号召同学们集合前往声援。队伍集合后，国民党当局闻讯，立即派警察赶至大夏大学镇压，逮捕了领导游行示威的张端、李百岑等20 余名进步学生，并押送到苏州反省院监狱囚禁。张端在苏州囚禁期间，拒绝“悔过”，坚贞不屈，坚持革命的立场和气节，直到“七·七”抗战才被释放。
1937年“八·一三”全面抗战开始，张端立即参加了由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的战地服务团。这个团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产物，由郭沫若同志负责组织，党内由夏衍同志领导。战地服务团共有两个队，全部团员共50 人左右。张端与陈国栋等在一个队。服务团的宗旨是唤醒民众起来抗日，还为部队办战地小报。张端在服务团表现十分突出。他严肃认真，工作踏实，处处吃苦在前。队伍溯江西上，逆水行舟，船行缓慢，男同志都轮流上岸背纤，其中唯有张端一人坚持一背到底，中途不肯轮换休息。后来，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气焰越来越嚣张，对服务团同志不断进行压制迫害。张端遵循党中央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有力的斗争。
1940年春，团员都从服务团退出，参加其他革命组织。党组织派张端等同志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工作。他先在军部教导队工作，后调至第三支部做统战群运工作，并担任科长职务。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围攻新四军。张端和其他指战员经历几昼夜的突围战斗，渡江到达无为县地区时，遭遇日本军队袭击，英勇牺牲，年仅24岁。
（档案馆 包梅芳编撰）
才学兼备的“顽固分子”——记黄刚培烈士
黄刚培，字超吉，号乾昌，江西临川秋溪人（籍贯江西崇仁）。他出生于1913年，年幼丧父，受尽欺凌，从小性格倔强，嫉恶如仇。
黄刚培接触革命较早。1927年，黄刚培在抚州江西省立第三师范读书时，恰逢“八一”南昌起义军路过，便参与了与旧社会恶势力的斗争活动。1930年因家庭经济拮据，辍学回家，并结婚。1932年至1934 年在临川县连城小学教书。1934年秋考入上饶中学就读高中，1936年秋毕业后考入上海持志大学。在持志大学期间，他接触到马列主义先进理论与革命思想，不断追求进步。
1938年9月，黄刚培从持志大学转入大夏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二年级，学号为8588。他学识广博，多才多艺，在谢六逸先生开设的专书选读——《诗经》课堂上，用民歌演译《静女》“妹脸团团手尖尖，相约等我城墙边……”，颇得先生赞许。黄刚培还是大夏大学学生活动的积极分子。他思想进步，为人正直，组织能力强，创建了大夏歌咏队，并任第一任队长。他是歌咏队不负众望的领导人，在进步同学中威信很高，同学们都亲切地称他为黄大哥。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黄刚培等进步学生通过大夏歌咏队组织同学们开展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游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得到进步人士和学生的支持。后来，为了进一步加强革命理论学习，黄刚培又和同学们成立了大夏读书会。读书会成为大夏歌咏队强有力的核心组织，一切活动及事务处理都经读书会研究决定。大夏歌咏队逐渐成为一个政治性的进步学生组织。
1940年国民党当局对进步同学的抗日救亡活动进行破坏，黄刚培等人被列入黑名单。随后，黄刚培转移至国际红十字会，为一批从西班牙来华支援中国革命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当翻译。同年12月，他在皖南加入新四军，被分配到教导大队学习。遗憾的是，1941年1月，黄刚培刚加入新四军，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不幸被捕，被囚禁于江西上饶周田村集中营军官大队第三中队。在狱中，他化名为伍国才。入狱后，国民党认为他是大学生，而且刚加入新四军，“中毒”不深，想拉拢诱降他。黄刚培意志坚定，屡屡识破敌人的阴谋，令敌人大为光火，罚他做“特别操”，后来被视为顽固分子，编在三中队。在狱中，黄刚培被其他党员同志的英勇事迹所感动，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思想觉悟不断提高。1941年11月，在赵天野同志的介绍下，黄刚培加入狱中秘密党组织。1942年4月周田集中营改称为“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黄刚培被编在“政治顽固 队”第六中队。1942年5月，日军侵占浙赣铁路沿线，江西危在旦夕，国民党决定将集中营撤至福建北部。第六中队的秘密党支部决定在行军过程中伺机举行集体暴动。黄刚培作为暴动的积极分子，负责夺取卫兵的枪械。但是在夺枪时被卫兵发觉，暴露了行踪。被抓后虽经严刑逼供，但未吐片字。6月14 日晚，队伍在福建铅山石塘村休息时，黄刚培和沈韬等5位同志被强行带走，连夜审讯。为了使暴动计划能顺利进行，5位同志，面对敌人的严刑审问，大义凛然，未曾吐露丝毫 秘密。6月16日深夜，即赤石暴动的前夕，黄刚培等5位同志被秘密杀害于崇安县大安镇。
（档案馆 冯珺编撰）
黔东志士 太行忠魂——记肖炳焜 烈士
肖炳焜烈士
肖炳焜 ，又名肖叔旃，1914年旧历7月19日生于贵州省思南县尧民里，在大夏大学学籍卡中的名字为萧炳焜 ，在从事革命活动期间还曾化名高桦、肖高等。
肖炳焜的父亲在清代曾考中秀才，通医术。肖炳焜自幼在书香氛围的熏陶中长大。其兄肖次瞻，中共党员，烈士，北伐战争时期在武汉任中华全国邮务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后在贵州任中共思南县委书记、中共贵州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贵阳县委书记。肖炳焜 16岁时，肖次瞻回到家乡，借助兴办教育的形式传播马列主义新思想和新科学新文化，并筹划建立黔东党的组织。肖炳焜在胞兄启发引导下，开始接受新思想。1932年肖炳焜考入设在思南的“八县联中”——贵州省立第七中学第一期。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接受肖次瞻的指导， 肖炳焜 如饥似渴地阅读具有民主进步思想 的作品，对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状加深了认识，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志向在他的心中牢牢扎下了根。1933年秋，贵州国民党当局派来的反动校长蛮横阻止学生学习新科学新文化，顽固推行旧礼教教育，粗暴拒绝学生提出的正当要求，省立七中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罢课学潮，肖炳焜在这次学潮中担任骨干组织人员。学潮的胜利使肖炳焜初步接受了革命的洗礼。
1935年3月肖炳焜到省城贵阳，考入贵阳高中。1937年考入设在贵阳的复旦大夏第二联合大学，年底该校更名为大夏大学。在大夏大学学习期间，肖炳焜的学识得到快速的增长。1938 年夏，他曾随大夏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吴泽霖赴惠水做“乡土教材调查”。在大学期间，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 年3月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贵阳地方队部。1938年8月，“民先”在争取成为公开合法的组织过程中，为国民党贵州反动当局所骗，成员遭到拘捕，肖炳焜与同学商学礼逃脱拘捕和通缉，隐藏身份转移到重庆。肖炳焜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汇报了贵阳的局势，请求安排救援。他还受到董必武同志和民主人士李公朴、沈钧儒的接待。肖炳焜留在重庆加入了党领导下的重庆“青年会”，协助开展社会活动，还曾邀请老舍等作家做文学讲座。期间，他不断将进步报刊寄往家乡宣传革命。
1938 年11 月，肖炳焜参加中共中央南方局指导下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组织的“青年记者战地新闻服务队”，冲破重重封锁线到达晋南中条山抗日前线，奔走于黄河两岸，从事战地新闻的报道工作。1940年初肖炳焜转赴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冲进炮火硝烟弥漫的战场进 行实地采访，赶写稿件寄往后方的《新华日报》发表。在新闻稿中，他用日寇施虐华夏大地的血淋淋的事实和抗日健儿殊死拼杀的栩栩如生的形象激发人们进行抗日斗争。1941年，肖炳焜加入中国共产党，被调到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下的华北《新华日报》社工作，任报社管理委员会出版科科长。在1941至1942年敌后抗日根据地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他以高度的责任心，忘我地工作，克服重重困难，保证了《新华日报》的正常出版发行，同时还印行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书籍及毛泽东的著作，为广大抗日军民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
1942 年5月，日寇集中优势兵力，向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铁壁合围”大扫荡。1942年6月2日，华北《新华日报》社的部分同志随部队在山西辽县十字岭一带转移突围时被敌包围。在突围战斗中，肖炳焜英勇牺牲，年仅28岁。
（ 档案馆 魏明扬编撰）
胸罗文章 心系万民 ———记林基路烈士
林基路烈士
林基路，原名林福照，后改名林为梁，1916年4月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县一个律师家庭。
1928 年，12 岁的林基路成了台山县任远中学的学生。这是一所进步的中学，教师们的思想很活跃，办了名为《骆驼》的刊物。林基路经常在《骆驼》上发表文章，抨击和揭露旧社会的黑暗。他还自编课文。在一篇题为《中秋节》的课文中，他写道：“富人赏月，甜瓜香果，美酒佳肴；穷人赏月，番薯芋头，满腹悲愁。”这一形象生动的比喻揭示了阶级剥削的现实，启发了大家的觉悟。他的这些活动充分表现了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是一个旧社会的叛逆者。
1931年，林基路在任远中学毕业后，又先后在广州、上海等地求学。1933 年初他在上海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及其外围组织———中国反帝大同盟。不久，又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联盟。同年秋，他考入大夏大学文学院英文系。1934年初赴日本留学，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一名先锋战士，并在中共东京支部中担任支部书记。1937 年春，发起成立中国留日学生联合会。
1937年6月林基路回国，在上海加入了中华青年抗敌救亡团。不久，根据组织安排，他和李云扬等人跟随周扬、何干之等同志于同年10月赴延安，入中央党校十二班学习，担任班长和中共党支部委员。1938年初，被派往新疆，任新疆学院教务长。到任后，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办学方针，力图以“抗大”精神改造这所新疆最高学府。他在学院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行新文化运动，为扩大党的影响和发展新疆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这些都引起了军阀盛世才的妒忌和惧怕。
1939年1月，他被新疆当局调往阿克苏任教育局局长，6月任库车县县长。到达库车县后，他便立即着手清理冤案、惩办污吏、削减税目，领导群众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使当地人民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为便利当地交通，他还领导当地人民修建了年久失修、摇摇欲坠的库车老城大桥，并亲自为大桥书写了“龟兹古渡团结新桥”。他得到了库车县各族人民真诚的拥护和爱戴。
1941年6月，他被调回迪化。因拒绝盛世才的拉拢，于1942年初被调往边远的乌什县当县长。翌年2月盛世才投蒋反共后，他被捕入狱。在狱中，他被推选为党小组长，组织大 家学习《共产党宣言》和《论持久战》等理论著作。在严刑拷打面前，他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并用烟灰写下了传颂至今的《囚徒歌》：
我噙泪低吟民族的史册，一朝朝，一代代，但见忧国伤时之士，赉志含愤赴刑场；血口獠牙的豺狼，总是跋扈嚣张！
哦！民族，苦难的亲娘，为你五千年的高龄，已屈死了无数的英烈。
为你亿万年的伟业，还要捐弃多少忠良。
铜墙，困死了报国的壮志，黑暗，吞噬着有为的躯体，镣链，锁折了自由的双翅。
这森严的铁门，囚禁着多少国士。
豆箕相煎，便宜了民族仇敌。
无穷的罪恶，终教种恶果者自食。
难闻的血腥，用噬血者的血去洗。
囚徒，新的囚徒，坚定信念，贞守立场。
砍头枪毙，告老还乡；严刑拷打，便饭家常。
囚徒，新的囚徒，坚定信念，贞守立场。
掷我们的头颅，奠筑自由的金字塔，洒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飘扬。
这首诗表现了他崇高的无产阶 级革命气节和矢志不渝的共产主义信念。他的诗在狱中被难友们到处吟咏传唱，成为激励大家前进的号角和与敌人斗争的武器。1943年9月27日，他同陈谭秋、毛泽民一起被盛世才残酷杀害，时年27岁。
（档案馆 包梅芳编撰）
乐观的心 机智的人 ——记谭雨文烈士
谭雨文烈士
谭雨文，祖籍广东省台山县，生于 1914 年。他在广州求知中学毕业后，于 1936 年春季进入大夏大学法学院政治系学习。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发生了“八·一三”事变，大夏大学和复旦大 学组成联合大学内迁，谭雨文也随校 前往庐山。到达南昌后，学生们的抗日热情高涨，谭雨文等同学在大夏大学地下党同志的号召下参加了 “江西省乡村抗战宣传巡回工作团”（简称 “乡抗团”），深入南昌、宁都等地农村，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抗战活动。在宣传途中，条件恶劣，困难重重，但是大家 历尽艰难，苦中作乐，毫不退缩。“乡抗团”的宣传活动对提高当地的抗日觉悟起到了很大的 推动作用。
1938 年“乡抗团”结束后，谭雨文参加了新四军， 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被分配到战地服务团工作。8 月，新四军军部进驻安徽泾县云岭，谭雨文先后在田 坊等地发动当地群众开展工作，成立了工抗、农抗、青抗等抗日救亡组织。1939 年春，谭雨文担任中共南陵区区委书记，1940 年改任中共铜陵县委组织部长。他 对铜陵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41 年1 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谭雨文不幸 被俘，被关押于江西上饶周田村集中营，化名李福荣 （其他说法是李富荣和李神荣）。他在监狱中备受折 磨，但始终坚持斗争。1942 年4月周田集中营改称为 “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谭雨文被编在“政治顽 固队”第六中队。1942 年 5 月，日军侵占浙赣铁路沿线，江西危在旦夕，国民党决定将集中 营内撤至福建北部。第六中队秘密党支部决定在转移途中伺机举行越狱暴动。 6 月 17 日，队伍到达福建崇安赤石，在第六中队准备渡过崇阳溪时，党支部决定发起暴动。赤石暴动中，谭雨文与其他四十余人成功突围。他们疾速越过田 野，冲上了山顶密林深处的集合地，与前来接应的闽北游击队胜利会合，奔赴 武夷山革命根据地。冲出突围的同志们找到武夷山党组织后，立即成立了“工委”，谭雨文任委员。
“工委”与武夷山地方武工队组成 临时党支部，谭雨文为支部委员之一。 他们齐心配合，在反“清剿”的战斗中取得多次胜利，扩大了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影响。8 月后，日军从浙赣一线撤退。国民党又加强了“围剿”活动。赤石暴动出来的同志与武工队分开行动，大部分同志辗转回到了苏皖抗日前线。
1943 年 2 月，谭雨文来到江苏省溧水县，开展伪军情报收集工作。为了方便工作，化名唐智风。谭雨文胆大心细，英勇机智，工作开展顺利，在溧水等地建立很多联络点。6月，他在溧水县城附近收集情报时遭遇 正在巡逻的日军，被捕入狱，被关押于溧水的积谷仓。在狱中，谭雨文努力寻找机会逃跑。终于有一天日军警戒松懈，他趁机逃出监狱往城外奔去，敌人发现后穷追不舍。当跑到城门时，城门已关闭，只能爬上城墙，从高高的城墙上跳下去。但是跳下城墙后他摔断了腿脚，无法动弹，被追赶而来的敌人活活打死，牺牲时年仅29 岁。
（档案馆 冯珺 编撰）
默默无闻弱书生 特殊使命显忠诚——记奚舜生烈士
奚舜生烈士
奚舜生，江苏扬州人，生于1918年7月17日，1940年6月毕业于上海私立通州中学，1940年9月进入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1941年9月转入教育学系。
奚舜生早年得过肺病，身体非常瘦弱。他经常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手里夹着几本书，始终是单薄的书生模样。然而，瘦弱的身躯之下却是火热的革命热情。早在中学时代，奚舜生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进入大学后，奚舜生更是积极从事党的各项工作。根据中央部署，在白区的中共党员和干部要做好疏散隐蔽工作，要改变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并积极贯彻执行“三勤”方针，即勤学、勤业、勤交友。奚舜生和大夏大学的一些党员一起，积极贯彻了这个方针，根据教育专业特点，筹办了“克诚补习学校”，后改名“克诚义务夜校”，由中共地下党员季勤 先同志任教导主任，招收失学儿童。夜校既为本专业的同学提供了教学实习基地，又为社会失学儿童做 了好事，实在是一举两得。
另外，奚家——上海金神父路（今卢湾区瑞金二路）的锦德里12号一个只有六七个平方米的阴暗潮湿的灶披间也成了大夏大学党支部的一个联络点。 原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时任大夏大学党支部书记的陈向明（在大夏大学时名叫陈丽洲）和奚舜生保持着单线联系，基本上每星期都会光临这个灶披间，不时向奚舜生传达指示，安排布置党的工作。
1942 年秋天的一个晚上，陈向明向奚舜生交待 了一个特殊使命：上级党组织准备在扬州建立一个 地下交通站，奚舜生要设法搬回扬州老家去，这个交通站就设在奚家。
1942 年冬，奚舜生和父母很快处置好上海的家当，举家搬回扬州。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奚家在扬州老家开设了一个小纸烟铺作为地下交通站的掩护，党组织派赵茅兴和奚舜生一起经营这个交通站。第二年，曹达接受新四军盐阜区行政公署财经处骆耕漠的派遣，也到了扬州。奚舜生他们正是利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交通站，将大批党的干部安全转送进苏北根据地，并将大量敌占区的情报递送给新四军。他们不仅掩护了干部转移，还直接帮助了新四军的对 敌斗争，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付的特殊使命。
1944 年，奚舜生的肺病复发不幸病逝，时年26 岁。在病危临终之时，奚舜生谆谆嘱咐与他一起工作的地下党员，要继续努力完成党交付的特殊使命。
（档案馆 吴李国编撰）
弱冠丹心忧国恨 无冕碧血染太行 ———记丁基烈士
丁基烈士
丁基，陕西蓝田人，1917 年生， 原名李百岑，大学时用名李耿。他15 岁时就深入民间，了解民情，写出了五千多字的文章《茶园中》，连载在当时的《西安日报》上。后随母 亲李润琛从西安转赴南京上中学， 毕业于上海私立民光中学商科。他1936年2月进入大夏大学法学院经济系一年级旁听。丁基在大夏时加入了共青团，与校友张端等人还从事世界语及汉语注音字母的推广工作。
1936年3月27日，上海市部分大、中学学生四五百人到大夏大学集会，准备前往市府抗议请愿，要求释放在“3·25”事件中因主张抗日而被捕的学生。丁基和张端跑到大夏大学群贤堂（现位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楼顶敲响校钟，号召全校爱国同学到操场集合，参加集会。国民党特务警察赶来破坏集会，并逮捕了丁基、张端等20 多名进步学生。
在狱中，丁基面对严刑拷打没有丝毫屈服，坚信爱国无罪，抗日无罪。经过其母李润琛的多方求援，丁基于1937 年2 月得以释放。
出狱后，丁基投考复旦大学英文系。“七七事变”后，丁基回到西安，在西北临时大学借读。在全国抗日热潮中，丁基积极参加世界语学会，参加街头演戏、唱歌和演讲，动员民兵支援抗战。不久，他又一次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经过李润琛及其他同志的活动周旋，丁基获得释放。
1938年2月，丁基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半年后进入鲁迅艺术学院。1938年11月，丁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随华北联大赴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在华北联大文艺工作团工作。1940年1月调 配至八路军一二〇师，任晋绥军区《战斗报》特派记者。
丁基以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的共产党员的战斗姿态，经常深入部队基层和战斗一线，采写了大量反映部队生活的报道，写出了许多宣传抗日军民英勇作战的报告文学作品。他还为报社组织了许多部队通讯员，联系了一批特约记者。在当时《战斗报》的采编人员中，丁基是位文化水平高的多产记者。但他从不满足，始终勤奋好学。他学习革命理论，学习文艺，研读各种报刊书籍，参加有关研究讨论活动。同时，他还向基层群众学习生产知识。所有这 些都充分展示了他作为一名记者的优秀品质和出色才能。
更难能可贵的是，丁基还直接上了战场。他不仅能从容镇定地应付各种战争险境，而且还勇敢地和战友们一起与敌人作战。
1944年9月，丁基被派往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前线采访。9月15日，丁基随部队参加了山西方山赤尖岭战斗。第二天早晨，他带着连夜赶写的《在敌人门口打击敌人》的通讯，又加入了开府山伏击战。下午，在转移阵地中，他看见一个战士背不动地雷，就接过来背上，落在了部队的后面，不幸遭敌射击，中弹牺牲，时年27岁。
（档案馆 吴李国编撰）
学运楷模 革命志士——记吴祖贻烈士
吴祖贻烈士
吴祖贻（1916-1946），曾用名吴鲁生、吴毅，河南开封人。1916 年生于山东曲阜外祖父家，不久回到开封。后家道中落，举家迁至南京。在南京读完小学后，改入山东济宁省立中学。1931年至1936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初入南开附中校门，“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在课本封面上写下“誓忠民族”的誓言，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后被选为校学生自治会主席。
1935 年“一二·九”运动中，天津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爱国游行，吴祖贻高举校旗走在队伍最前列，并于当晚率600 余名同学赴南京请愿。尽管天津军警封锁了铁路，但他仍想方设法使学生汇集南京，向国民党当局递交了请愿书。此为“一二·九”后华北到达南京的第一个学生请愿团，《大公报》为此对吴进行了专门采访和报导，影响甚广。
1936年4月，吴祖贻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久参加天津学联的领导工作。在积极参与筹备天津学联“暑假义教促进会”时，天津教育当局宣布暑期全体学生必须参加会考，否则不发毕业证。后因他坚决拒绝会考，南开中学校方竟不发给吴祖贻毕业证书。9月，他到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商学院经济系就读，并在地下党的指导下参加全国学联工作。
1937 年，经组织安排，吴祖贻回到开封继续领导学生运动。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了开封市委工作，曾任豫西特委青年部长，主持省委青年部工作。1938年，作为河南省代表至延安出席西北青救会代表大会。
1939年9月，吴祖贻参加了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有关工作，并任边区党委委员、民运部长。经过实地调研，吴祖贻总结出了“抗日十人团”的经验，在整个边区予以广泛推广，大大推动了鄂豫边区的抗日群众工作。
1946年6月中原突围中，吴祖贻任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协助旅长张文津、政委张成台率队随三五九旅参加北路突围。行军途中，积极开展思政工作，克服重重困难，于7月中旬抵达陕南商洛。
国民党围歼中原军失败后，一边调兵遣将穷追突围部队，一边派飞机投撒传单，搞和平欺骗，一再邀请我中原部队派代表与其和谈。为表我军诚意，我军派吴祖贻、张文津、毛楚雄三人为和谈代表，赴西安进行谈判。8月7日，三人自镇安县杨泗庙出发赴西安，当行至宁陕县东江口镇时，被胡宗南部第六十一旅一八一团无理扣押。得知此事，时在南京的周恩来和在北平军调部的叶剑英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延安《解放日报》也对胡宗南的阴谋进行了揭露。但虽经多方努力营救，8 月10 日晚，三人连同向导一起，仍被秘密活埋于东江口镇。当时，吴祖贻年仅30岁。
吴祖贻等三位烈士的遇难经 过直到1984年12月4日才调查清楚。1985年6月，李先念书写了“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烈士永垂不朽”的题词，在《红旗》杂志发表了《向革命先烈学习，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纪念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烈士》的悼念文 章。
（档案馆 吴雯编撰）
任事求实不求名，满腔热血洒江河——记蒋文华烈士
蒋文华烈士
蒋文华，原名蒋镜涵，1920年2月19日生于江苏南通唐闸渔池港。读书时更名为蒋松林，到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后又改名蒋文华。 1939年7月毕业于旅沪的“江苏省南通公立中学”，并在就读期间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简称“学协”）。
“芦沟桥事变”后，蒋文华带领唐闸镇的一些进步店员、学生，建立了“立达”读书会，寓意为“立己达人”。大家一起阅读邹韬奋主办的生活书店出版的进步书籍。他和进步师生一起，组织宣传队，到农村宣传抗日救亡，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的运动。他身体力行，说服父亲带头把家中经营的日货全部封存。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妹妹和弟弟，也先后加入了党的队伍，从事革命工作。在上海“学协”期间，他与同志们一起，积极组织各种抗日救亡活动：阅读革命书籍、组织时事讨论会、出墙报、唱抗日歌曲、演救亡戏剧、组织义卖捐献抗日游击队等。他还利用各种机会介绍校友加入“学协”。
1939年9月，蒋文华进入上海之江文理学院教育系， 1940年2月根据组织安排转入大夏大学教育系，曾任支部书记。蒋文华善于与家庭出身不同、生活条件不同的人打交道。根据组织的安排，蒋文华在大夏期间一直和韦悫教授保持联系。
1942 年夏，蒋文华被党组织派往苏皖边区新四军军部主办的江淮大学学习。蒋文华在江淮大学期间一如继往地探索学问，钻研理论。在学生会组织讨论学校办学方针和校训时，他结合实际，提出在校训中加上“要为劳动大众谋福利”的意见，被学校采纳，同学们称誉他是“江大”理论家。
蒋文华党性很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服从组织调遣，工作勤奋，作风朴实。1944 年6月，江淮大学解散，蒋文华被分配到淮北行政公署任教育科长，后到苏皖边区政府教育科工作，担任苏北地区报 纸编辑等。
1946 年初，蒋文华调任淮安中学党支部书记兼生活指导部主任。蒋文华对待学生如同兄弟，与学生合得来，常和学生们打球，给学生们讲故事。他走到哪里，都会有学生围拢过去。他也很爱护学生。学生有病，他常去看望，坐在学生铺边，给学生讲故事。学生很受感动。夜里，他还常到学生宿舍里，为学生盖被子，盖衣服，不使学生受冻。
1946 年10 月，蒋文华调任涟东中学指导部主任。此时，新四军主力北撤，斗争形式更加恶劣，涟东中学校长也叛变投敌，但蒋文华与涟东中学的师生们依然坚持游击办学。
1947 年1 月27 日下午，蒋文华奉命执行新任务，去县政府研究学校开办问题。他途经涟东县黄沙滩岸九堡时，不幸中了敌人扫荡队的埋伏而被捕，敌人威胁诱骗，都未能达到目的。在押解途中，蒋文华伺机逃跑，被敌人从身后乱枪射杀，时年27岁。
（档案馆 吴李国编撰）
烈火青春投身革命 浴血遗信书写忠诚——记朱敏（薛家德）烈士
朱敏（薛家德）烈士
朱敏，原名薛家德，1929年5月出生在上海吴淞。早年就读于聚胜小学、立德中学（初中），上海育英中学（现华东模范中学）。尽管家境贫寒，他却丝毫没有自怨自艾，而是更加发奋读书，不仅成绩优良，而且乐于帮助同学，深受同学赞扬与信任。
1945年4月，薛家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他还未满16岁。
1945年9月，薛家德考入上海私立之江文理学院（即私立 之江大学）工学院机械系。
1946年1月13日，党在上海组织了抗议昆明“一二·一”惨案的示威游行，在玉佛寺进行公祭。薛家德动员和组织了之江的广大同学，加入了示威游行的行列。
在之江期间，薛家德功课优良，热心帮助同学，经常替同学温课、补课。他还非常关心和爱护同学，利用1946年的暑假搞生产助学，制造酱油、墨水等进行义卖，到街上进行募捐，解决同学们的一些困难。
1946 年秋，之江部分学生转到杭州本部上课，薛家德在杭州转入土木系。1947年3月， 薛家德被增补为支委。
1947年4月，杭州校区学生自治会成立，薛家德以高票当选为学生会总干事。
1947年5月16日，根据上级安排，薛家德在之江杭州校区发动了反对校方实施束缚学生的“积点制”的罢课运动。暑假开始后，校方责令薛家德等71名学生退学，罪名是“煽动学潮，不听教诲”。薛家德立即组织“之江大学杭校学生反对无理迫令退学联合会”，并到上海组织了之江、大同、大夏、光华、圣约翰五所大学的“反退联”，发表告各界人士书，揭露反动派的阴谋。同时，他还与之江校长李培恩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1947年9月，薛家德按照党的安排转考入大夏大学，进入理 工学院土木系。
1947年底，出于安全，组织上决定让薛家德转移到浙东，任政治交通员，负责与四明山地区的联系。1947年11月，薛家德由父亲薛显庭出面向大夏大学申请休学一年，理由是谋职业贴补家用。
1948年1月，薛家德更名为朱敏，上了四明山。1948年3月中旬，朱敏由浙东区党委分配至鄞慈县工委工作，不久，朱敏调任中共鄞慈县工委直属民运工作组组长。他挨家挨户发动山民组织“穷人翻身会”“脚板工会”和“竹器工会”，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抗丁抗粮。他还在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成立党小组，把民运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1949年2月24日夜，朱敏下山执行任务时遭遇敌人，不幸被捕。朱敏等四位同志被敌人转押到石岭村，朱敏、陈辉、肖章被关在一室。他们在狱中坦然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互相勉励，共同高唱《国际歌》，同时不断向看管他们的“浙保”士兵宣传形势、讲解革命道理，继续战斗。朱敏三人在狱中给组织写了两封信，向党组织传递情报，总结斗争经验，同时也表达了视死如 归、坚信革命必将胜利的信心。
1949年3月10日深夜，敌人将朱敏等四人押往余姚鹿亭乡中村活埋。朱敏壮烈牺牲，时年未满20周岁。
（档案馆 吴李国编撰）
矢志不渝 忠心为党——记胡有猷烈士
胡有猷烈士
胡有猷（1912.9.1-1949.11.14），又名胡筠，号献华。1912年农历9月1日出生于贵州省凤冈县。胡家家境富裕，有子女四人，胡有猷排行老二。他从小聪明好学，多才多艺。 1929 年考入贵阳师范学院，在校期间，不仅品学兼优，而且逐渐接受共产主义启蒙教育，参加和组织进步社团活动。1936 年，在贵阳中苏文化协会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后，他考入武昌中华大学，与同学共同创办《滇黔月刊》，宣传革命思想。
1938年4月，胡有猷回到贵阳，以中华大学借读生身份，考入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心理学系，学号8299。在大夏大学，他也是学生抗日 运动的领导者。他与进步学生组织 “读书座谈会”和“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吸引进步青年学习革命理论，宣传抗日救国运动。1938 年夏天，他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贵阳地方队部（简称‘民先’）”，并创 办《民先导报》，转载《新华日报》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政策。8月13日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他与敌人英勇斗争，因敌人没有他加入共产党的确凿证据，由其姨父保释出狱，出狱后即离开了大夏大学。
出狱后的胡有猷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对党更加忠诚。1939 年秋季，在党组织介绍下，他到“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因工作成绩斐然，得到负责人黄炎培、沈钧儒的嘉 许。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到川北一带转入地下工作。1943年，党组织将他调回重庆，先后在寸滩小学、广益中学、建川中学和中华职业学校任教，继续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在寸滩小学任教时，胡有猷与志同道合的李昌其同志结婚，两人育有四个子女。1946 年间，在地下党重庆市委领导下，胡有猷专门从事学运工作，积极组织学生运动，抗议国民党当局种种恶行。1947年秋，为了更好地发动学生运动，中共重庆市委决 定成立北碚、沙磁、南岸三个学运特别支部，胡有猷担任北碚学运特支书记。当时胡有猷和妻子在北碚第四育幼院工作，生活清苦。贵州的亲友劝他回老家竞选国大代表或县长，但是为了党的事业，他都婉言谢绝了。担任北碚特支书记后，胡有猷在乡村建设学院建立了党组织，又理清了北碚其他学校的组织关系，便于党对全区学校的统一领导。
1948 年4 月17 日，胡有猷被叛徒出卖，在北碚被捕，囚禁于渣滓洞 监狱楼二室。他在狱中受尽酷刑，但坚贞不屈，严格保守党的秘密，竭尽全力保护革命同志。他坚持斗争，坚持学习，还给狱友们讲授“论共产党 员修养”的党课。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党人进行大肆屠杀，1949年11月14日晚，胡有猷牺牲于渣滓洞附近的“中美合作所” 电台岚垭。
胡有猷殉难后，因为种种原因，直到1983 年才正式被认定为革命烈士。2009年11月，为纪念重庆解放60周年和红岩英烈殉难60 周年，由重庆市邮政公司发行了一套红岩英烈系列纪念封，胡有猷烈士殉难纪念封位列于第二组中。
（档案馆 冯珺 编撰）
坐穿牢底 取义成仁——记聂汝达烈士
聂汝达烈士
聂汝达，贵州省贵阳市人， 1911年3月26日生。聂汝达年幼时，父亲去世，生母也离家远走他乡，遂由嫡出兄嫂带大。少年时期，聂汝达学习用功，尤爱阅读文艺书籍，并在书籍的熏陶下养成了勇于 拼搏、爱国爱家的精神。
1931 年，聂汝达在嫡出姐姐的资助下，只身来到上海求学，考入大夏大学附中，高中毕业后升入大夏大学法学院。“九·一八” 事变激起了聂汝达的爱国热忱，他与友人组织阅读新书报活动， 并加入“九·一八”读书会，与进步同学一起进行爱国活动。1932 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聂汝达积极参加支援前线抗战的革命活动，并将战斗情况书信告知贵阳老家，同时将《永生》《光明》《文学界》等进步期刊一并寄回老家，宣扬与传播抗日精神。
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 九”学生爱国运动，上海学生纷纷响应。同年12月19日，聂汝达作为学联主席团主席之一，与上海市各学校同学一起游行示威，呼吁国民党政府采取积极的抗日政策。12月24日，聂汝达又参加了上海市13 所学校和民众团体在南京路举行的游行示威活动，而后又到火车北站，乘火车赴南京请愿。火车行至途中遭到国民党兵车的严重阻拦，请愿学生推举聂汝达等几位学生代表前去与宪兵司令交涉，不料反遭扣留，经请愿学生坚决抗争才被放出。次年1月，聂汝达同大夏、复旦、大同等学校的学生80余人组成上海的大学、中学学生宣传团。宣传团沿沪宁公路到嘉定、太仓、昆山、苏州等地进行宣传，教农民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日短剧，经8天的广泛活动，基本上完成了预定的任务，最后遭军警捆绑押回上海。
1937 年，聂汝达从上海大夏大学法学院毕业后返回家乡贵阳，先后在黔西县中学、兴义县中学任教，但均因向学生灌输抗日爱国思想及介绍进步书刊，而被当地国民党县党部所不容。1939年聂汝达到贵阳私利达德中学担任教导工作。他常与学生组织读书座谈会介绍革命书刊，并讲述自己在上海亲历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事迹。1942年聂汝达应聘到贵阳大夏大学附中任教。期间，他经常策划、参与学生救亡运动。大夏学生张诗隽遭两个特务分子开枪击伤，大夏学生将两个特务分子拖进校门，加以惩罚。当时，国民党当局认为聂汝达是幕后策划者，教育厅厅长傅启学派亲信到学校警告：“聂汝达必须离校，今后不许再在教育界工作”。为了生活，他不得不暂转至田粮管理局工作。
1945 年10 月16 日，聂汝达被国民党省党部所派特务秘密逮捕入狱。聂汝达被敌人囚禁四年之久，但仍坚贞不屈。他常鼓励入狱的青年同志要保持革命斗志，与反动派斗争到底。他非常关心难友，经常用随身携带的剪子给难友们理发。1949年11月11日，聂汝达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在贵阳市纪念塔附近。
（档案馆 张天佩编撰）
英年早逝 浩气永存——记戴绍民烈士
戴绍民烈士
戴绍民，又名戴力，贵州省麻江县人。戴绍民1925年2月9日出生于贵阳，其父戴蕴珊是贵阳市有名的民族工商业家，岳父赖永初也是贵阳市出名的民族资本家，并在贵阳市创办了永初中学。
戴绍民出身于一个富裕家庭，勤奋好学，积极追求进步。他年少时就读于贵阳私立正谊小学，时值“九·一八”事变、上海“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民族垂危、国民党反动派步步退让的背景下，全国人民无比愤慨，抗日热潮不断高涨，加之学校进步教师的启发教育，戴绍民从小就萌发了救国的宏愿。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戴绍民先后在达德中学、贵阳中学、国立十四中等学校就读，受到了刘方岳、肖家驹、王启澎、聂汝达等进步教师的思想启蒙。1941年初，国民党倒行逆施，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贵州大学一批进步青年以戴绍民的家庭为掩护，继续进行爱国抗日活动。戴绍民与这些青年将所搜集、保存的革命书刊汇集到一起，在戴家设立了一个地下图书馆，供大家相互传阅与学习。1944年暑假，戴绍民参加了贵州大学在他家三楼举办的“文化补习班”，该活动旨在引导大家走向进步的道路。同年秋，戴绍民考入贵州大学。1946年3月，地下党员彭佩云（西南学运领导人）等同志在戴家三楼与贵阳各大学学生举行会谈，分析时局发展，交流学运经验，戴绍民积极参与准备工作，并负责供应和掩护。
1946年秋，戴绍民转学至上海，考入大夏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当时上海学生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上海各大学的学生积极地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1947年11月，大夏地下党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在思群堂（大礼堂）召开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无辜杀害浙江大学进步学生于子三的大会，戴绍民等学生利用墙报、标语等形式在校内外进行宣传，更好地发动了群众。同年12月，大夏大学召开抗议美军强暴北京大学女学生的大会，戴绍民担任学生会主席。由于 与敌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戴绍民等几位进步同学被学校以“鼓动风潮、破坏学校秩序”的莫须有罪名开除，最后学校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又恢复了戴绍民的学籍。
1948 年底，贵州尚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之下，戴绍民与贵州籍的中共地下党员安毅夫、蔡之诚等同志商议，决定放弃去解放区的计划，从上海回贵阳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戴绍民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掩护革命同志，中共贵阳地下组织负责人宋至平曾住在戴家，并利用他家屋后防空洞，刻印党的文件及刊物。地下党员岳景琮以及安毅夫也曾住过戴家，戴绍民不怕受牵连，为这些革命同志提供了极大地方便。
1949年8月19日，戴绍民不幸被捕。在狱中戴绍民始终保持革命气节，即使经历了严刑拷打，也未透露出任何党的机密。在贵阳解放前夕，1949年11月11日，戴绍民与其他烈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于贵阳郊区马家坡，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24岁。
（档案馆 张天佩编撰）
目击苍生驱不还 回胸虹结气如山——纪念郭莽西烈士
郭莽西烈士
郭莽西，原名郭安善，字种桑，书名忠襄。1910年 8 月2日出生于浙江东阳县湖溪乡罗青甲村，1949年5月10日被害于上海闸北公园。牺牲前郭莽西为大夏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郭莽西幼时就读于罗青甲村的南屏初级小学，继入县立第五高等学校、金华第七中学， 后转上海，毕业于君毅中学。他中学毕业后的第二年（1932年），其父托人为其谋取到了天山县法院书记员的职位。然而, 郭莽西因不满官场恶习，尤其是不满国民党政府官吏对农民施以淫威、滥抓滥捕的行为。当时，许多所谓的 “嫌疑犯”遭无辜拷打和敲诈勒索。郭莽西愤慨直言：“好人难做官，一代做官三代绝。”勉强干了六个月后便，他便愤然提出辞呈。辞职后，他进入天台县立初级中学任国文、地理教员，从此踏上了教育救国之路。
1932年下半年，郭莽西赴厦门大学中文系 深造，1936年毕业后执教于处州中学，1938 年应正中书局之聘主编《战时中学生月刊》，1940 年下半年再度到天台县立中学任国文教员。面对现实，郭莽西深感个人力量有限，决心为民众觉醒而呐喊，便以笔为武器，以讲台为阵地，揭露黑暗的社会。郭莽西先后创立了“星火社”“青年读书生活社”，吸收学生参加，刊出《星火》小报、《青年·读书·生活》月刊，引导学生“要有个人的思想和灵魂”，要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课堂上，他歌颂真、善、美，宣传民主自由。因郭莽西积极鼓动学生抗日，1943 年初“星火社”遭破坏，《青年·读书·生活》月刊被迫 停刊，郭莽西及其一些学生也被捕入狱。入狱后，郭莽西受尽“老虎凳”“飞鹅吊”等酷刑的折磨，但他仍心系学生，以绝食的方式抗议特务抓捕他的进步学生，并把在此时出生的儿子取名为“大同”，以表明他追求人类共同幸福、反对压迫与剥削的坚定信念。郭莽西的朋友、学生纷纷设法营救。在天台中学校长曹天风先生等开明人士的呼吁斡旋下，终得获释。获释后，郭莽西应聘到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任教。
抗战胜利后，郭莽西一家定居上海。1946年6月经朋友介绍，郭莽西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郭莽西一边在大夏大学中文系任教，一边以京沪铁路局警务处专员的身份为掩护，积极宣传革命。1947 年4 月，郭莽西在组织的指示下，曾回家乡东阳、义乌等地开展地下斗争。他与农工党员陈伟卿以及杜锦堂、窦成金、应志芳等人建立了一支政工队，后来又建立武工队，开展地下工作，策反国民党地方部队。为迎接解放上海，郭莽西积极联络上海铁路局警务处的警员等，开展策反、护局、护路等活动。他还号召进步青年积极奔赴解放区，并撰写与印发《告上海同胞书》，号召上海人民保护好大上海，积极迎接解放。
1949年5月10日，国民党军统特务蒋志向以郭莽西浙江东阳老乡的身份，设圈套将郭莽西逮捕。郭莽西被秘密关押在黄浦警察局，从被捕到牺牲的短短10天中，遭六次提审，少则4小时多则10小时。每次提审，特务们使用各种令人发指的刑具，对他的肉体和精神进行摧残和折磨，企图从他口里得到线索，抓捕更多的革命志士，但未能得逞。5月20日，国民 党特务毛森一伙急于逃命，下令采取秘密行动，将先生押赴闸北公园内枪杀。郭莽西就义时年仅39 岁。
（档案馆 张天佩编撰）
图文、来源｜ 档案馆 编辑｜ 杨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