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老太珍藏婚书60载:娶小老婆可以拿来告他

15.11.2015  07:25

原标题:九旬老太珍藏婚书60载:娶小老婆可以拿来告他

  挂在屋里的结婚照

  婚后

  婚书

  朱景林和范仲英坐在弄堂内,被当时路过的记者拍了照片。

  朱景林和范仲英坐在他们的卧室,卧室从前是他们的客堂间。

  范仲英(右)给姐姐做伴娘

  范仲英

  1947年拍摄的婚纱照就挂在由客堂间改成的卧室墙上,很显眼。

  朱景林身着黑色的西装,范仲英一身白纱,那是他们二十多岁的样子。婚礼当时是在青年会举办的,赶了时髦,吃的是西餐。结婚近六十年了,范仲英把婚书妥帖地收在箱子里:“以前有讨小老婆,娶三妻四妾的。我父亲说,结婚时候把婚书藏藏好,这样万一他娶小老婆了,可以拿出来去告他,这是证据。

  婚书当然没派上这样的用场。

  他们在安仁里生活了一辈子,也相伴了一辈子。

  现在城隍庙没啥好白相了

  城隍庙总是热闹。

  沿着福佑路走,一路上都是卖小商品的商店。有的店门口高音喇叭一直叫着:“十元一件,十元一件……

  游客三五扎堆,走进有兴趣的店里挑挑拣拣,讨价还价,或是经过路口,拿出自拍杆给自己拍一张“到此一游”的照片。

  对朱景林和范仲英来说,他们一直感受着城隍庙的热闹,不过这种热闹是变化了的。“现在的城隍庙跟老早是两样的,老早城隍庙大殿前全部是小吃,小馄饨、阳春面、鸡鸭血汤、油煎馄饨、单档、双档、糖粥、烤田螺、蟹壳黄……”朱景林显然是记起了过去的味道,“蟹壳黄里厢油酥老重要的,如果觉得油酥不够,可以多加两角油酥。”“还有家素香斋,外公小辰光带我去吃的。油条子跟黄豆芽下的面条,真是好吃。”范仲英补充说。

  “除了小吃,还有各种各样的摊头,裱花店,扇子店,瞎子算命、测字都有……生活比较便当(方便)。家里的小孩小辰光一直从家里走到城隍庙白相的。现在城隍庙没啥好白相了。阿拉要出去白相的话,一部电车乘到大富贵去,或者乘到黄河路去吃佳佳汤包,吃得多了老板都认识阿拉了,叫阿拉不要排队。吃好么,再到国际饭店去买点开口笑、蝴蝶酥啥的。

  朱景林和范仲英一辈子都住在城隍庙附近的安仁里内。

  沿着福佑路一直走,渐渐人群稀稀落落了起来。走到安仁路拐进去,路口还有几家售卖包包、日用品的小商品店,再往里走,就是居家的样子了。穿过硝皮弄,在小弄堂内转个弯,就到了安仁里。

  朱景林和范仲英在安仁里所住的房子,是朱景林的父亲最初“”下来的。“阿拉本来住在杨树浦,我父亲有四个兄弟。后来父亲就从杨树浦搬到上海(过去杨树浦算是郊外)来,顶了这套房子。我在家里排行老六,当时还没出生。房子哪能顶下来的,我也不清楚。

  这套典型的石库门房子早已改了模样,过去前客堂上面是前楼,后客堂上面是后楼,灶披间上面是亭子间。现在这套房子已不是他们家独有,陆续搬进了别的住客,所以有限的空间做了一些隔断,以求得到更大的利用。前客堂一分为二,一半维持公用,一半是老两口的卧室,上面还搭出了一个小间,子女在家的时候可以住。

  据说安仁里的房子要拆迁了,老两口的心情有点复杂。朱景林说:“老房子有老房子的乐趣,环境熟,生活方便,买点心,吃饭都老便当的。讲话的邻居多,不会有孤独感。虽然陆陆续续已经有老邻居搬掉了,但还是有点关系老好的邻居。有啥事体,打电话叫我女儿来,她在浦东,过来要一个钟头。旁边邻居一叫就应。新公房呢,当然有新公房的好处,不过就被关煞脱了。

   我老早知道她会做针线,我门槛精哇

  他们俩虽然是在1944年经人介绍认识的,但或许早在小时候,就已经碰过面了。

  “我娘家就住在隔壁131弄里。这条弄堂老早清清爽爽,是教会的房子,隔壁是天主教堂世春堂。车子是不好开进来的,只有倒马桶的车子好进来。弄堂口有只教会学堂,里厢有大先生和小先生,是一对姐妹,都是老姑娘。平时两个人穿着布旗袍,拿着布包,就是电视里那种学堂老师的样子。我和他不算青梅竹马,小辰光不认识的,不过弄堂里走来走去可能碰到过。他的大阿姐是我小学老师,所以就把我介绍给他们家。一开始介绍的是他三哥,后来了解到他三哥有肺病,而且蛮严重的,我父母就不同意。弄堂里当时就传出了风声:范家不同意女儿跟朱家儿子谈。他妈妈听到了之后,就说,我儿子多着呢,老三不谈,老四谈。就这样,我跟他谈起了朋友。那时谈朋友不像现在方便、直接,阿拉是通过他小阿妹传纸条的。有啥事体,他写张纸条过来,我看了,回几句,让他小阿妹带回去。

  朱景林当时有体面的工作,他在中兴煤矿公司上班,办公地点在高大上的国际饭店楼上。范仲英不太好意思说当时自己看中了他什么,倒是朱景林大大方方地表达:“她人老实,能干,会过日子,而且人也不难看。我老早就知道她会做针线生活,小姑娘会做么,手巧,会过日子呀。”然后他带点狡黠地一笑,“我门槛精哇?

  他是外交部长,我是内政部长

  即使现在90岁了,范仲英有时还是会拿上绒线坐在家门口的弄堂内织。“我是为了让自己脑筋动动,手动动。有一次一个路人经过,看了我好一会儿,说阿婆你好厉害啊。我跟她开玩笑说:我家有两吨绒线呢,来不及织。”范仲英笑着说。

  “结婚第二年,老大就出生了。事体就更加多了,趁小孩子睡着时抢着做掉,孩子的棉裤棉袄都是我自己做的。不过他也蛮识相的。”范仲英指了指朱景林:“他下班后回到家马上西装脱掉,帮我做事体。

  本来人口众多的大家庭渐渐地分流了,朱景林的兄弟姐妹们,有的去了外地,有的出嫁了,父母也随大儿子去了外地。后来这套房子就只有朱景林和范仲英一家居住了。

  由于被分割掉了,现在的房子看来非常狭小,不过范仲英说:“房子小有小的好处。”她站起身,做起了示范:“我得过脑梗,医生关照,千万不能摔跤。你看,如果我头晕要往下倒,我这边一撑,是张台子,那边一拉,是个抽屉。东西在哪里,我一摸就知道,非常熟悉。

  虽然房子内部小,但是外面的弄堂就像两人的客堂间一样。他们俩一人搬张椅子坐在外面,和周边的人讲讲话,有时也成了弄堂内的一道风景。有次有一个年轻人经过,看到他们说:“阿婆,你们俩坐在一起,我给你们拍张照吧。

  “人老了呢就是老伴,阿拉现在分工老明确的,他是外交部长,管外面买油盐酱醋,我呢,家里的拖把、簸箕、扫帚由我来管理。阿拉两个人在一起这么久也没啥厌气,大概是阿拉有共同的爱好。他欢喜看足球,我也欢喜看,二十多年前我开白内障,那一年正好有世界杯,我问一声,好看伐?医生说,看的时间少一点,注意点。阿拉两个人也蛮疯狂的,比赛大多在凌晨2点钟,阿拉早点睡,闹钟调好,半夜再爬起来看比赛。

   每天事体老多的,一点都不觉得厌气

  “谈朋友谈了一段辰光后,他被公司派到南京工作。他派小阿妹送纸条来,说要坐晚上9点的火车走,约我在新开河外滩那里碰头,说会一直等我。那段辰光正好东洋人打过来了,那天有防空警报,阿拉到金陵东路逃难去了。这种关键时刻,我就想不要碰头了。我大阿姐知道了这件事后,说‘这个人脾气好,可能会真的一直等着你,你去看看吧’。听了她的话,我就赶去了新开河外滩那边,他真的等了我两个多小时。阿拉就一直走,走到外滩公园去白相。等到了火车快开的辰光,阿拉才分手。他去南京的这一年,阿拉都没碰头,不过感情一直都在,等他从南京回来之后阿拉就结婚了。

  “结婚照是结婚当天拍的,在淮海路的乐天照相馆。我家奶奶说结婚要坐轿子的,不过阿拉比较新潮,没有租轿子,而是订了轿车。婚礼比较简单,定在八仙桥的青年会七楼,中午大家一起吃西餐,一人一客,吃的什么已经忘记了。晚上吃饭就在自己家里,客堂间里摆了三桌,亭子间里摆了一桌,请饭店的大师傅来烧饭。

  结婚时候的婚书,范仲英一直保存得很好。

  她笑着说:“以前有讨小老婆,娶三妻四妾。我父亲说,结婚时候把婚书藏藏好,这样万一他娶小老婆了,可以拿出来去告他,这是证据。”听他这么说,朱景林在一边憨憨地笑着。

  朱景林、范仲英的新房在亭子间。那时一个大家庭生活在一起,每天晚上吃饭,客堂间要摆两张八仙桌。朱景林上班,范仲英在家做家庭主妇。朱景林的工资是上交给母亲统一当家的,范仲英每个月领2元作为小家庭的零用钱。生了大儿子后,零用钱涨到了4元。真的就像朱景林所看中的那样,范仲英很会过日子。“每天早上起来,先把客堂间的杯子都洗好,然后就要洗衣服、烫衣服。家里都是‘白领’(除了朱景林外,他大哥二哥等也在不同的公司上班),衬衫要烫得笔挺,一般我都是用牙刷刷上点淀粉,让领子挺起来。新媳妇一般是不出家门到弄堂里去茄山河(聊天)的,其他时间我就呆在房间里织绒线,每天事体老多的,一点都不觉得厌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