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胡伟：邓小平制度建设思想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与邓小平理论尤其是其中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构想高度一致。虽然邓小平并没有使用过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概念，但其深邃的理论洞见构成了当前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宝贵思想财富，至今读来仍感内涵深刻、字字珠玑。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重温这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有关制度建设的重要论断，对当前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把民主政治纳入现代化建设重要议程
一些人以为，邓小平关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主要是在经济建设领域，而政治建设方面则没有多少论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3月，邓小平就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1980年8月，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
邓小平的这些论断，不仅把民主政治作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高屋建瓴地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从经济、政治和人才三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界定，把民主政治建设提上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相比于目前海内外有些人刻意论证中国发展的目标不是建设民主政治（democracy），而是要实现贤能政治（mer－itocracy），邓小平35年前有关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构想，无疑给予了响亮的回答。实际上，只有民主政治，才能造就千千万万的优秀人才，也才能让千千万万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从根本上说，离开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贤能体制。所以，邓小平把民主问题和人才问题相提并论，放到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并提出“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邓小平不仅把民主政治提上了我国现代化的议程，而且把民主和法制有机统一起来，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不言而喻，民主和法制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杠杆，两者密不可分。没有法制，民主就没有保障；没有民主，法制就会迷失方向。后来，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依法治国的战略构想，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着眼于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的良性互动，这不啻是对邓小平同志的最好纪念。
用现代民主法治构建好的制度
邓小平把民主政治提上了我国现代化的重要议程，并强调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是他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所得出的论断。正是邓小平丰富的政治历程、非凡的领导经验和坎坷的人生起伏，才使他作出比其他前辈和同辈领导人更为深刻的总结，特别是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集中体现在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所作的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著名讲话中。
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鞭辟入里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是邓小平留给我们最伟大的思想遗产之一，也被以后党的文献所反复引用，成为我国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的理论制高点。其中，邓小平画龙点睛地对人类政治学千百年来研究的一个主题——即“好人”与“好的制度”哪一个更重要，作了深入浅出的回答。从儒家的“内圣外王”，到柏拉图的“哲学王”，无不崇尚“好人”政治或“贤能”政治，但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幻想。历史反复揭示，只有用现代的民主法治构建好的制度，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给我们带来美好的政治和美好的社会。
切实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邓小平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思想，不仅坚持制度为本、民主取向，而且体现了问题导向，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之所以要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之所以把制度提升到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高度，背后是邓小平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性问题的洞察。
作为对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经验体会最为深刻的领导人之一，邓小平对传统社会主义所存在的体制性弊端也认识得最为清晰。他以非凡的政治勇气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还说：“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
尤其是邓小平对权力过分集中现象的剖析，至今读起来仍入木三分。他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又与家长制作风相互助长，“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指出，必须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改革，后来他进一步提出了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他还断言：“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的改革，才能够保证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个世纪更好地前进。”
可喜的是，经过多年的改革，我们已经成功解决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部分解决了权力下放的问题、官僚主义和家长制的问题。也要看到，要根本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和家长制现象，建立民主和法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还更需孜孜以求。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上海市社联副主席）
来源：《解放日报》 2014.08.22 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