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课题"重塑"社区":发挥多元"主体"参与热情
上海基层民主建设不断深化，直选“小巷总理”成为常态。（资料照片）
12月30日消息：社区，这一社会学概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直接对应着上海街道的行政层级。这有别于国内其他城市对社区的定义，也带来了现实操作的困惑与纠结。
“一号课题”对“社区”的回归重塑，为区域化党建引领注入新的内涵，也梳理了共治与自治的脉络与架构。
◆新建社区党委，负责区域化党建
◆深化居民自治机制，凡涉及居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必须协商于民、协商为民。
◆扶持发展社区生活服务类、公益事业类、慈善互助类、专业调处类社会组织
社区党委：做实区域化党建
原社区（街道）党工委更名为街道党工委。
撤销原社区（街道）党工委下设的综合党委和居民区党委，新建社区党委，负责区域化党建和“两新”组织党建、居民区党建工作，通过党建引领，推进社区共建共治和居民自治。
建立多层次的区域化党建平台，在区县、街镇、居村层面进一步健全区域化党建组织网络。
进一步落实驻区单位党组织到社区党组织报到、党的组织关系不在现居住地的党员到现居住地党组织报到制度。探索实施驻区单位社会责任报告和党员参与社区活动报告制度。
【解读】
去除社区两字的更名，蕴含着对社区这一社会性概念更为精准的认识与理解。
实践表明，社区作为公民生活的一定空间和社会生活共同体，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街道、居委会或者镇与居委会之间等不同层面加以建设和培育，如果与某一行政层级简单对应，反而是种局限。随着公众对社会治理的深入认知，更不宜与行政级别相挂钩。此次将社区（街道）党工委更名为街道党工委，一方面使街道党工委作为区委派出机关的性质更明确，另一方面也使社区的理念更为准确和科学。
在更名的基础上，新建“社区党委”，负责区域化党建，更有其现实意义与可操作性。有关专家指出，此前，基层反映比较多的是，“1+3”即社区（街道）党工委及下设的行政组织党组、综合党委和居民区党委中，“三条线”党组织职责边界不够清晰，与职能科室之间的关系有不顺之处，协调运转不畅。街道区域化党建工作平台和社区共治平台缺乏有效整合，社区党建联席会议与社区代表会议及其常设的社区委员会等载体，相互融合不够。根据文件，新建的社区党委负责区域化党建，抓好“两新”组织和居民区党建，同时加挂“社区委员会”牌子，作为社区共治平台，实现功能整合、工作融合，强化党建引领，促进社区共治。社区党委和社区委员会“两块牌子、一套工作班子”，同步联动、加强融合，即把区域化党建工作进一步做实，也为社区共治提供党建引领和支撑。
有专家提到，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曾经广为推广运用的区域化党建与“两报到”制度，为凝聚各方力量、统筹协调资源、形成社会合力发挥了重要作用。针对当前区域化党建引领作用发挥不够，实际工作中基层社区“一头热”、驻区单位和相关社会力量“一头冷”的现象，此次文件明确了区域化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共治的实现路径。特别强调党组织和党员要在其中发挥带头、示范作用，通过推动“两报到”、探索“两报告”的常态化、制度化，使驻区单位在认领共治项目、开放活动场所、提供资源支持、开展社区培训、给予专业指导、参与公共服务等方面充分履行社会责任。
社区共治：激发多元主体活力
街道要健全和落实社区代表会议和社区委员会制度，积极引导各方参与社区共治。
【解读】
从“社区管理”到“社区治理”，基础在形成共同参与的格局，重点在发挥社区中多元治理“主体”的参与热情和积极作用，核心在建立协商治理的制度体系。事实证明，在社区利益多元、需求多样、矛盾多发的背景下，以区域化党建为引领，实行多元主体共治，是实现思想引领、整合协调资源、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平台，也是满足群众社会参与需求、有效激发社会活力的基本途径。
当前，在一些社区，驻区单位参与共治缺乏制度安排，硬件资源整合易，软件资源整合难，实质性的共治内容和项目不多，难以引发相关社会力量的长期关注参与。只有来自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才能建立起“机制共建、义务共担、资源共享、实事共办”的共享共治模式。专家指出，街镇因其综合力量较强、资源较为丰富、规模相对适度，应成为社区共治的核心层面。要依托社区共治平台，建立党组织领导下的自下而上社区共治议题形成机制，完善诉求表达、意见征询、议题形成、协商议事、评估评议等工作环节，把社区发展规划、社区实事项目等社区公共事务纳入共治内容，凝练共同话题，聚焦公共事务，形成共同价值，提高各方参与热情和持久关注度，来更好地激发各参与主体的内生动力。
政社合作：优化基层社会服务
扶持发展社区生活服务类和公益事业类、慈善互助类、专业调处类社会组织。
制定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录和承接社区服务的社会组织指导目录。
【解读】
社会组织是社会共治的重要主体，是社会服务的重要提供者。尤其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提供的基本社会服务往往难以满足群众日益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社会组织一方面可以发挥在寻找、整合、利用各类资源时的优势，运用其特有的专业理念、专业方法、专业能力，为优化基层社会服务提供有益补充；又可以通过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基层社会服务项目，为政府加快职能转变，从“大包大揽”走向“有限政府”提供积极支持。同时，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利于分散的“社会人”再组织化，其所秉持的“助人自助”价值观对于促进社会健康发展也有积极作用。
专家指出，此次一号课题强调扶持的四大类社会组织，契合社区居民的需求和社区服务的方向，对于这类着眼于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社会组织，需要政府进一步放宽准入、降低门槛，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对社会组织创业的支撑作用。一号课题明确要制定的“两个目录”，其导向也在于推动各级政府切实加大购买服务力度，使政府购买服务逐步成为区县和街道、乡镇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方式。这也是实现由政府单一管治向政社合作、政企合作、政民合作转变的关键一环。
居（村）民自治：协商于民协商为民
深化居民自治机制。坚持协商民主，凡涉及居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必须协商于民、协商为民。充分发挥居民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自治功能，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创新自治的内容和形式，激发自治活力。
深化村民自治机制。完善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有效扩大村民参与村务治理。建立以村民评议意见为重要权重的村委会工作考核机制。
【解读】
居民区是党和政府团结引领、组织服务群众的最基层组织，是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基础所在。农村治理是上海城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加强居（村）群众自治，是坚持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在社会文化和价值观日益多元新形势下，组织群众自我管理的重要途径。
专家指出，当前，居民主体参与积极性调动不够。居民参与治理意识薄弱，关心社区公益、参与社区治理愿望不强。而现行的发动、动员方式又比较传统单一，一些地区自治载体种类多、名称新、内容杂，看起来丰富多彩，实际上不少停留在“自娱自乐”，参与的“老面孔”多，难以引起年轻人和白领阶层的关心关注。基层实事工程的提出和实施，往往缺乏自下而上的民意收集和协商确定的民主过程，沟通、协调、合作不足，自治往往流于形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墨居（村）民自治，既有其现实意义，也是上海社会治理需要“更进一步”的着眼点与落脚点。一些专家指出，居（村）自治，关键是要发挥居（村）民的主观能动性，要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居（村）的主人，居（村）的和谐、稳定，需要大家凝聚共识、共同发力。在实现途径上，上海的基层已经创造了一批经验，重点是要结合自身实际，创新完善，提升自治能力，这是发挥自治成效的关键。
专家认为，居民区要增强自治议题的广泛性、代表性、针对性，健全自下而上的自治项目形成机制，吸引居民融入社区。在自治内容和形式上，鼓励立足实际的创新，激发自治活力。村民自治的重点，一方面是要切实落实村民的各项民主权利，促进农村社会的健康发展、安定有序；一方面是要有效加强村级集体经济的监督管理，确保村民经济权益不受侵害。随着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和“人户分离”的加剧，还要积极探索“新居民”、“新村民”的服务与管理，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参与感，推动融入当地社区。
基层实践
徐汇：破墙共享彼此资源
街面上一扇扇单位的门，看上去比邻而建，但彼此之间却难来往。原因在于每个单位背后分属不同层级、拥有不同主管单位，倘若要联署合作，“看不见”的距离难逾越。如何打破这无形阻碍？徐汇区提出区域化党建的概念，在区域范围内实现各级各类党组织党建发展的一体化，即通过党建联建，打破原有的条块分割，切实发挥党组织协同的整体效应。
以两家文化单位为例，徐汇区域内有一家小型的电影院生存困难，而一墙之隔的话剧艺术中心活动热闹却缺场地，通过社区党建平台牵线，问题反映到区级层面，合作就有了下文。与传统的社区相比，区级层面的区域化党建平台更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区域单位的作用和专长。特别对于大型单位，在社区或许有些施展不开，而到了区这个层面就可以有更大的空间。
2012年，徐汇区成立区域党建促进会，区域内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院大所等资源得以整合调动。在此基础上，各街镇区域党建促进会分会也纷纷建立，引导更多驻区单位、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再加上居民区党组织与“两新组织”党组织的密切互动，一个涵盖区、街镇、居民区三个层面全方位的区域化党建体系正在徐汇区逐步形成。
通过项目化合作方式，比如联合徐汇区域内上海交通大学、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与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等3家国家级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签订人才基地发展联盟合作协议，就打破了高校、科研院所与产业园区的围墙。又如面对白领午餐难的问题，社区里的餐饮企业和商务楼宇自办食堂为周边白领提供午餐，解决人才后顾之忧；此外，区域内丰富的医疗机构为居民提供健康讲座，社区则反哺以志愿者导医服务；今年还有9家徐汇区的区域单位党组织选派了10名青年后备干部，担任居民区党组织兼职副书记，任期半年。
以党建为引领，打破看不见的围墙，徐汇区内更多单位开始共享彼此资源的“溢出效应”。
嘉定：“三缺”小区自治经
嘉富小区是嘉定菊园新区的老住宅区，5个居委会专职干部面对的是常住人口6000余人，60岁以上的老年居民逾两成，且一多半是从当地农民转化而来的“新市民”。缺乏市区里的弄堂文化、缺少热心带头的人才、缺少对青年居民的吸引力，这个曾经“三缺”的小区，却通过成立公共卫生、治安保卫、精神文明建设、老龄、文体、社区事务、人民调解7个居民自治委员会，从文体活动到社区事务，无论大事小情，均有委员会成员参与商议的身影。
志愿者来自观察，也来自放手委于重任：经常拾掇花草者，成立了以种植盆景为主的“绿色庭院”小组；擅长健身拳操者，成立了“时尚节奏”健身小组……不仅吸引了小区内的居民来参加，还吸引周边社区的居民慕名而来。在一次次具体的实务中，“草根”带头人冒了出来。最终，7个居民自治委员会的委员和主任均由居民提名并由社区居民大会审议通过。
传统上，居委会经费是由上而下划拨的，而菊园新区开始试点“居委会自治经费”制度。在嘉富，居民自治委员会带头人除了带领居民开展活动，还需要预先将一年活动包装整合、估算出整体费用，统一向居委会申报，而居委会再向街道申报，经费从核拨改为按项目逐一酌情下发。各自治委员会的委员和主任多为中老年，要他们独自面对电脑有点困难。此时，居委会的“70后”和“80后”专职干部就和7个委员会配对：7个委员会的带头人负责收集居民提议，按照经验估算活动内容，居委干部根据专业社工经验予以评估，再根据软件计算费用和可行性，最终实施方案要经居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同时在社区公示。
如今岁寒夜晚，治安保卫志愿者自愿值夜班巡逻，而年关将近，社区里举办各项联谊活动和才艺表演，从节目单的拟定到具体的演出，都已经能由居民一手包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