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奖”能否砸出重“讲”

　　编者按 为激励教师潜心于本科教学，四川大学设立了最高奖金达100万元的“卓越教学奖”，目前15位候选教师正接受师生的网络投票。实际上，从2014年12月底启动评选以来，教学大奖就遭遇了激烈的争议，网友评价是“危机公关，砸钱放大招”，有教师抵制称“难道获奖和未获奖教师之间的差距真有100万元、50万元”，该校副校长还得“礼贤下士”邀请教授参加评选。（《中国青年报》3月23日）那么问题来了：百万教学大奖能否扭转当前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现状，还有那些工作要做？对于高校的教学创新，媒体和公众应当持怎样的态度？面对外部质疑，高校又该做好哪些工作？业内人士对此观点不一，我们选取了几篇，以飨读者。

　　 别把重教的宝押在重奖上
　　■叶雷
　　在目前很多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情况下，学校设立教学大奖以凸显对教学的重视，这种办学取向无疑是值得肯定的。高额奖金是否能够区别获奖和未获奖教师之间的教学差距，并不是重点，只要大奖能够真正树立教学标杆，此举未尝不可。笔者认为，教学大奖的设立是否能够真正让高校教师重视教学，能否真正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才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
　　能否让高校教师真正重视教学，关键取决于对高校教师的评价，这不是设立一项教学大奖就能撬动的。高校教师的评价，涉及评价什么、谁来评价及如何评价三个核心问题，但由于高校教师工作的复杂性、长期性、灵活性、个性化以及劳动成果的滞后性和难测度性，使得教师评价的三个核心问题至今都有争议。目前，对高校教师最有效的指挥棒，可能仍是职称晋升，要让教师真正重视教学，就必须增加教学所占的权重，否则教学大奖就真的只是惠及少数教师的“危机公关”而已。
　　能否真正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重视课堂教学其实只是一个方面。在课堂教学质量之外，人才培养质量还取决于学科专业建设水平、人才培养模式、实践育人、教师育人水平等一系列工作。如果系统要素不能同时并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是有限的。如果像设立教学大奖一样，在关乎人才培养质量的每一个方面都设立大奖，虽然导向价值会打折扣，但效果可能比单设教学大奖好得多。
　　即使只从教学质量思考，关键也并不在于设不设立教学大奖，而在于是否有科学的教学质量标准，是否有完善的教学质量监控评价体系。能获得教学大奖的毕竟是极少数，受益的也只是部分学生的个别课程；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需要的是学校整体教学质量的提升。从教学大奖评选本身来说，单靠师生网络投票也是不科学的。因为对于不同的课程，教师对课程学习的把关方式，受学生喜爱的程度本身就是不一样的。教学大奖面前，想获奖者可能会滋生投机心理，获奖无望者可能滋生在教学上“破罐子破摔”的心理。教学本身就是一个“教无定法、教无定式、重在有效”的事情，如果不将教学大奖的评价标准聚焦到最终的“有效”上面，而是若干观测点加上师生的网络投票，实际上就是一种错误导向。
　　其实，高校应该明白，教学大奖只是一个即时性的激励，对人才培养质量来说，需要的是一个持续性的激励机制。如果高校想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与其设立教学大奖，还不如设立人才培养大奖。把人才培养质量体系的各方面具体化为可量化因子，比如校友评价就是一项很好的评价标准，累计的结果导向显然要比即时性的教学大奖更有效，也更有利于激励高校全员育人。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书记、副教授）

　　 重奖教师是导向更是纠偏
　　■朱四倍
　　该不该重视教学，该不该表彰师德高尚、教学卓越、学术杰出的一线教师？单就这一问题来说，恐怕没有人会提出疑问，但当这种重视和表彰与“百万奖金”挂钩时，争议就出现了：看热闹的、无动于衷的、莫名抵制的、乱抡棍子的……原因何在？难道是奖励太多了吗？
　　长期以来，大学教学改革的自主性和主动性都有所欠缺，而通过设置教学奖来激励教师潜心教学，表明了大学自身的价值取向，反映着大学对教学改革目标、成效的追求。在各级政府部门都在通过奖金的方式对各种科研行为进行奖励时，高校对教学表现优异的教师以奖金的方式进行褒扬，笔者认为并无不妥。相反，在当前的话语环境中，奖励额度还可以更大点，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些，在使一线教师得到物质奖励的同时，让更多学子从教学质量提升中受益。
　　作为大学最基础、最根本的职能，教学自从中世纪大学诞生之日起，就一直陪伴和见证着大学的成长、发展。但在当下，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过于重视科研和显性的评价管理，尽管不少大学口称重视教学，却渐渐偏离了轨道。因此，四川大学鼓励教学的奖励举措不仅是及时有效的，也在相当程度上具备了正当性与合理性。设立“卓越教学奖”，金额高达280万——媒体所说的“100万元的大奖”仅仅是指特等奖，自有其针对性和预期性。至于是不是危机公关已不重要，何况学校2014年5月就做出决定了。因此，贸然扣以“公关”的名称，不仅不负责任，恐还有妄自揣测改革创新的嫌疑吧？站在最朴素的立场上，“鼓励从事一线教学的教师，就是一种进步”应成为我们的认知底线，而不是站到反面去。
　　说到“卓越教学奖”本身，奖是教学的延伸，教学是奖的根本，离开了对教学的追求，就无所谓奖了。对于“难道获奖和未获奖教师之间的差距真有100万元、50万元？”和“有哪个教师敢说我是为了这100万元去上课的？”的观点，在笔者看来，一方面有失偏颇，因为奖是鼓励，是对优秀者的认可，就像奥运选手不是为了奖励去比赛，但奖励是对优秀运动员的一种肯定。另一方面，只看到了“奖”，却没有真正理解“卓越教学奖”的旨趣和要义。教师当然不是为了获奖才去传道授业，但因传道授业效果好而受到鼓励，难道是错误的吗？更何况，学校设置“卓越教学奖”是一种导向，更是一种纠偏。
　　四川大学设立“卓越教学奖”彰显着自身的价值目标和主动追求，面对争议还要在消除改革的阻力上下功夫，不能仅仅靠美好的改革动机做事，更要调动全体教师支持改革、参与改革的动力，增强对改革价值的认同。若动力调动得好、阻力消除得当，改革的良好前景可期。
　　舆论应呵护高校有创新性质的教学改革，要坚持事实认识与价值认识统一的逻辑，不能眼中只有“奖”而不重视教学的“根”。
　　（作者系河南省信阳师范学院教师）

　　　 危机公关也无妨 应对舆论得有度
　　■熊丙奇
　　不得不说，有的师生和舆论对校方“危机公关”的质疑，并非毫无道理。笔者不想谈设立这一奖项本身对不对，能否起到预期效果，而是想由此谈谈高校该怎样应对“舆论危机”，并“化危为机”。
　　仔细审视四川大学设立“卓越教学奖”的背景，确实有“化危为机”的色彩。去年12月23日，该校历史系青年教师周鼎发表了一篇《自白书》，痛陈高校教学、科研、职称评审中的各种弊病，在教育舆论场掀起轩然大波。三天之后，即12月26日，四川大学发布《关于开展“卓越教学奖”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通知称，根据2014年5月《四川大学会议纪要》，在若干关心高等教育的企业支持下，为激励教师潜心本科教学、致力人才培养，特设立“卓越教学奖”。单从通知看，设立“卓越教学奖”貌似与周鼎的“自白书”无关。可是，这一时间节点也“太巧了”，而且，如果学校早就准备以大手笔设立教学奖，应该在5月时就公布，而不是等到周鼎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之后。要知道，中间有半年多的时间差。
　　学校设立教学奖的程序也值得商榷。设置一个重要的教学奖项，应该首先听取全校师生的意见，而不能由行政部门直接拍板决策。教学奖设立后，师生们的质疑，暴露出当初没有充分听取师生意见的弊端。如果公布之前有广泛讨论、听取意见的过程，这些意见在计划设立奖项时就可以充分呈现，而不是在宣布设立奖项并启动评选之后，大家还争论不休。
　　有人认为，四川大学能大手笔设立教学奖，总归是好事，有进步价值。但在笔者看来，这需要进一步分析。对于大学的教育和学术治理来说，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如果学校能就舆论对学校的质疑，在全校范围内展开讨论，寻求根本治理这一问题的对策，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系统解决方案？表面上看，行政决策设立的教学奖，固然树立起了学校重视教学的形象，但如果只有这一教学奖，而无对教师评价体系的改革，以及对人才培养的重视，那么奖励只是起到“遮羞”的作用。这种不听取师生意见，由行政主导教育事务管理、决策的方式，恰恰是当前学校教育管理、人才培养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我国高校对教师的考核、评价，就是由行政部门制定的考核指标，一些学校的办学者追求功利化的政绩，也就把这些指标分解到对教师的考核中，导致办学急功近利。
　　我国教育规划纲要要求，高校要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在学校内部实行民主管理，要发挥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在学校教育、学术管理、评价中的作用。以设立教学奖而论，从其性质看属于教育事务，应该由教授委员会具体负责，而不能仅仅由行政主导。其实，学校现代治理结构的建立，也有助于学校处理好和媒体、公众的关系。建立起规范的舆论危机应对机制，学校就不至于在面对舆论危机时应对失度。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15-03/24/content_432638.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