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笔谈
22.08.2014 02:28
本文来源: 华东师范大学
来源: news.ecnu.edu.cn
——编者
邓小平关注中国发展起来后的六大问题
齐卫平
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同弟弟邓肯谈话中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当时改革开放已15年，一些问题开始暴露出来，邓小平讲这个话无疑有针对性。然而，从邓小平一系列思想看，现实中国发展起来后的很多问题其实在改革开放设计中都已进入他的战略思维之中。以下六大问题是邓小平早就有预先的思考和筹谋。 第一，党的执政风险问题。 改革开放促使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转型，党如何适应这样的转型？邓小平意识到这个问题。80年代初他就提出“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算合格”的问题。1989年邓小平辞退领导职务时与几个主要领导人谈话说，我们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希望你们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他还说，弄得不好，党和国家就有改变颜色的危险。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只要党不出问题，我们就可以放心睡大觉。邓小平担心党出问题，可见党的执政风险早就在他对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论域里。 第二，分配问题。 邓小平提出“先富”政策时就十分清楚必然会出现收入差距拉开的情况，因此一开始就提出几个重要观点。一是先富不是要造成两极分化；二是富裕起来的要带动和帮助贫穷的；三是到一定的时候要将共同富裕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他与邓肯谈话集中谈分配不公的问题，强调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这些观点表明邓小平始终关注着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第三，精神文明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两手抓”的思想，强调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都要硬。这个思想涉及的就是发展起来后中国人将呈现什么样的精神状态。邓小平说，如果经济物质搞上去了，道德精神滑坡了，这不是改革开放的目的，“没有好的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即使现代化建设起来了也不好，富起来了也不好”。“两手抓”思想显示的正是邓小平对发展起来后精神领域出问题的关注。 第四，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邓小平战略思维中一个明确的思想是，随着经济体制的变化，必然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认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行，“政治体制不改革就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并且会影响到许多事情”。80年代初他及时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并领导党中央推出一系列举措促进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意识到，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的问题更为复杂，因此，必须以慎重、有序、稳步为原则。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思考发展起来以后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五，反腐败问题。 改革开放进程中腐败现象开始凸显出来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在交接班的时候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说过，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因此，可以说，预防和惩治腐败问题也是邓小平关注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之一。 第六，制度建设问题。 强调制度建设是邓小平理论中的重要思想。他强调制度具有全局性、根本性、长期性，指出：“我们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寻找新办法、制定新制度，使整个国家的各种体制越来越完善。”1992年南方讲话中谈到大约30年使制度成熟和定型，说明在邓小平的战略思维中是将制度建设作为发展起来后要解决的问题。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
学习邓小平的求实精神
宋进
邓小平以务实著称，他不仅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理解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且他以“我是实事求是派”自称。邓小平一生坚持实事求是，“三下”之“罪”在坚持“实事求是”，“三上”又得益于坚持实事求是不动摇。从革命战争年代的实事求是到60年代的“白猫、黑猫”论，再到“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从80年代的“一心一意搞建设”至视察南方的“不搞争论”，抓住机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等等，无不体现着邓小平的求实精神。邓小平的求实精神主要表现为： 第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邓小平对客观实际的把握，既注意到实际的可能，看到历史的实际，现实的有利因素，又注意到实际的需要，看到现实的实际，现实的不利的因素；既讲经验、成绩和成功，又坦言问题、困难和失误。邓小平既善于用客观实际来判断是非曲折，又善于用客观实际来阐述真知灼见。 第二，主张说实话、说真话。 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思想懒汉不少，讲现话、空话的多。”“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邓小平是把讲空话与思想僵化联系在一起，他说：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说话看来头、看风向，误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固然也难免犯错误，但那是错在明处，容易纠正。”因此，邓小平主张说实话、真话、反对为了一时、一地、一己利益讲现话、空话和假话。 第三，要求办实事，真抓实干。 邓小平不仅自己是实干家，而且希望各级领导干部都成为实干家，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他认为，判断一个干部好坏的最根本的标准是看他是否有实干精神。1975年9月，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说：“挑选领导干部，不管老中青，都要看他是不是肯干，是不是能带头吃大苦耐大劳。这是第一条。”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至武昌时，对当地领导同志说：“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在珠海特区，邓小平在参观生物化学制药厂时，见到厂里挂着的“不求虚名，只求实干”的标语时，点头赞道：“对，就要不务虚名，讲求实干。” 第四，突出“精”和“用”。 邓小平认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这就集中反映了“精”和“用”在邓小平理论中的重要地位。精通原理，重在应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第五，注重实效实绩。 即注重实践的效果，坚持把客观的实践效果作为检验一切工作成败的基本依据。邓小平认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就要讲经济效益、讲质量。邓小平说：“我国的经济发展……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而且，这里所言的“效益”，是两方面的效益，“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邓小平的“不争论”，就具有“事实胜于雄辩”的效果。邓小平強调“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口号，不仅强调要实干，而且强调要出成效。虽然刘伯承、陈云提出“猫论”在前，但是在凡事都得追问姓“社”姓“资”的六十年代，邓小平提出和強调这一口号，体现了坚持求实精神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政治勇气。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
社会风气变质影响整个经济变质
顾红亮
第一，“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解放思想，设立经济特区，发展民生，各种经济体制壁垒被打破，取得巨大成就。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过程中，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被提出来了。邓小平谈到了两手抓的重要性，谈到了抓精神文明和社会风气的重要性。社会风气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任务和风向标。社会风气促进了，改革开放的成就才得以更加稳固，因为社会风气的变质将影响整个经济的变质，将吞噬改革开放的成果，动摇整个社会秩序，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崩盘性的。 第二，“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 改善社会风气要有示范者。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社会风气的最佳示范者是党员干部。他们的作风与学风，都可以起榜样作用。如果一部分党员干部搞特殊化，败坏自身形象，那就起害群之马的作用。一个地方的领导干部盛行走“歪门邪道”，这个地方的社会风气通常会败落腐化。所以，改造社会风气首先在于端正党风，特别是要发挥党员干部的表率作用。 第三，“在全国解放以后，不到两三年的时间，我们就改变了旧社会那种极端腐败的社会风气，树立了具有优良道德品质的新的社会风气，难道没有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和群众之间的相互教育、相互劝导和相互帮助，能够收到这样的效果吗？” 1956年，邓小平阐述群众路线的内涵和意义，其中谈到一个观点：正是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持，我们在建国后很快树立起新的社会风气，所以，改善社会风气要依靠普通群众。没有群众的积极参与，旧习俗很难打散，旧观念很难破除。改善社会风气所要求的群众行动不是盲目的行动，而是自觉自愿的行动，是基于理性思考和审慎选择的行动。群众对于示范者的响应，不是麻木地跟随，而是有教育意义的践履，而是把示范者的价值观内化于心，表现为行动的自觉。 邓小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结合时代语境，集中论述了关于社会风气的三个基本观点：改善社会风气需要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需要党员干部的示范行动，需要群众的自觉自愿行动。邓小平从理论上回答了为什么要促进社会风气、如何促进社会风气的问题。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邓小平改革的政治学
郝宇青
毫无疑问，改革是邓小平时代的最为重要的政治议题，是邓小平时代的政治基调和政治底色。而由于当时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所具有的表面上的利益单一而实质复杂、表面上的观念统一而实质分化、表面上的行动一致而实质暗流涌动以及理论上的先进性而实质僵化等特殊政治症候和政治难题，使得在中国进行改革并非易事。改革起点的政治复杂性更加凸显了改革的重大意义，也更加凸显了邓小平为政的政治智慧。而正是改革起点的政治复杂性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邓小平改革的政治学。 关于邓小平改革的政治学，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范畴： 一是改革的政治主体：执政党和人民群众。 所谓改革的政治主体，是指推动改革的主要力量。在邓小平改革的政治学中，中国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 二是改革的政治客体：僵化的体制与观念。 所谓改革的政治客体，是指改革的对象和内容。在邓小平的改革政治学中，改革的对象和内容是那些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和阻碍改革开放的僵化的思想观念。 三是改革的政治过程：发展与稳定。 所谓改革的政治过程，是指改革的主体与客体在政治系统的输入与输出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互动行为。在邓小平改革的政治学中，改革的政治过程主要是指改革的方式、方法问题，其中，如何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关系是其最为核心的内容。 四是改革的政治绩效：有效性与合法性。 所谓改革的政治绩效，是指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效及其对政党执政的影响。在邓小平改革的政治学中，改革的政治绩效主要是指有效性以及在取得有效性的基础上而得到巩固的合法性。应当说，以经济绩效合法性资源为中轴的合法性模式是邓小平时代最大的政治特点。 总之，邓小平改革的政治学不仅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它不仅有对改革的政治主体和政治客体的缜密考量，而且有对改革的政治过程和政治结果的宏观把握和计算；不仅有对经济领域的政治分析，而且有对思想观念领域的辩证思维；不仅有对作为执政党的中共的忧患意识，而且有对广大民众的人文关怀。它是时代的产物，但它的影响又超出了特定的时代。在今天的中国，熟稔邓小平改革的政治学，对于突破当前改革的困境，开创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
“两大理论成果”逻辑联系的时代意义
商孝才
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和理论创新的党。我们党的历史，从根本上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报告，在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和形成过程后，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这一论断，是对“两大理论成果”逻辑联系的深刻揭示。我们深入研究和把握“两大理论成果”的逻辑联系，对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地位，“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胜利发展，完成“两个百年目标”的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成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 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邓小平是这个理论体系的创立者，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丰富和发展了这个理论体系，它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产生，它还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充实、丰富和发展自己。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功能、性格特征、基本内容等方面来分析，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继承和创新性发展，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二、认清中国的实际国情，是我们党制定改革开放重大方针政策的基本根据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状况进行研究和认识的基础上，提出和解决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明确了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绝不搞私有化和单一的公有制；必须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逐步消灭贫穷，达到共同富裕”，绝不搞“两极分化”和“绝对平均主义”；必须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绝不照搬“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等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否则，中国将是一个“混战”的社会，使全国各族人民陷入“灾难”之中；中国共产党承认“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但是必须同各国的具体实际国情相结合”，否则，会导致人们的“思想混乱”，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等等，逐步形成了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根本实际国情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这就是说，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但是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不照抄西方国家的“思想文化价值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社会主义。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就是真正高举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 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地位，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将越来越兴旺发达。坚定“这样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是深入理解和把握“两大理论成果”逻辑联系的根本意义之所在。“坚定而自信”，“思难而奋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定会以巨人般的气势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邓小平的科技动力思想
黄亚玲
传统生产力理论一向注重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邓小平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出发，不仅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而且还着重从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层次直接提出并肯定了科技的动力作用，从而形成了“科技动力思想”，这是对传统生产力思想的一大创新。 邓小平科技动力思想在理论上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这是一个理论上的飞跃，体现了科学技术对当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起着第一位的变革作用。体现了生产力系统中，科学技术是最关键的因素，从而揭示了科学技术对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革命性作用，揭示了科学技术是当今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邓小平科技动力思想在实践上，主要体现在科教兴国战略的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正是为全面落实“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而提出和实施的。确定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就是要进一步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充分发挥它们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巨大作用。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科教兴国战略还是对邓小平科技动力思想的拓展。其一，科教兴国战略的关节点是科技、教育与经济相结合的问题。邓小平始终是把发展科技、教育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二，必须把科技和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两者的协调发展。其三，坚持“自主创新”，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供强大动力。在科技政策方面，邓小平一直强调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引进技术还要善于创新，也就是把科技发展的立足点放在提高我国的自主研究开发能力上，同时大胆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其四，科教兴国战略实施的关键是人才。邓小平一向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发展。他一再强调：“改革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他更是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科学论断。 邓小平的科技动力思想是对传统生产力理念和科技学说的突破性发展，它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学说，还揭示了科学技术对当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位变革的动力作用。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
邓小平社会正义思想探析
杜德省
“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位“大人物”。在他创立的理论中，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和智慧，其中就包括对社会正义的新诠释及再创构。深入探究邓小平社会正义思想，对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现实的人：邓小平社会正义思想的逻辑起点 在邓小平看来，社会的正义就要求兼顾好国家、集体和个人这三方面的利益。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一致的基础就是“人民的利益”，三者均统摄在人民利益的范畴中，区别只在于它们各自代表的人民利益的层次、范围和程度不同。基于这样的逻辑前提，邓小平从“现实的人”出发，在根本利益一致的框架下，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正义观念。他反对抽象的以“个人”为本位，强调个人利益的满足决不能以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代价；反对抽象的以“集体”或“社会”为本位，承认个人利益、个人需求的合理性；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的利益能够形成厚实的共同利益。 二、应得与平等：邓小平社会正义思想的建构原则 任何正义理论的核心问题都是确立正义原则。在邓小平那里，尽管事实上依然存在着一种道德上的应得，但他对应得的考虑，更多的是基于人们的劳动贡献而不是人们劳动的动机，即按劳分配所得，就是根据每个人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使之得其应得。他从制度的“破”与“立”的辩证关系出发，来理解应得与制度的关系，确立一系列能够保证按劳分配原则的实施的制度。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依据应得原则而实行的按劳分配政策，其结果必然会导致一定程度上事实的不平等。邓小平认为，在生产力不是非常发达的特定情况下，应当承认一定程度上结果不平等的合理性。作为正义原则的平等应当被理解为一种起点意义上的机会平等，如政治法律上的平等、受教育权的平等。 三、共同富裕：邓小平社会正义思想的目标诉求 社会正义是人类的永恒价值追求。在邓小平看来，体现这种社会正义价值的具体目标就是人民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这种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也不是同等富裕，而是一个在时间上有先后、在速度上有快慢、在程度上有高低的逐步实现的过程，是一个由局部性质变到整体性质变、由相对不平衡到相对平衡的横向扩展的过程。邓小平认为，既然无法实现同步、同速和同等的富裕，那么可以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从现实国情出发，确立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三步走”战略性步骤和动态性目标，即由“温饱”到“小康”到“中等富裕”，直至到高度的共同富裕。他认为，实现共同富裕,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把消灭贫穷、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目标。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博士研究生）
主题策划、组稿、编辑｜ 党委宣传部
本文来源: 华东师范大学
22.08.2014 02:28
故
事
大兴调研担使命 数字赋能促发展 | 上海财经大学师生在山东省菏泽市单县开展千村调查
7月17日至7月23日，上海财经大学
大兴调研担使命 数字赋能促发展 | 上海财经大学师生在辽宁丹东宽甸开展千村调查
为探究数字技术在乡村应用情况，7月20日至26日，上海财经大学
教育部主题教育第六巡回指导组来上外进行现场指导
7月31日下午，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外校长李岩松出席世界大学校长论坛并会晤国际合作伙伴
7月30日－31日，上海外国语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