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骑楼孕育上海人的规矩 保护市井味可用"疏"解"挤"
图片说明： 骑楼后面的弄堂里，仅有少数居民还住在这里。
烈日当空时一走到廊桥下面，一股百年老屋中特有的沁心凉就传来，琴行里，施特劳斯《蓝色多瑙河》的琴声流水般传来，脸上的汗水慢慢干了，慌乱的心也暂时平静。四处留意，会发现高高的穹顶上雕着古朴的花纹；街边弄堂里，横晾的睡衣下面，爬山虎爬得挺高，有两株银杏盆景也长得充满勃勃生机。
古朴与现代，典雅与市井，这就是因为有了一段近1000米长的骑楼而有独特魅力的金陵东路。日前，随着部分路段即将面临改造，有些沉寂的金陵东路又重新引起关注。对于部分弄堂的居民来说，意味着将就此告别生活了几十年的熟悉环境。
他们中，有人希望居住条件得到改善，有人则说一旦搬离老宅，就像“移民”就此失去家园。
［骑楼现状］
大部分居民已搬走
“拆迁大甩卖，全市最低价”后面还加上四个感叹号；“感谢新老客户几十年来对我店的关爱和帮助，所有商品清仓抛货”……如今的金陵东路紫金路至溪口路路段，随着居民动迁工作几近尾声，骑楼里商铺生意明显萧条起来，所有的店铺或已经停业，或是张贴着打折促销的广告。一些无所事事的店家，还无聊地聚在骑楼下打牌。
只有一家针织品店内，即便是下午1点时分，依然还有9位中老年人在挑选睡衣、睡裤、袜子。男士纯棉内裤8元一条，一位中年女子一连装了6条在塑料袋子里；店员又找出几条15元的男式纯棉睡裤后，戴墨镜的八旬老人连忙选了一条径直套上，然后问蓝色咖啡色格子搭配起来是否好看。由于生意太忙，几个店员连外卖小妹送来的雪菜鸡蛋面都来不及吃。
“有没有骑楼，生意当然是两样。”说起生意经，老板齐先生一副深谙居民消费心理的口气，“一进走廊就有遮挡，感觉和进店了一样，就是一种亲民的感觉呀！”他介绍，这家店是当初金陵东路上一个商场倒闭后，部分柜台搬来重新开张的，如今已开了8年。一直以来，衣服质量好价格也实惠，生意不错。尤其是路段要重新调整的消息传出去后，来买睡衣、T恤、袜子等的居民比以前更多了，店里的开门时间也从早上9点提前到8点，但每天早上，还是有老人提前就在店外等候，甚至一些弄堂里的居民搬到宝山区后，又会专门回来买衣服。
“有句话不是说吗，得到不在乎，走远了才知道珍惜。人都是这样的呀！”说起家居用品店在搬迁前夕意外成为这段街上的“人气之王”，齐先生有些不以为然。
穿过骑楼前的商铺走到后面183号弄堂，里面也安静了。进门黑板墙上张贴的一张报纸，时间定格在2014年10月9日。这是一个老式里弄，除了前面的骑楼，后面还有三排石库门房子，至今弄堂里没有卫生间。弄堂口的一个公用卫生间外，飞着若干只苍蝇。
从门上的封条可以看出，大部分人在去年年底前就已经搬走。每搬走一户人家，除了门被锁上，连窗户也被砖头封上。如今弄堂里大概还留下一成左右居民。
穿着拖鞋走来的田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推开后门，里面一片漆黑，“现在只剩下少数户居民了，过道里灯也没有了。”在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的走道里，田先生一边摸身上的钥匙，一边熟练地走着。而后面的记者拿出手机打开照明功能也无法走快，只见不到一米宽的过道里堆满杂物，稍不注意就容易在黑暗中摔跤。
在过道里拐了两下后，田先生打开一扇门，这是一个小天井，这时光线才亮起来，“我家就住在这里。”他指着一旁的厢房说，屋子陈设非常简陋，其中一间仅三四平方米宽的屋子是水泥地，里面除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书桌，几乎再无他物。
“现在人都搬走了，才可以在这里坐着说说话。”天井里放着一张八仙桌，还有一台洗衣机，一张简易洗碗台。坐在里面，可以听到楼上管道里“哗哗哗”的放水声，有些潮湿的天井中，偶尔还会泛起一股泔水味。由于四周变得安静，对面弄堂里炒菜声也听得很清楚，香味飘来，田先生说，“里面放了豆瓣酱。圆辣椒炒菜不呛，如果是炒尖辣椒，恰好风又往楼下吹，那时闻着可够呛。”
［骑楼历史］
骑楼已有上百年历史
在同济大学研究者名为《金陵东路骑楼街初探》的文章中，考证了骑楼的由来。
金陵东路最早是法租界在1860年修建的一条东西横贯大马路，因法国领事馆在此，最初名为“公馆马路”，又称为“法大马路”。由于紧靠黄浦江，1876年成书的《沪游杂记》中提到，当时附近聚集了很多擅长做埠际贸易的福建、广东商人。而在闽广地区，骑楼是街头常见的建筑形式。
随着法租界人口稠密、工商发达，马路交通变得很拥挤。1902年，法工董局制定了《公馆马路中之拱廊》的规定，这也是关于金陵东路骑楼的最早文字记载。在这个规定中，详细规定了金陵东路骑楼的开间、进深、高度、柱子大小等尺寸。2008年，同济大学有研究者曾专门在金陵东路上做过实地测量，发现外观上整条街的骑楼楼底基本在一个高度，人行道、柱子等尺寸也与规定一致，这说明“《公馆马路中之拱廊》的规定基本得到了执行”，由此也形成如今总体比较整齐划一的骑楼街风貌。
不过，究竟闽广移民最早何时在金陵东路上建造了骑楼，才促使了《公馆马路中之拱廊》的出台？遗憾的是，由于没有更多的文字和照片，这些历史如今已是不得而知。
研究者还认为，作为热带、亚热带地区适应暑热多雨天气的一种建筑形式，骑楼虽然有利于在天气不利的情况下保持街道的商业气氛，但是它毕竟和上海的气候有些“脱节”，在上海并不具备强大的生命力，所以后来的建筑中也没有普遍应用，这才使得其成为城市中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
［居民记忆］
遮风挡雨可笃定逛街
百年风云过去，历史中的骑楼记载变得模糊，但在周边居民记忆中，近半个世纪的记忆仍比较清晰。
“计划经济时代，弄堂前面一排商铺都是针织品公司的批发仓库。”一位喜欢下午在骑楼下面搭个小方凳下象棋的爷叔，这样介绍涉及动迁改造的金陵东路紫金路至溪口路段骑楼店铺历史，“那时毛巾就买四一四厂的，针棉制品是鹅牌的最好。”
根据这位爷叔的回忆，金陵东路与市区别的老马路相比，最大的特色就是有了骑楼行人变得方便，逛街的步子也随之多了几分悠闲，“先站在骑楼下对着橱窗仔细琢磨，看准了再进去，一点儿不必着急。特别是天气太热或者下大雨的时候，有骑楼遮风挡雨，干脆就一家家店铺挨着转，逛完雨差不多也停了。”
他说，当时谈恋爱，除了去外滩，有时就和女朋友一起沿着骑楼闲逛逛:西伯利亚皮货店，总是挂着价格昂贵的貂皮大衣；老字号老介福里的呢绒面料，是青年人结婚时的必备品，不少热恋中的情侣也会悄悄提前去看价格，而专卖零头布的柜台生意一直最好。
在淮海路没有崛起之前，作为“第二条南京路”的金陵东路，还迎来过一段鼎盛时期。当时，外滩附近可以购买前往宁波、舟山的船票，然后再到十六铺乘船，每当暑假，金陵东路上可谓人山人海，好不热闹。不少老字号都在金陵东路设有分店，不过遗憾的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不少店又撤销了，如今，更多人提到金陵东路，想到的是乐器一条街的新定位。
［昔日弄堂］
玩翻纸牌要讲规则
1957年出生的田先生是在10岁时，随着做工程师的父亲搬到金陵东路上的这条弄堂的。他说，小时候尽管家家户户条件不是很好，但弄堂人际关系简单，周边邻居关系也很和睦。
他记得读小学时，老师会将班级里家住得近的学生组成一个学习小组，每周有两到三天下午放学后，就会去其中一个同学家做作业，“上课没有听懂的再相互问问，有时一起讨论一下不会做的题。”田先生说，学生们都不会在同学家吃东西，并自觉在家长下班前就把作业做好回家。
闲暇时，大家或者去城隍庙的九曲桥上钓鱼，或者聚在一起玩翻纸牌、打弹子、跳房子的游戏，“就算在弄堂里玩，也不是到处疯玩那种。”看上去性格比较内敛的田先生回忆，“比如翻纸牌，玩之前把游戏规则讲好。如果有人临时耍无赖，把没有翻起来的纸牌也抢走，下次就不会有人和他一起玩了。”
“现在想来，上海人守规则、讲规矩的性格，其实是从小在弄堂生活里就养成的。”回忆往事时，田先生这样总结。特别是弄堂里住着“七十二家房客”，生活空间狭窄，哪位邻居家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即便有人爱面子不说，从家庭成员的表情也或多或少能揣测几分，这就要会“看脸色”，“人家主动愿意讲的时候就听听劝劝，不愿意说就别打听。”
［弄里人家］
女孩子都有些“小资”
弄堂里长大的女孩子又是什么性格呢？“嗲呀！”芳芳(化名)想也不想就脱口而出，她刚退休不久，眼睛圆圆的，烫着一头微卷的短发，穿着一条剪裁得当的黑色中袖连衣裙，一双绣着酒红色花边的半高跟家居拖鞋，与人交谈时把声音压得低低的，“嗲”字的发音拖得尤其长，听起来又甜又糯。
“以前提到家住金陵东路，都很有优越感的。”芳芳也在附近弄堂长大，1979年才嫁过来的。说起大半辈子都在金陵东路附近生活，她毫不避讳自己的骄傲。“这里的地段是‘黄金中的黄金’，那时我们结婚都只在周边弄堂找对象，这也算是一种‘门当户对’了吧？”
她回忆，金陵东路附近弄堂的女孩子们从小养成的“嗲”，多少都与当时附近有个教会学校有点关系，学生们穿统一校服，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女学生们穿着的套裙校服和黑皮鞋，让弄堂里长大的孩子尤为羡慕，“她们身上的淑女气质让人印象很深。”
加之中学时，和大部分黄浦区女孩子一样，芳芳又在上海第六女子中学(即市第六中学)就读，学校既传输女性独立的思想，也教她们女红和女性应有的待人接物，“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女孩子骨子里都有点‘文艺青年’的。”芳芳说，至今她都比较小资，喜欢和中学同学去淮海路喝下午茶，或者去大光明看电影。
特别是每次从金陵东路乐器商店走过，就会忍不住放缓脚步，“我喜欢琵琶，特别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还喜欢听小提琴拉出的小夜曲。”
田先生和芳芳都说，其实大约从差不多二十年前开始，关于弄堂的回忆就有些变调了。“地段虽然好，但居住确实不方便呀！”田先生一家三口住在过世父亲留下的房子里，家具基本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格，主卧兼有餐厅客厅的功能，又在天井里搭了个半平方米左右的小棚子，用来放马桶盆子。他说，现在一到下午四点，仍然会想起以前粪车准时打着铃来弄堂，大家排着队倒马桶的情景。
芳芳家住二楼，也是将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精神发挥到极致。过道上搭了个简易煤气灶就算是厨房，每天与另外五户邻居差不多同时做菜。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子被隔成两间，主卧兼具餐厅、客厅的功能，进门那间还吊了一个阁楼，在女儿去外地读大学之前，她就一直睡在阁楼上。
大概1990年起，邻居或是单位重新分到房子，或是下海做生意变得有钱，逐步开始搬离弄堂，取而代之的是新房客不停地搬进搬出。以田先生所在的这幢石库门为例，鼎盛时住了差不多二十户人家，但是在此次动迁之前，其实已经有近一半的邻居有了其他的房子。
“我也想买个乐器来放呀，但是没有这个条件呀！”至今还怀有“琵琶梦”的芳芳说。特别是爱美的她有时精心打扮一番，和中学同学在时髦繁华的淮海路、南京路逛完街回来，再穿过吱吱作响的木台阶，和两旁墙面上都溅满黄色厨房油渍的狭小过道，推开家门的瞬间，巨大的反差之下会让她“感到很悲哀”。她说，年轻时她公公一个月工资123元，比工人足足高了一半，那时家里条件在弄堂里算是好的。“但是以前的生活在几十年后还是一样，时间就一直停在这里不走了。有时想想，我就是按部就班过了一辈子，没有抓住机会，和周围邻居的差距才越来越大。”
［专家建议］
尽管居民提及弄堂生活都情绪复杂，但真正要搬离，还是有人不舍。记者在弄堂1号的动迁办公室看到，弄堂居民将动迁至青浦、浦东三林等地。“我去青浦看了，现在楼还没有造起来。”一位居民摇着头说:“新修的房子确实居住条件比现在好，但是和现在的生活隔得太远了，而且周边的人一个也不认识。”他说，举家从住了几十年的老宅搬走，让他对未来很没有安全感，“就像突然要移民一样”。多位居民还提出，住弄堂才有活力，在改善老弄堂居住条件过程中，是否可以不把所有的居民都迁走？
昨日，长期关注老城区居民生活状态的同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钟晓华(她其实是老师，但是喜欢具名博士)也说，在市区不少老式弄堂里，居民居住条件确实很差，老旧的房子和逼仄的环境令人叫苦不迭，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希望居住条件得到改善。目前，类似金陵东路183弄这样的老宅，想要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一般有两种模式，一是动迁，把原住民全部搬离，在市郊获得居住条件更好的住房，但这样的“一刀切”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形成的市井社区的社会肌理与集体记忆就会全被割裂，原有的市民生活形态也将彻底不复存在。
另外一种是田子坊模式，居民通过出租住房获得高昂租金，拿着租金在同等地段租住较好住房，但这种自发的行为若无健全管理机制，很容易出现因利益分配不均而引起的邻里矛盾和二房东恶意炒房的现象。
钟晓华认为，一些老弄堂居住条件不好，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房子里面住了太多人导致的。这些老弄堂的改造，比较理想的方式是，通过置换愿意离开的居民房屋以疏解居住密度，鼓励对城市遗产有认同感及保护自觉性的原住民依然在里面留住。政府将置换来的一部分公房低价租给留下的原住民，扩大其住房面积，改善其居住环境。
不过，她强调，这个方案尽管有利于最大限度保护弄堂原生态生活，但执行起来操作难度比较大，而且在此过程中政府还必须与居民协定好承担老房的维护义务，这样才能真正保护弄堂里的市井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