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这一天：1945年9月3日
1945年9月3日，《新华日报》刊登毛泽东同志的题辞：“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美军的密苏里军舰上，麦克阿瑟将军作为联合军队的总司令官接收日方的投降协议书。左侧站立的中国军人是国民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上将。
1945年9月17日，日驻沪宪兵司令山崎大佐（右）向我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魏汝霖将军（左），呈递全部投降文件表册。
日宪佐向我接收人员报告，自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上海日本宪兵队即将关押的全部人员释放，文件档案亦加焚毁。
八年了，
那野蛮的法西斯侵略者，
在我们广大而美丽土地上，
奴役着
凌辱着
残杀着，
撒播着毁灭和死亡的种子。
八年了，
我们咬紧牙根，
拼着充满愤恨的血肉之躯，
反抗着
战斗着
人牺牲着，
在复仇和生存的热望里面。
八年——
这是一段漫长的漫长的时间！
它每一分点都用血来涂写，
每一秒钟都留下了悲壮的烙印。
呵，这些可歌可泣的日子，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也永远不应该忘记！
1945年9月3日上午，当战时陪都重庆举行胜利大游行的时候，在《新华日报》的排字间，排字的师傅们正按着文稿，一个字一个字地用铅字拼出次日第四版的头条《八年》：
八年了！
然而，
被征服的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善良而正真的中国人民；
（像堤梗挡不住的潮水，
我们却激起了更大的怒吼。）
毁灭的是他——
是那日本法西斯，
那吸血的军阀、财阀、官僚政客，
和所有侵略的刽子手，
和民族叛逆——汉奸帮凶们……
让那些蛆虫们来不及地忏悔吧，
让他们在真理和正义面前发抖，
让他们在中国的、日本的、全世界的人民
面前跪下去吧！
而我们的法律是：
把他们坚决、彻底、干净地全部消灭。
尽管69年过去了，但诗人的激情依然在早已发黄变脆的报纸上燃烧。
69年，对一个人的生命已经足够漫长。对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而言，一个民族的苦难、屈辱和悲愤，似乎早已远去；
69年，对人类来说，却只是短短的一瞬：弱肉强食，规则并未全部更改；家国性命，什么时候可以轻易地分开？
和平发展，是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主题。但要是今人不知道和平的来之不易，怎么会珍惜和平？要是忘记了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曾经的惨痛付出，怎么会敬重反法西斯的英雄？又怎么会全力捍卫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让我们回到这一天：1945年9月3日，这中华民族和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节点。
中国受降代表第一个登上密苏里舰
日本代表前一日在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舰上正式签下降书，是9月3日所有媒体报道的头条新闻。《新华日报》的头条新闻，引题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主标题是“日本昨日签定降书”，副题是“日皇发表诏书率领全国投降”。
“那个年代，《新华日报》、《大公报》通常是4版，和今天平面媒体不同的是，那时的第一版是广告版，要闻版是第二版。”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介绍。
1945年9月3日《新华日报》新闻版的正中位置，也就是视觉中心，刊登了毛泽东同志笔力遒劲的题辞：“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由于《新华日报》没有派驻日本的记者，故头条采用的是“中央社密苏里号主力舰上合众社记者二日电”。
然而，陪同参加投降书签字仪式的日本外务省政务局第六课（负责北美）课长加濑俊一和中国受降代表团团长、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是这么记载的：
9月2日的清晨5时，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一行十一人从东京都启程，坐车驶向横滨，在那里搭船前往美国第三舰队的旗舰“密苏里”号。那天东京湾“天空阴暗，乌云低压”。
早晨7时半，中国受降代表团团长、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在一艘美军驱逐舰上会晤了英、苏、澳、荷代表。各国代表停留约半小时后，遂前往“密苏里”舰。徐永昌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当时对各国代表登舰的顺序做了规定：第一位是中国代表，其次是英、苏、澳、加、法、荷、新等国。代表登舰后，军乐大作。因为代表盟军的麦克阿瑟上将和代表美国的尼米兹上将早已在舰上等候，所以中国代表位列第一。
9时许，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一行登舰，盟军最高指挥官麦帅随即发表了高扬“正义与容忍”的简短演讲，接着开始了投降书的签字仪式。9时04分，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梅津美治郎代表大本营在《投降书》上依次签字；9时08分，麦帅代表同盟国签字，他用了5支钢笔完成了这一历史性时刻，然后交由同盟国代表，他们的签字顺序和登舰一致。徐永昌接着尼米兹将军之后签下名字，这一刻是东京时间9时13分。
此时，战时的陪都重庆刚过清晨7点。
金光耀教授注意到，当天上午，履新不久的外交部长王世杰致电驻葡萄牙公使张谦，叮嘱张与葡国政府就澳门的移交再次磋商。趁着胜利的东风，中国政府决意提前收回澳门，王授意为此“可用购回方式”。
在上海出版的《申报》还记载着，那天有200架次的运输机将中国军队运抵上海和南京，开始接管这两大城市。下午4时半，上海市副市长吴绍澍前赴龙华集中营，探望被日本关押在那里的同盟国侨民。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这里就关押了在上海的欧美侨民。现在，他们终于得以从日军的刺刀之下获得解救。
世间什么欢乐能有胜利这么激荡人心
国民政府规定9月3日为抗战胜利日，接连放假三天以资庆祝。
“八年抗战大功告成 陪都昨日热烈庆祝”，9月3日上午在重庆举行的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和庆祝胜利大游行，成了次日《新华日报》的头条新闻。
9月3日的重庆阳光灿烂。为举行庆祝大会，重庆的政府机关、军队和民众早就做了充分的准备。位于较场口广场的庆祝胜利大会，会场上悬挂着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蒋介石的巨幅画像，象征着美英苏中这四个联手歼灭法西斯的强国。
上午9时，“和平之声”在重庆上空骤然响起，市电力公司拉响了解除警报的长音，整个山城工厂和长江、嘉陵江上的船只汽笛也齐声长鸣。在长达10分钟的汽笛声中，无数重庆人流下悲喜交加的眼泪！
随即，嘉陵江上的中国军舰鸣礼炮101响，传遍山城。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的14年，多少痛苦、屈辱、恐惧、仇恨、愤怒、盼望和凌然无畏，从所有人的心中一一走过！
《新华日报》的记者写道：“会场上空系一活动地球，上书‘世界和平’等字样，市民都仰首翘望。会场悬有同盟国巨幅领袖画像，和用电灯悬成的大‘V’字。”“大会开幕时，天空中，有一架飞机在散发传单。不久，又有七架一队空军飞成‘V’字形凌空而过。”
庆祝游行时，重庆万人空巷。10多万人的游行队伍经过之处，欢呼声、锣鼓声甚至洋瓷盆的敲打声、唱歌声、鞭炮声，不绝于耳。
同样的激情和欢乐，在刚刚获悉抗战胜利的消息时，就在延安宝塔山下上演过。
8月11日拂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晋察冀、晋绥根据地也得到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延安的《解放日报》记载道：“送号外的骑兵和通讯员，把大小村庄都唤醒了。有些人刚揉开眼睛，就跑出被窝欢叫起来，到处是兴奋的人群，到处是欢笑和议论”。
8月15日，即天皇通过广播向日本民众宣布接受波兹坦公告的当日，延安全城轰动，万人欢腾，各处黑板报上都用大字报道消息。晚间，东、南、北各区到处举行火炬游行，鼓声震天，无数火炬照亮山岭河畔。机关与群众的乐队、秧歌队纷纷出发游行，新市场的商人来回奔跑欢呼报信。路上行人有未持火炬者，到处寻找柴棍，渴望加入这一庆祝的队伍。同一天，延安总部举行鸡尾酒会招待盟国友人。
诗人萧三在《延安狂欢夜》里记道：“我还守着一盏残灯，山沟里死一般地寂静。忽然山上山下，人声异常嘈杂，又听锣鼓喧天，有人甚至乱敲铜盆，有的用力吹喇叭。整个延安起了骚动，男女老少涌出窑洞，延河两岸岗山，野火漫天通红。”
诗人艾青在欣喜之余，写下《人民的狂欢节》：“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消息像闪电，划过黑夜的天空，人们从各个角落涌出，向街上奔走，向广场奔走……有人在点燃火把，有人在传递火把，有人举着火把来了……告诉我：什么欢乐，能像今天夜晚这样激荡万人的心呢？”
国共重庆谈判力建和平统一新中国
9月3日在重庆出版的《大公报》头条新闻是：“抗战胜利国政从新，国府颁布四项命令”。这些命令是：“褒恤殉难军民，褒奖全体将士，废止一切限制人民生活经济行为及集会结社言论自由之战时法令，豁免陷敌各省本年度田赋，后方各省田赋明年豁免，全国兵役缓征一年，减租轻息限本年度实施”。
“抗战的胜利，让国人无不期盼这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的新中国的到来。”金光耀教授说。
令国人充满这一期待的，不仅是抗战终于获得了胜利，国家百废待兴，而且还因为在蒋介石的三次电邀之下，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8月28日，毛泽东等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将军的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飞赴重庆。
毛泽东亲临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毛泽东到重庆后，蒋介石也作出了以礼相待的姿态。
9月3日的《新华日报》在要闻版的左上方刊登了《蒋主席在胜利日设宴，欢迎毛泽东等同志》的消息，该“本报讯”为：“昨日上午美大使赫尔利将军往访毛泽东同志，适毛泽东同志外出未唔。昨午十二时，中国民主同盟常委会欢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参加宴会的有张澜先生、沈钧儒先生、左舜生先生、罗隆基先生、章伯钧先生……相谈甚欢。”席间，毛泽东向诸位说道：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来了。今天我们聚会“民主之家”，今后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面对特园主人鲜英递上的纪念册，毛泽东欣然写下“民主在望”四个字。
《新华日报》还报道了当晚的活动：“蒋主席于昨晚8时在官邸再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
金光耀教授说，有关档案证实：就在这个晚宴上，蒋介石向毛泽东直言，中共军队可改编为12个师，但“毛未答”。
9月3日当天，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有参加胜利游行。就在蒋介石乘车巡视胜利游行的同时，中共领导人正在重庆桂园商讨修改“十一条意见”，下午遂由周恩来、王若飞面交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请他们转呈蒋介石。
《新华日报》对毛泽东同志9月3日当天的活动是这么报道的：“外交部王世杰部长昨晨十时往访毛泽东同志，畅谈很久。下午三时以后，毛泽东同志往访于院长、戴院长、白崇禧将军、吴稚晖先生等。下午五时，晤韩国临时政府褚先生。六时接见文化界郭沫若先生。七时半赴苏大使宴并观电影(注：《胜利大检阅》)。”
正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龚志伟注意到，这一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雪耻之日志，不下十五年，今我国最大的敌国日本，已经在横滨港口向我们联合国无条件的投降了，五十年来最大之国耻与余个人历年所受之逼迫与污辱，至此自可湔雪净尽。但旧耻虽雪，而新耻重重，不知此耻何日可以复雪矣！勉乎哉！今后之雪耻，乃雪新耻也。”蒋介石所谓的“新耻”，便是“我国之落后与无能，尤以人才缺乏，百不如人为耻。如此国力而跻于四强之林，益感惭惶无地，拮据不能自得矣”。然而，签字当天最让蒋介石挂心的，还不是如何设法“跻强国之林”。下午，蒋介石在官邸“考虑对共方略，甚切。忽觉上帝赐予智能”，他觉得此时“应以主动与之妥洽，并投其所好”，“使其满足一时，以观后效”。
9月3日晚上，重庆《新华日报》排字房的师傅又在埋头排版，那是第二天报纸的社论：《走向和平的新中国》。社论呼吁“现时的一切束缚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的法令必须立即废除，妨碍人民自由行使其权利的特务组织也必须立即取消”。社论提出，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除宗教自由“在中国比较不成问题之外”，其余三者“正是中国人民一向想望着而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我们必须建立战后的和平，我们必须建立不同于战前的新的中国。一切努力就应该从今天让人民获得民主权利做起。”“能够做到这些，也就是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那么就有了现实的基础来发展工业，达到富强的目的……”“我们深信，由于抗战的锻炼，中国人民已经有了空前的觉醒、团结与力量，这就是中国人民实现和平愿望的主要保证。”
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爱国人士反对内战的种种努力，还是未能如愿。《剑桥中华民国史》是这么分析的：“国民政府在1945年8月能够声称，它对这个国家的所有大城市、全部工业基地以及估计约为四亿五千万人口的3/4以上拥有领导权。国民政府不仅作为抵抗日本的自由中国的领导者而赢得了喝彩，还把中国带进了世界政治舞台，在那里终于被承认为大国之一。因此，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及其领导的政府孤注一掷地冒险解决‘共产主义难题’就不令人吃惊了。”
警惕右翼势力日本须遵守波茨坦公告
胜利的狂欢之中，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没有失去清醒与警惕。
9月3日《大公报》的新闻版上，还刊登了日本首相东久迩发表文告的消息，“犹悲痛日军之解除武装，然促日人恪守遵投降令”。但9月5日，日本首相东久迩在日本第八十八届临时议会众议院上提到日本“神风突击队”时，“居然掌声大作”。《新华日报》立即发表《替军阀作应声虫，日议会气焰嚣张》，揭露日本看似已经宣布战败投降，但仍有不少军国主义分子并未悬崖勒马。
美国第三十八特别混合舰队司令官麦凯恩海军中将，这位敏锐的军人，由东京参加日本投降仪式回来后谈：“日本人甚至还感到没有失败，所有签降日使注视盟国官员，和他们打算再来打你一样。”
此前，在延安发行的《解放日报》发表了学者何思敬的文章《在狂歌中想》：“日本强盗表示投降了，但还提了一个条件，就是这只野兽，还要‘保存天皇’”。正是这所谓“提了一个条件”，成为日后数十年来日本朝野坚称日本是区别于纳粹德国的“有条件投降”一说的渊源。
9月3日，《纽约时报》也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残余发出当头棒喝：《日本军国主义必须立即受惩》：“纽约时报驻马尼拉特派员克鲁贺恩克昨天说：假如世界将来的和平必须保持的话，日本的军国主义必须即刻受到惩处。”“我们必须记得，消灭日本大本营以粉碎日本的军国主义，是比德国更要困难些。这是由于日本古老的社会结构之故。日本一般人民之受军事支配，已经长期构成了日本人生活的基础。这是和敬重死者，相信由神道教所代表的日本神圣任务，以及对于天皇的偶像崇拜有联系的。”盟国已同意通过天皇来管理日本，“这样的协议并不能保证日本军阀不会像从前一样利用他来使日本陷入最悲惨的田地，使世界其余各地陷入最深的痛苦。”
就在9月7日当天，《新华日报》发表的社论为《日本的阴谋还没有死》，最后的一段话至今读来依然振聋发聩：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从甲午战争到九一八、八一三的血海深仇，美国人也不该忘记珍珠港的那悲惨的教训。千万美国青年成了塞班、硫磺和琉球岛的泥土，他们的生命和血汗是不该在胜利后被忘却的。日本的土地被占领了，但日本法西斯还没有死灭，它还可能成为侵略中国与扰乱远东和平的力量，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安全，要求同盟国严格执行波茨坦联合公告，严格管制日本，让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来决定日本的运命”。
（茗淏摘自《文汇报》作者郑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