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周振华 未来三十年，上海什么样
原标题：未来三十年，上海什么样
未来三十年，上海什么样？
这既是一个宏阔的历史命题，也与这个城市中的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周振华也许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最佳人选之一。15年前，他开始关注“全球城市”这一国际城市研究的最新概念；15年间，他不断发展与丰富这一理论，将研究重点从“成熟的全球城市”转移至“崛起中的全球城市”，更契合中国和上海的实际需求；15年后的今天，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正式成为上海城市建设未来30年的战略目标。
“建设全球城市必定利于每个上海人；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也离不开每个上海人的改变与努力。”在描述未来上海的过程中，周振华这样强调。
人物小传
周振华，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产业经济、宏观经济、城市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
这些总部集聚于哪个城市，
这个城市就拥有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解放周末：最新公布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将上海的目标愿景确定为2020年、2035年以及2050年三个阶段，最终目标是要在2050年全面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
一个城市的规划愿景，不论是对上海人、“新上海人”，还是对正在考虑将上海作为自己人生发展舞台的“外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对大众来说，“全球城市”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作为最早接触这一概念的学者之一，您如何定义它？
周振华：“全球城市”是全球化的空间表达，正日益成为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战略制高点，在全球网络连接中发挥超越领土国界的资源流动与配置功能。
这么说，可能太学术了，但想想这些年来大城市的发展变化，概念就能变得具体。
早期的全球化，主要是推进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即国际贸易，国家是主体，但是，当全球化深入发展后，大量的跨国公司出现了，它们不仅在经济规模上已经超越了一些小国家的经济总量，更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布局，整个产业链被切割成不同环节，分布在世界不同地方。于是，在原来的国际贸易之外，出现了企业内贸易和产业内贸易这两种新的贸易形式。当这两种贸易形式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时，跨国公司总部就成了全球化的具体落脚点，这些总部集聚于哪个城市，这个城市就拥有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金融、贸易、科技、人才等的交流、交互中心。
解放周末：过去，我们也曾提出要将上海建设成为跨国公司总部集聚地，也确实吸引了不少跨国公司总部入驻。今天，建设“全球城市”的主要目标也是吸引和集聚跨国公司总部入驻，两者有何区别？
周振华：改革开放40年，上海确实吸引了不少跨国公司总部，但主要是地区总部，和全球总部比起来，能级是不一样的。
另外，我们现在是引进来多，走出去少，随着我国国力增强，上海要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桥头堡。
上海选择发展目标，
当然要比肩世界最一流的城市
解放周末：为什么选择“全球城市”作为上海的战略发展目标？
周振华：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全球城市”的研究历史。但要说清这段历史，又绕不开另一个概念“世界城市”。
早在18世纪后叶，德国诗人歌德就将罗马和巴黎称为“世界城市”。1915年，苏格兰人类生态学家P·格迪斯也将当时正在发展中的一些西方大城市称为“世界城市”，指出这些城市在世界商业活动中占有了较大的比例。1966年，英国地理学家、规划师彼得·霍尔更是把“世界城市”定义为那些已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产生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第一流大城市。自此以后，“世界城市”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的对象，尤其是在1986年，弗里德曼在《世界城市假说》中强调，“世界城市”的国际功能决定于该城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相联系的方式与程度，并提出了“世界城市”的7个指标：主要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国际性机构集中度、商业部门（第三产业）的高度增长、主要的制造业中心（具有国际意义的加工工业等）、世界交通的重要枢纽（尤指港口与国际航空港）、城市人口规模达到一定标准。
“全球城市”一词则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丝雅奇·沙森于1991年首次提出的，强调要从服务业的国际化、集中度和强度来定义“全球城市”。但从今天看来，沙森的定义还是有局限性，未来“全球城市”还要看科技、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实力。“全球城市”是个动态概念，其内涵在不断丰富中。
解放周末：听起来，“世界城市”和“全球城市”是相当接近的两个概念。
周振华：确实如此，实际上，很多人一直在混用这两个概念，包括我自己一开始也是这样的，但后来我发觉两者在立论上是不同的。弗里德曼的“世界城市”建立在跨国公司总部上，而沙森认为，在塑造“全球城市”的过程中，除了跨国公司总部，很多全球性的现代高端服务公司起了更大的作用。
我的理解是，跨国公司的产业链毕竟还是有限的，主要是科研中心、生产中心、物流中心等，但现代高端服务业的内部网络结构就已经非常大了，比如四大会计事务所，在世界各大城市都有分支机构，为众多跨国公司提供服务；不仅如此，这些现代高端服务业彼此之间也需要配套服务，比如会计事务所需要法律事务所的服务、广告公司的服务。这些服务都在城市里发生，影响着城市功能的形成。
所以我采用了沙森的观点，认为“全球城市”的概念更全面、准确。
2009年，国际“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小组”将全球242个世界城市分成5级12段，将纽约、伦敦、东京认定为顶级“全球城市”。上海选择发展目标，当然是要比肩世界最一流的城市。
城市发展不能靠吃“三碗饭”，
在好的时候就要考虑转的问题
解放周末：这次与您的新著《全球城市：演化原理与上海2050》一起出版的，还有您10年前的旧著《崛起中的全球城市》。作为国内最早引进“全球城市”理论的专著之一，因为“上海2050”远景规划的出台，又火了起来。您当年是怎么关注到这一理论的？
周振华：“全球城市”理论是当时、迄今也仍然是国际城市研究的前沿理念，实际上我关注它的时间更早，应该是在15年前。当时我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曾多次组织关于“全球城市”的学术研讨，沙森等一流国际学者都在邀请之列，我请他们来讨论纽约、伦敦和东京是怎么转型的，对上海有什么参考价值，并出版了中英文的论文集《上海崛起》。
为什么会关注这个课题？因为我当时一直都在思考上海的转型发展。
解放周末：15年前，新的世纪刚刚展开，上海发展迅猛，前途一片光明，您为什么开始思考转型问题？
周振华：我们前面刚提到歌德在18世纪后叶把罗马和巴黎称为“世界城市”，可是今天，巴黎尚有一定的影响力，罗马的影响力与从前早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更远的来说，曾经辉煌至极的巴比伦、雅典今安在？近的来说，美国底特律如今又是何种状况？
在一个城市发展得好的时候，我们就要谋划它的未来；一个城市越是发展快速，越是需要早早谋划。因为一个城市的未来，不是由今天的高楼大厦、道路隧桥所决定的，能否可持续发展，最根本是要看这个城市到底装载什么样的产业，具备什么样的功能，能否与时俱进。
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1970年离开上海下乡，1990年回到上海。在我离开的20年里，上海的城市面貌基本没什么改变。我回到上海，一家三口住在父母家的阁楼里，父母家就15平方米一个房间，还好有这么个阁楼。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上海发生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地铁、大剧院、跨江大桥建起来了；进入新世纪后，发展速度更快了，也更注重生态环境了。今天的上海，放在全球来看，城市面貌也是排在前列的。
但是，上海那些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什么？当然是靠改革开放。但究其本质还是靠吃“三碗饭”：一碗“祖宗饭”，搞土地批租；一碗“子孙饭”，牺牲环境求发展；一碗“外国人饭”，大量引进外资。这样的发展支点是不牢固的，终究会走到一个转折点的。
一个城市发展后，特别是快速发展后，如果不及时转型，往往就会走下坡路，即使不陷入困境，也会变得平庸。
解放周末：纽约、伦敦和东京的成功，是否就在于及时转型？
周振华：成功在于转得及时，当然，转也是迫不得已的。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先后进入后工业社会，大城市开始衰落，失去发展优势。纽约、伦敦、东京原来和上海一样，都是工业城市，但随着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的提高，还有污染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企业纷纷倒闭或外迁，导致大量失业人口的出现。
转型是很痛苦的：一方面是城市出现财政赤字，发生债务；另一方面是新产业一下子起不来。但再痛苦也要转，不转就是死路一条。底特律是最好的教训之一。
纽约、伦敦的转型开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京晚一点，从八十年代上半叶开始，它们都历经了15到20年的时间，先后完成了转型。它们的转型之路提醒我们：上海要在好的时候就考虑转的问题，就开始转的实践。
创新、开放、融合、实干，
这些文化基因要糅杂、发酵与弥散
解放周末：当时面临转型压力、具备转型意识的，不止纽约、伦敦、东京三座城市，为什么只有这三座城市转型最成功，具备了全球影响力？
周振华：确实，有些城市的底子不比这三座城市差，转型却没有它们成功。比如德国法兰克福，当时的区位条件、金融基础设施比伦敦还好，直至今天，欧洲中央银行总部仍然设在法兰克福。但是，法兰克福充其量是欧洲的金融中心，伦敦却成为了全球的金融中心。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就当时的转型压力来说，伦敦的压力比纽约、东京都大。纽约、东京都是各自国家的城市“老大”，只需和国外城市竞争全球地位，而伦敦既面临着欧洲其他城市如法兰克福的竞争，同时面临着国内其他城市的竞争，它的胜出，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它营造了一个开放、宽松、多元的营商环境，吸引机构和人才进来。而法兰克福是典型的德国文化，严谨有余，活泼不足。
解放周末：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人才的重要，但吸引人才的实际效果却千差万别？
周振华：吸引多方人才，主要不是靠政府政策，也不是单靠生活补贴、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优惠条件可以实现的，持续的大规模投入也是不现实的，而要靠整体环境的营造。
这里面有产业配套的因素，比如法兰克福在某些金融领域很强，却没有伦敦齐全，缺乏配套性。但更重要的是软环境，如果专业人才、一般“白领”、普通劳动者等不同层面的人来到伦敦，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都能被接纳，那人们就更愿意来伦敦。
这种文化氛围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建成的，是天长日久的积累，是由一个城市的文化基因决定的。
解放周末：上海是否具备这样的文化基因？
周振华：关于上海的城市基因，有各种说法，但以下几点是达成共识的。
一是创新因子。上海人的创新天分很高，特别是模仿创新，善于吸收国内外思想、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精粹，并进行改造，为我所用。哪怕是市民的日常生活，都有许多创新之处，“螺蛳壳里做道场”，空间再小，也能把生活安排得很“小资”。
二是开放因子。自开埠以来，上海就一直是移民城市，但它与江浙一带其他移民城市不同，接纳的不仅有来自祖国各地的同胞，还有很多是海外人士。上海海纳百川的气度是和它开放的天性高度吻合的。
上海特别看重开放，甚至曾提出过“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倒逼改革”的口号。上海开放也是有资本的，一方面是其本身的区位优势，一方面是历史造就了它的国际知名度。
三是融合因子。上海的融合能力非常强，无论谁，来到上海，上海在接纳他的同时，必然也悄悄地改变了他。都说上海文化是“海派文化”，但谁能真正说明白什么是“海派文化”？说不出来的。它一直在融合的进程中，没有定型。
四是实干因子。上海人脚踏实地、遵守规则的精神，是有口皆碑的。
建设“全球城市”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挖掘和发扬城市原有的文化基因。
解放周末：一个城市的吸引力就是这些文化基因的糅杂、发酵与弥散，它看不见、摸不到，但无处不在。
周振华：对。但有时候它能实实在在地让你感受到。
有一次，我碰到华为公司上海研发中心的主任。我问他：华为的本部和主要生产基地都在深圳，上海拥有的科技资源也不比北京多，你们为什么把研发中心放在上海？因为研究发现，生产中心和研发中心在空间上分隔太远是不合适的，会使得科研中心不能迅捷接收到生产上需要改进的地方。他回答说：研发中心的高端人才大部分是从海外招来的，到海外去招聘人才，说工作地点在深圳、北京，愿意来的人不是那么多；说是在上海，就有很多人肯来了。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原因，让华为选择上海作为研发中心所在地。
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
上海应该也最有可能崛起为“全球城市”
解放周末：自弗里德曼提出“世界城市假说”以来，包括沙森在内，几乎所有相关研究都聚焦于既定，即已经形成的全球城市上，而您提出了一个“崛起中的全球城市”概念，这一研究焦点转移的意义是什么？
周振华：“全球城市”是一个逐步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其本身是动态性的，有衰退、消亡，也有崛起、生成，“崛起中的全球城市”理应是“全球城市”理论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但传统“全球城市”理论忽视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而将视野仅停留在已经形成的全球城市上，孤立地、割裂地对其进行实证分析或进行静态的比较研究，往往把全球城市与一般城市截然分开，并把一般城市排斥在外，体现出强烈的“欧洲中心论”倾向。
“一个城市是怎样成为全球城市的”，这一问题得不到解答的话，实际上是把未来有可能发展成为“全球城市”的那些城市排除在外了。
解放周末：上海正是那些最有可能发展为“全球城市”的城市之一？
周振华：是的。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浪潮，促使发展中国家主要大城市迅速成长为区域中心以及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节点。
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对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引起世界格局大变革，也是全球城市的一次“洗牌”。此消彼长，全球城市体系内部结构正发生着变化，大量新兴节点城市不断被整合到全球网络体系中。
这是上海的机遇。随着“中国梦”的实现，中国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需要拥有代表国家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的“全球城市”。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上海应该、也最有可能崛起为“全球城市”。
我们是有后发优势的。“全球城市”的发展正呈现出新的趋势：危机前的全球城市体现在资本、商品和信息流量的指数级增长；后危机时代的全球城市，更追求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绿色低碳的发展。上海可以少走弯路，可以弯道超车。大家已经看到中国在移动终端、电子商务、网上支付等方面领先发展，将来包括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科技创新，我相信我们也会发展得很好。上海以整个中国为后盾，实力不容小觑。
解放周末：宏图的实现，需要每个上海人做出怎样的努力？
周振华：在这样的战略目标指引下，上海必然会越来越宜居、越来越有温度，这对每个上海人，不管新上海人还是老上海人，都是大大的好事。
城市发展离不开每个人的改变和努力。这种改变和努力，涉及方方面面，有对生态环境的爱护，有对人文环境的塑造。举个例子，为什么很多人愿意“漂”在上海？因为上海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一个人只要有能力、肯努力，总有梦想实现的一天。而回到家乡，可能关系网比较复杂，起的作用比较大。像这种公平、公正的奋斗环境，大家要一起维护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