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沪两院院士总数排名全国第二 生命科学和医学医药实力突出
原标题：在沪两院院士总数排名全国第二，生命科学和医学医药实力突出 上海大科学装置群人才效应正在显现
樊嘉正在为一名肝癌患者诊治。（均资料）
黄荷凤（右）怀抱阻断噬血细胞综合征遗传的健康婴儿。
据上海院士中心统计，此次增选后，在沪中国工程院院士有75人，占中国工程院院士总数的7.90%，平均年龄76.70岁。
在沪中国科学院院士已增至107人，占中国科学院院士总人数的13.38%，平均年龄为73.64岁。其中，女院士6人，占在沪科学院院士总人数的5.61%。
东方网11月29日消息：前昨两天，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分别宣布2017年新增院士名单。上海此次共13人当选两院院士，其中工程院院士3人，科学院院士10人，数量居全国各省（区、市）第二；目前，在沪两院院士总数也排名全国第二。
据上海院士中心统计，此次增选后，在沪中国工程院院士有75人，占中国工程院院士总数的7.90%，平均年龄76.70岁。按照他们所在的学部划分，医药卫生学部28人；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18人；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8人；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8人；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5人；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4人；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3人；工程管理学部1人。
在沪中国科学院院士已增至107人，占中国科学院院士总人数的13.38%，平均年龄为73.64岁。其中，女院士6人，占在沪科学院院士总人数的5.61%。按照他们所在的学部划分，生命科学和医学部36人；数学物理学部20人；化学部19人；信息技术学部15人；技术科学部14人；地学部3人。
从在沪两院院士的专业结构来看，上海生命科学和医学医药卫生领域科技实力最为突出，两院院士加起来已有64人。即使在2007年这个“小年”，上海只增选了3名两院院士，其中仍有1人来自生命科学和医学部。《科学》杂志公布的125个最具挑战性的科学问题，其中46%涉及生命科学，生命科学成为这个世纪最受关注的学科。
上海，无疑有这个学科底蕴。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全合成的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就诞生于现在的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科技部去年发布的2016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中，中科院上海分院研究院所5项成果榜上有名，且都来自生命科学领域。作为当今全球生命科学领域首家综合性大科学装置，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上海）设施2014年5月开放试运行，也为上海深入开展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利器。此外，复旦、交大两个医学院的学科实力很强，上海的三甲医院数量比较多，人才储备资源丰富。
两院院士每两年增选一次，今年上海新增选了3名来自数学物理学部的院士，这是从2003年以来的一个“高峰”。2005年、2007年、2009年、2011年，上海连续多年空缺数学物理学部的新增院士。这一局面在2013年有了突破，当年新增了1名，2015年又新增了1名，今年则延续这一势头。
在新增选的3名数学物理学部院士中，马余刚来自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李儒新来自中科院上海光机所。他们的工作离不开地处张江的两个大科学装置——上海光源和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当初，上海布局这一光子大科学装置群时，不仅是为了有更多的科研产出，也是为了涌现更多的人才。如今，这一平台的人才效应正在显现。
上海新增科学院院士、肝癌专家樊嘉：
搞医学科研，要沉得住气不计较名利
知名肝癌专家、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樊嘉，至今已为9000余例肝癌患者实行手术，其中包括1800余例肝移植术。按照1:5的总患者人群手术率统计，近5万肝癌患者曾接受他的诊治。作为新增中国科学院院士，他说：“搞医学科研，需要有一种价值观来引领。为了患者不断去探索前行，这条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选择肝癌，那就是选择挑战
2001年历经12.5小时的努力，樊嘉完成他主刀的第一例肝移植手术；2002年他带领肝移植小组完成上海首例活体肝移植，那年他44岁。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了一年半病理医生、五年普外科医生后，樊嘉开始攻读肝癌方向博士。选择肝癌，意味着更多挑战与担当。数据显示，我国是名副其实的肝癌大国，全球一半以上肝癌发生在我国，问诊患者中仅20%至30%可手术治疗，70%至80%其他治疗效果差强人意（50%几乎没有任何治疗手段）。
肝癌的诊治关键在于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小于2厘米的早期肝癌患者，5年生存率高于90%。然而，传统检测手段甲胎蛋白普及率高，弊端呈现：肝癌患者中只有60%至70%呈甲胎蛋白升高。怎样更早发现肝癌？樊嘉带领团队，历经3年攻关，在肝癌病人血浆中，筛选到由7个miRNA组成的早期肝癌诊断分子标记物。全新检测方法可大幅提升患者诊断率、生存率。目前，分子标记物模型已获中、日、韩专利；检测试剂盒完成多中心临床验证，于今年8月获得国家食药监总局的准生产许可证。
医学科研，绕不开跌打滚爬
“医学科研，绕不开跌打滚爬。”樊嘉说，“不计较时间的付出、名利的得失，沉得住气、静得下心，这些都是做医学科研的必备的。”
肝癌患者之所以生存率低，复发率高是症结所在。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检测“外周血中干细胞样循环肝癌细胞”，发现循环干细胞样肝癌细胞可作为肝癌切除术后复发预测新指标。整个团队自主研发“CTC分选检测系统”，研发并优化基于阴性富集的高灵敏度CTC检测平台，研制“循环肿瘤细胞全自动分选仪原型机”，相关发明获3项发明专利。
中山医院副院长周俭说，当年两人一起跟随老师查房，整整一个月几乎没听到过樊医生说一句话。直至疑难杂症病例讨论时，这位知名肝癌外科专家余业勤的得意门生才“开了金口”。
上海新增科学院院士、妇产科专家黄荷凤：
阻断遗传缺陷，为千万家庭带来希望
在繁华的徐家汇商圈，有一家“幸福”的医院，不少准妈妈们将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迎接小生命的到来，完成一个家庭爱与希望的传递。院长黄荷凤将其称为“呵护晨曦”的事业。
揭秘“娘胎里带来的疾病”
这一次，黄荷凤实现妇幼保健专科医院系统中国科学院院士零的突破。之前林巧稚院士来自综合医院，黄荷凤也是她之后唯一一位来自妇产科的科学院院士。
近年来，不孕不育率持续攀高、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居高不下，越来越多证据表明，许多疾病都与生命早期在母体孕期宫内环境危险因素有关。作为国际上“配子/胚胎源性疾病”假说的创立者，黄荷凤敏锐发现，伴随辅助生殖技术（ART）的规模化开展，技术本身安全性的不确定及不孕的疾病背景可能存在诱发胚胎源性疾病的高风险，给我国出生人口质量带来极大隐患。
为此，她在国内率先进行ART安全性研究，发现助孕子代出生缺陷增加1.3倍，多胎率高达55%，且其子代存在基因、蛋白和表观遗传修饰异常，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据此设立“辅助生殖诱发胚胎源性疾病的风险评估和机制研究”专项。目前，一系列研究成果已完成临床转化。
用PGD技术打破基因“魔咒”
新妈妈杨女士之前有两个孩子早夭，原因均是患有噬血细胞综合征，致病基因是X染色体上的SH2D1A基因，杨女士是这个基因的致病性变异携带者，每次妊娠均有50%的可能传递致病变异。黄荷凤认为，可通过PGD（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技术实现该家系的遗传病阻断。今年3月8日，黄荷凤亲手为杨女士接生，让这个历经多次绝望的家庭迎来希望。
什么是PGD？她说就是俗称的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可通过遗传学检测后将无疾病胚胎植入子宫妊娠，并出生正常子代，“PGD技术的发展和进步，让从源头上阻断和消除家族遗传疾病致病基因对下一代的困扰成为可能。”
在黄荷凤的努力下，PGD阻断噬血细胞综合征、家族性甲状腺髓样癌、成骨不全症等罕见严重遗传病的健康婴儿陆续呱呱落地。她带领团队完成超过1.5万名胎儿的遗传学诊断和1139个遗传病家系的PGD，成果在全国26个省市推广，诊断成功率和健康新生儿出生符合率达100%。
盖茨、顾敏等当选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引发关注
当选的外籍院士，在中国做些什么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揭晓后，比尔·盖茨这个名字引起广泛关注。外籍院士名单上，其所在单位也挺有意思，不是公众熟知的微软，而是泰拉能源公司。在名单上，还有一个名字引人注意：顾敏。他是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大学教授，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理工大学教授庄松林的合作伙伴。
盖茨、顾敏为何会当选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增选外籍院士的标准和流程是什么？当选的外籍院士在中国做些什么工作？
盖茨：与中国企业合作后当选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选举办法》规定：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学术地位的外国籍学者、专家，可被推荐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候选人一般应为所在国的国家科学院院士或国家工程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为外籍院士设立的标准条件是：具有很高的工程科学技术水平和在国际上享有良好声誉，对中国工程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做出贡献，或在促进我国工程科学技术界国际交往方面有重要作用的外国籍专家、学者。上海院士中心负责人解释说，当选两院外籍院士的主要条件有两个：一是在某个科技领域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二是为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盖茨作为微软创始人，无疑具有国际一流的信息科技水平，然而仅凭这点，还无法当选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另一个条件是为我国科技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据了解，盖茨创立的泰拉能源公司瞄准第四代核电技术——行波反应堆，推进研发和产业化工作。目前运行的核电站大多采用轻水反应堆，每隔几年就要添加燃料。行波堆如果研发成功，会更安全，有望100年内无需添加燃料。2015年9月，中国核工业集团与美国泰拉能源公司签署第四代核电厂开发协议，共同向“安全利用清洁能源”这一造福人类的目标迈进。
目前，这个中美企业合作项目进展良好。盖茨表示，他希望充分用好中国人才资源丰富的优势，愿继续抱着开放的态度，把共同的合作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今年，盖茨获得5位以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提名，成为有效候选人。在全体院士会议的无记名投票中，他得到超过三分之二的赞同票，当选外籍院士。
顾敏：回上海研究微纳光子学
顾敏是国际光学工程领域的顶尖专家，先后任国际生命光学学会主席、国际光学委员会副主席、美国光学学会执行董事。作为澳大利亚籍科学家，他已当选澳大利亚工程院院士和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而今，他的头衔中增加了“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庄松林说，他和顾敏是合作伙伴，也是老朋友。“顾敏是上海人，许多亲人住在上海，经常回来。”应庄松林等人邀请，顾敏已是上海理工大学教授，并入选首批中央“千人计划”（B类），每年来中国短期工作，在上海理工带队开展“微纳光子学”研究。此外，他还担任清华、复旦、上海交大等多所国内高校的顾问教授。
由于顾敏满足外籍院士的两个条件，庄松林已3次提名他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这次终于选上了”。据了解，今年他联合7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提名顾敏为外籍院士候选人。
在《候选人简表》中，这样介绍顾敏“工程科技成就及对中国工程科技事业主要贡献”：顾敏在三维光学显微成像和多光子纳米光子学的研究和工程应用中做出突出贡献。他是公认的三维光学成像理论的国际先驱者之一，对现代光学显微成像术的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他是双光子荧光共焦显微学的发明者之一，被生物学界视为非常重要的高空间分辨显微技术。他首次在聚合物材料中实现五维光存储，突破蓝光DVD存储的技术瓶颈，在大数据时代实用价值巨大。他多年来致力于推动中国光科技发展以及中澳之间的科技合作，积极培养专业人才，合作承担国家“973”和“863”重大项目并推动产业发展。
当选外籍院士有什么意义？庄松林说，这个头衔体现了我国对外籍科技专家的高度肯定，会激励他们为我国科技发展、国际合作做出更大贡献。以顾敏为例，他正与上海理工大学本土团队合作，在市科委支持下，研究高密度信息存储和超分辨成像。“希望他当选外籍院士后，与我们合作取得更多的国际一流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