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毕业生为啥做垃圾分类？听听她怎么说的
周春(站立者)向居民们宣传讲解垃圾分类
“你卖有机农产品还不如来帮我做垃圾分类。”长宁区一个居委会书记半玩笑半认真地邀请周春。
来推销有机蔬菜的周春一口答应下来，“当时想，我给他们做垃圾分类，熟了之后，说不定他会来买我的菜呢。”至少在做垃圾分类的前半年时间里，周春一直抱着这样的想法。
居委会书记知道，周春的环保经验非常丰富，她在青藏高原“绿色江河”公益项目里，守护了两年斑头雁；在美国，她成为了许多家非盈利性环保组织的志愿者，并和海面上漂浮的垃圾“打过交道”。
周春是个挺能“折腾”的人。当实践足够多之后，她选择重返校园，成为了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名学生，开始系统地学习公益组织管理及社会企业运营，当时的她正野心勃勃地筹算着学成归来后如何在有机农业上大展拳脚。
可以说，在很多年里环保成为了周春的信仰，有机农业也好，垃圾分类也罢，都是周春去实现这一信仰的途径。当此路不通时，她可以毫不犹豫地调转马头，转到彼路上，从有机农业切换到垃圾分类便是如此。
“第一朵浪花”
7月1日，随着《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上海成为了全国关注的焦点。
早在去年年底，应一位居委会书记的邀请，帮助小区定制垃圾分类实施方案、培训志愿者，并推进方案执行的周春，也在这波热潮中火了。“跑遍上海88个小区搞垃圾分类”“哈佛毕业生”等多个标签助推她成为了新闻报道里的常客。有人佩服这位高材生的超前想法，有人羡慕这位创业者能遇上如此好的时运，也有不明真相的人惋惜这位哈佛毕业生在捡垃圾……
无论人们从哪个角度解读周春的工作，对于放弃有机农业转做垃圾分类的周春来讲，她的确折腾出了事业中的第一朵浪花。
虹口区嘉兴路街道给周春的小团队提供了一处免费的办公用地，坐在会议室里的周春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她今早看到的一场“事故”：“有个居民在扔湿垃圾的时候，没有拿出其中的塑料袋，旁边的保洁员和志愿者因此跟他发生了争执。要我说，其实不用到这么严重的地步。”
“一开始志愿者要学会吃点亏，当居民要求志愿者帮他捡的时候，志愿者可以说‘这次我帮你捡，你明天分掉好不好’，志愿者如果客气一点，居民就会客气一点。”
在上海还没有正式实施垃圾分类之前，居民不理解甚至不配合是常有的事情。在周春合作的88个小区里面，周春将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垃圾分类的宣传上面。
“我为什么要做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之后，小区环境就会变好，这样小区房价才能涨上去啊。”垃圾分类的意义在哪里，是居民向周春抛出的最多的问题。“刚开始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垃圾分类对于环境的宏观意义，但是当他们用空洞的眼神看着我的时候，我才明白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话解释，这也是我在培训志愿者的时候，向志愿者们强调的。”
“条例没出来之前，我们更多的是像顾问一样，和小区的管理人员商定方案，给志愿者做培训，把控执行的进度，并进行大量的宣传工作，这些工作在七月份之前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出来之后，百分之八九十的小区已经在分类了，我们只要督促一下薄弱的小区。”周春称，条例的正式施行反而让她感到轻松，当垃圾分类变成了居民的义务，工作一下子变容易了很多。
在从事垃圾分类工作的近一年里，周春被问过无数遍：哈佛毕业生应该去做更“高大上”的职业，为什么你要做垃圾分类？问题的背后，是有点觉得周春“自降身价”的意思。
就是要做环保
“我想得很明白，一开始我就是要做环保的，读哈佛只不过是我实现目标的渠道，并不是终极目标。”
青藏高原“绿色江河”项目是周春接触的第一个公益组织，她在绿色江河主要负责守护斑头雁下的蛋不被盗猎者偷走。
后来，她用富有诗意的语言描述那段经历：“无人区的日子简单而纯粹，我们七点多起床，吃完早饭就去湖边用望远镜清点斑头雁并观察它们的习性，然后以湖为圆心寻找并记录其他鸟类。偶尔我们会爬上湖旁的小山俯瞰这片蛮荒大地，远眺东面沱沱河蜿蜒的河道及西边格拉丹东上皑皑的白雪，然后眯着眼看班德湖粼粼地闪着光。
盗猎者喜欢在四月底五月初由结冰的湖面走上斑头雁下蛋的小岛，提一个大筐，一次捡走三四百个蛋。发现他们后，我们通过对讲机联络扎西，然后他骑马，我们开车往相应的方向赶。水道纵横的湖区越野车行进异常艰难，常常就在眼前，但被一条小水道阻挡，只能绕十几分钟的路，所以总是扎西先到，在附近躲着等我们汇合，然后扛上摄像机一起冲上前去。由于知名不具的原因，盗猎者非常害怕摄像机，经常手挡着镜头就落荒而逃。
等我两年的守护行动结束，班德湖斑头雁的种群数量已翻了一番，从1000多到了2000多。”
在青藏高原两年的时间里，周春结识了大厨孙建军、队医寒梅、工程师熊杨、外联交警邹卓钢……他们自称为“老野鹅”，取“野鹅敢死队”之意。周春说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大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传奇，这些在拯救热爱的山川大海的人教会了她何谓为了一个信仰努力奋斗，即便生活条件艰苦，即便游走在生死边缘。
在美国，周春找到了第二份和公益相关的工作。她是去美国给丈夫做陪读的，“那段时间其实蛮痛苦的，会觉得原来我有自己的朋友、亲人，有一份热爱的工作，但是在那儿，我一无所有。”
“我决定好好想一想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人生，然而什么都想不出来，只有孙爷、杨老师、寒大夫和熊伯伯的脸趁我意识松怠时，在眼前不停地涌现。对了，想想怎么能帮绿色江河这样的公益组织做得更好，我应该学习，而最好的学习方法，是去工作。”
复旦毕业且工作多年的周春在美国多家非盈利组织从志愿者做了起来，后期申请哈佛大学就是在一个协会女领导朱莉的鼓励之下，“当时我感到了瓶颈，想更系统地学习”。
“在我的家乡，年轻人选择远走他乡，留在村里的会被嘲笑‘没出息’。我们这一代人别无选择，而我希望可以创造那个选择，我希望我未来的孩子如果留下来当一个农民，他不会再被嘲笑‘没出息’，而是会被羡慕。”
周春把这句话写在了递交给哈佛大学的申请书上，她已经想好如果被录取，并顺利毕业，她要回国从事跟环保相关的工作，而关于有机农业的创业想法，是她大致的方向。
跨出想法去做
周春骨子里是一个会跨出想法去做的人。成为垃圾分类领域里的先行者，这正是她自毕业后每个因不安于现状而做出选择后顺理成章的结果，也是人生信念重塑后的结果。
2006年复旦大学毕业后，她顺利地考入了公务员队伍，这是很多人眼里平稳、光鲜的职业。周春干了五年，“我大学毕业之后一直思考我的人生信念是什么，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东西，只能听父母告诉你、听朋友告诉你什么是好的，我一边做着别人认为不错的工作，一边在寻找着自己。”
旅游，成为了她寻找自己的途径。她在工作的五年里跑遍了除台湾以外的所有的省级行政区，又因为跟着朋友报名某户外品牌赞助的澳洲塔斯马尼亚徒步，并被意外选上，而开始了第一次的出国旅行，“跑遍祖国的山山水水注定让我对它们有很深的爱，而当我到了澳洲，那里的蓝天白云和敢跟人抢地盘的野生动物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最大的触动是发现我所爱的壮丽山河原来是蒙上一层滤镜的。”
周春辞掉公务员的工作，也跟旅游有关。“我出去玩，把一年的年假都用完了，当时觉得这一年没法过了，算了算，我还有28年才能退休，刚好，在我绝望的时候，我的朋友辞职了，他跳上了去印度的火车，然后跟我说‘要不要来’，我想去追寻他，就递交了辞职信。”
我试图从世俗的角度问周春，做这样的决定是不是很艰难，周春向我说起了她父亲“试试看”的教育理念。在周春的记忆里，小到课堂发言大到竞赛，面对孩子的胆怯，父亲都会鼓励说：“你不要管啊，你试试看，试试看才能知道嘛。”
“他不会替我做决定，哪怕他觉得我应该这样做，也不会表现出来，比如觉得我应该结婚了，就跑去偷偷看相亲节目，后来我辞职，他又跑去偷偷看求职节目，这些事如果不是我妈跟我说，我到现在都不会知道。”而父亲鼓励式教育给周春很大信心的同时，也培养了她敢于做决定的性格。
2015年周春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她收到了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录取通知和全额奖学金，她不断地问自己生娃和读书同时进行能不能做到。当时周春的孕期反应非常严重，一动不动躺在沙发上对她来说才是最舒服的，在向身边经历相同的人咨询过后，即便知道两者同时进行很难，但周春还是跨出了这一步。
她挺着冬瓜似的肚子出现在开学典礼上，也为经常被卡在后排桌子和同学的座椅间而烦恼，孩子出生后，每天中午还要去学院陶布曼楼顶层那间不足五平方米的哺乳室给孩子泵奶，日子忙碌而充实。
有一张为这一段过往做总结的照片，被她放在了自述文的开头。在毕业典礼那天,三十多岁的周春穿着毕业礼服，站在草坪上，左右手分别抱着的是11个月大的儿子和刚刚拿到的毕业证书。
毕业后，周春火速回到国内开展事业。她的性格很是爽朗，和她接触，要么被她的趣事逗乐，要么被她响彻会议室的笑声逗乐。整个采访中，只有一处是她的泪点：她说她十岁以前下河摸到了蚌，在水里和伙伴们恣意游了泳，那时候，电线杆上站满了麻雀，夜晚的天空中是密集的星星。她说她经常觉得遗憾，十岁之后这样的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而她的儿子从来没有经历过。
周春说湿垃圾最理想的出路应该是有机农业，“如果湿垃圾被很好地分类利用，它就可以做成有机肥，我往前先走一步打好基础。偶尔时不时也会想着，什么时候打造一个闭环，建一个堆肥厂，把湿垃圾弄过来，然后给到有机农场”。
来源:解放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