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张涤生院士：平生志业皆在其中[图]

编者按： 2015年8月19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原主任、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涤生逝世。张涤生院士毕生致力于整复外科事业的开创和发展，是我国整复外科的创始人之一，为中国整复外科医学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追求卓越，并非要不顾实际，设立高不可攀的目标，而是如林肯所言，“尽我所知、尽我所能做到最好，并决心一直这样做下去”。

医师宣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人生经不起折腾，与其以后半途转行，不如一开始就考虑清楚，选择好何去何从。

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自述“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只有秉持这样的精品意识，才配称得上“学问大家”。

如果你手下有年轻医生，请谅解他们暂时的笨拙，因为在变成“白天鹅”之前，他们只能是“丑小鸭”，所以格外需要你的教导。如果你成为研究生导师，请扪心自问，你是“boss”还是“mentor”，你会将他们导向何方？如果你成为监管医疗行业的官员，请不要脱下白大褂，就把昔日同行的种种苦处抛诸脑后。

正本清源，无怨无悔

在中国，自古“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因此医生职业一直备受青睐。然而，也许是长期农耕社会奉行“小富即安”，也许是饱经忧患后过于看重温饱，这样的选择往往带有浓重的世俗意味。在我求学的时代，就流传着“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名医养全家”的说法。不少人学医不过是为了多赚几个大洋，所以很少人有所建树。  

我很自豪，曾经在抗战期间加入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众多仁人志士一起，“救死扶伤、拯救家园”。一时英才荟萃，领导我们的林可胜、荣独山，更是中国医学事业的先行者与奠基人。也许是格局决定结局，后来这批人中有不少成长为学术的中坚力量。  

美国的医学生在从业之初要宣誓，“我宣誓要尽最大的努力和最好判断力去实现我的誓言。”我国也有医师宣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之所以强调誓言，是因为医生工作的神圣性，也说明这条路走得艰难。事实上，无论中外，学医绝对是个非常“tough”的过程，需要反复接受严格考核和经受无休止的工作考验。  

我建议年轻人在选择医学之前，先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如果只是为了养家糊口，大可不必学医。尤其在当前国内的医疗环境下，从医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要是换个职业、耗费同等精力，绝对不难赚得盆满鉢满。前几年，我听说有三甲医院的年轻医生由于收入低、压力大，离开医疗行业。设身处地想一想，我完全能够理解他们的做法，却忍不住惋惜。人生经不起折腾，与其以后半途转行，不如一开始就考虑清楚，选择好何去何从。  

择业最难得的是“不悔”。一旦你真正做到这一点，以后的路自然会越走越顺畅。最怕的是瞻前顾后，进退失据，枉自蹉跎岁月，最终一事无成。  

摒弃中庸，追求卓越

“中庸之道”是儒家的根基，也是处事的方法，却是学问的“大忌”。唯唯诺诺，顶多能够充当知识的“传声筒”。很多思想的火花都迸放在碰撞的瞬间，所以提倡学术争鸣。很多时候，没有“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的豪情，没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壮志，就意味着原地驻足，无法解构和重塑知识体系。  

治学贵在“追求卓越”。对于这一点，先人早有精辟论述，“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因此，在科学研究实践中，一流人才无不聚焦热点、难点，思考能影响学科走向的问题。反之，如果有人老是揪住鸡毛蒜皮的小事孜孜以营，那么他必然会碌碌无功，最终遭到命运的淘汰。  

追求卓越，并非要不顾实际，设立高不可攀的目标，而是如林肯所言，“尽我所知、尽我所能做到最好，并决心一直这样做下去”。作为整形外科医生，我对此深有体会。很多美容手术，看似简单，大家都会做，然而效果可能迥异。大凡优秀的整形医生，多少都有“完美主义”的心态，总会比别人多注意一些细节。坚持这样的习惯，就会不断发现更多的方法和技巧，把普通的事情做得更好，这也是一种卓越。  

执着求索，守得寂寞

回忆从前，师长们谆谆教诲“板凳要坐十年冷”，讲究的是“锥得处囊中，则颖脱矣”的水到渠成。现在的口号则是“要出名趁早”，口口声声“publish or perish”。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大家都卯足了劲一路飞奔。想坐牢板凳也不可能，来不及捂热，就早被挤出局了。速度与质量，确实是个难解的命题。  

冷眼看当今学术界，常有“众神喧哗”之感。所谓的“大牛”们常比拼的不外乎论文和基金。光看数字，有时的确令人瞠目结舌。然而，真正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似乎并不多，倒是出产了不少“学术垃圾”。我想对于科研人员的评价，是否可以更加多元一些，不要“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挤得人仰马翻，能有多大意义呢？我认为，获得再多的基金，发表再多的论文，甚至是获得“诺贝尔奖”，也不如出个比尔·盖茨或是乔布斯。“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而且也改变了世界，那才真得振奋人心。  

我们的制度值得商榷。例如，现在都要求医生临床和科研并重。这当然是好事，不光要低头走路，还要抬头用心找路。不过凡事过犹不及，真能临床和科研“两手硬”，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如果一味用这个标准去考察普通医生，非但达不到培养更多人才的目的，反而会鼓励“蜻蜓点水”式的尝试。另外，真逼着医生一窝蜂都去搞科研了，病人的身家性命又能放心托付给谁呢？难道是基金最多、SCI分数最高的那一个吗？  

清初顾炎武曾抨击过“今人著作，以多为富”的流弊，强调“文不贵多”，“夫多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于世”。他盛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元人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同时批评“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究其原因，无非“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  

我读过顾炎武的《日知录》。自序寥寥六十一字，却令人肃然起敬。“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东吴顾炎武。” 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自述“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只有秉持这样的精品意识，才配称得上“学问大家”。  

胆大心细，敢为人先

我曾在美国学习过一段时间，非常欣赏他们国民性中的“frontier spirit”，即不满足于即有的一切，随时可以打包出发。虽说会经历困难险阻，但一旦成功便将开辟“美丽新世界”。  

我从事整形外科一段时间以后，就开始犯愁，因为手里就三个“法宝”：游离植皮、皮瓣转位、皮管转移。当听到陈中伟断手再植成功的消息后，我意识到这是项革新性的技术，必将重新定义学科的分类，于是立即把握时机，开展显微动物实验，并将该技术引入整形外科临床，以后将进一步推广到其它学科。  

有胆更要有识，胆大还需心细。只要涉及到病人，万万不能“瞎大胆”。当面临“换脸”的诱惑时，我非常庆幸，我和我的科室都能“hold”住，没有争抢“首例”的殊荣。后期相关报道表明，因受到免疫、心理、社会支持等多种因素干扰，移植物丢失的几率相当高。  

不过，若是经过小心求证、周密计划，又何妨敢为人先？1976年，我偶然读到法国P.Tessier关于治疗眶距增宽症的报道，就萌生了挑战颅面畸形的愿望。我首先研读透彻相关论文，然后再反复模拟、解剖，待到准备充分以后，才为一名6岁女孩施行眶距增宽症手术。这次手术完全取得了的成功，并开创了中国颅面外科的先河。  

另一方面，“敢”字意味着担当的勇气和医者仁心。1996年2月，我偶然从《报刊文摘》上读到，“女孩的心在胸腔外求救”，当即查阅文献，初步诊断为“严重的胸骨畸形”。我设法联系到这家人，将女孩带到我院，进行了详细的身体和辅助检查，并与其他学科的专家共同制定手术方案，施行了中国首例严重胸骨裂畸形修复术。当时的压力不可谓不大，但是看到女孩的笑脸，我觉得一切努力都得到了回报，这就是医生职业的魅力所在。  

令我不安的是，近年来，由于医疗环境的恶化，很多医生面对疑难病例时，变得畏手畏脚。很多医生担心为医患关系所累。我盼着中国能早日针对医患双方建立严密的保障制度。也许到那时，病人会更加心平气和，医生也会重拾胆气，“该出手时就出手”！  

博采众长，厚积薄发

无论世易时移，一个人的成功归根到底取决于其底蕴。这需要长期的积累和磨砺，需要博采众长、厚积薄发。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我目睹过不少青年才俊，风光一时，最终折戟沉沙；也结交过一些有为之士，年轻时不见得出色，后来大器晚成。  

然而“博”谈何容易。书籍汗牛充栋、信息纷至沓来，一不小心就“乱花渐欲迷人眼”。更不用说，知识积累跟不上更新的速度。因此，唯一可行的就是做到有针对性地“博”，抓住感兴趣的主线去跟踪。知识网撒得再大，也要能收放自如、纲举目张，切忌无的放矢、一盘散沙。  

中国已经实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如果真能按照要求执行，对于提高医生素养定会大有裨益。虽说不一定以后从事某些专业，“万花丛中过”，长些见识还是有必要的。反之，过分专注某点，则有“不及其余”的风险。有志成为“专家”之前，不妨先做个“杂家”。  

我一向重视对外交流，这是丰富知识、开阔眼界的捷径。1979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口号之后，我当年就动身去印度孟买参加了一个亚洲手外科学术交流会议，将闭关30年来九院整形外科的工作成就和科研成果介绍给国际同行。从1979年到1999年，我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为九院整复外科建立了开放的学术交流平台。选送优秀的青年医师走出去，到国外求学；也通过讲学、示范、参观、进修和举办国际会议的方式，将外国同行请进来。由此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也增强了学科的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我从事的整形外科是一门建立在学科交叉基础上的学科，我个人的主要成就都与学科交叉有关。举例而言，如果我不与其它学科的同仁交流，就赶不上“显微外科”潮流；如果我不留意中医，就想不出治疗慢性淋巴水肿的“烘绑疗法”，和自制瘢痕膏治疗烧伤病人。需要指出的是，我取得这些成绩，都是在花甲、古稀之年，这固然有特殊的历史情境，也是因为知识、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终于厚积薄发。  

但有所成，审思己任

最后，我想寄语后辈，如果今后有幸攀上医学高峰，在享受顶层风光的同时，请一定抽空俯首看看挣扎在山底、山坡的芸芸众生，认真思考他们的生存状态和期待。因为他们有热情，更见无奈；你们已释然，却余资源。这或许无关责任，但是关乎使命。  

如果你手下有年轻医生，请谅解他们暂时的笨拙，因为在变成“白天鹅”之前，他们只能是“丑小鸭”，所以格外需要你的教导。如果你成为研究生导师，请扪心自问，你是“boss”还是“mentor”，你会将他们导向何方？如果你成为监管医疗行业的官员，请不要脱下白大褂，就把昔日同行的种种苦处抛诸脑后。  

身为医学人，任重而道远。惟有群策群力，逐步解决现实问题，这样的未来才更值得期待。  

人物生平

张涤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原主任、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211”学科带头人，我国整复外科的创始人之一及开拓者。张涤生在20世纪60年代（和国际同步），开展显微外科的动物实验，成功进行皮瓣的游离移植，为国内第一人，后于1973年应用于临床得到成功。把整复外科传统的皮瓣带蒂移植转变成为游离移植，起了国际性的带头作用。此外，应用烘绑疗法治疗丝虫病后遗症肢体象皮肿，开创了我国淋巴医学新专业。他在1976年开展了我国首例颅面畸形矫正手术，掀开了我国颅面外科新篇章。目前九院整复外科已累积了600余例多种颅面畸形手术，并建立了我国颅面外科中心。他在临床上开展了许多国内外首创性疑难手术，如应用肠段移植修复食道闭塞、大网膜移植治疗头皮缺损；跖趾关节移植治疗颞颌关节强直、胸骨裂心脏外露手术等。特别是他发明应用前臂皮瓣进行一期阴茎再造手术，被国际上誉为“张氏阴茎再造术”。为提高国际整复外科学术水平作出了许多突出的贡献。  

张涤生先后获得国家级、部级及上海市科技成果一、二、三等奖共28项，发明奖1项；并获得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医学荣誉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和工程院光华科技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