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存历史记忆 别让故乡"扛在肩上""写在纸上"
近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举办的“城市记忆与社区营造”论坛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罗岗、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王伟强教授和杨辰博士，中国科学院院士郑时龄和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教授陈映芳，共同探讨了“工人新村”这一独特的城市记忆在上海城市更新中的价值及其未来发展。
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罗岗说，空间的意义是人和物质空间之间的互动而生产出来的，“如何看待开埠以来，社会主义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改造，是今天上海城市研究再出发时，需要回应的一个问题”。
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郑时龄说，城市记忆不仅是空间、建筑、景观，也包括过去人文的、事件的记忆，“现在有些城市在规划中也提‘整旧如旧’，但无法从根本上留存城市记忆”。
文学作品中的上海，有着空间承载记忆的人情味。小说《上海的早晨》开头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马路两边是整齐的梧桐树，树根那部分去年冬天涂上去的白石灰粉已经开始脱落，枝头上宽大的绿油油的叶子，迎风轻微摆动着。马路上行人很少，静幽幽的，没有声息。天空晴朗，下午的阳光把法国梧桐的阴影印在柏油路上，仿佛是一张整齐的图案画……在一片红色砖墙的当中，两扇黑漆大铁门紧紧闭着。铁门上两个狮子头的金色的铁环，在太阳里闪闪发着金光。”
与第一卷开头描述的表征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西区”构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说的第三卷出现了一种标志着社会主义新气象的城市空间——工人新村。一位上海纺织女工的代表汤阿英，由于在和资本家斗争过程中的突出表现和在车间劳动中的出色工作成绩，她全家分到了上海市第一批工人新村的住房，得以脱离肮脏陈旧的棚户区，搬入新建的曹杨新村：“只见一轮落日照红了半个天空，把房屋后边的一排柳树也映得发紫了。和他们房屋平行的，是一排排两层楼的新房，中间是一条宽阔的走道，对面玻璃窗前也和他们房屋一样，种着一排柳树。”
我们的历史记忆，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文脉当中，比如说曹杨新村……当城市改造（现在统称为城市更新）改变了城市的功能、格局，进而要实现空间意义的改造时，如何保留城市记忆？反过来，记忆是否能转化成保护城市遗产的资源？
工人新村是理解上海城市空间重要因素
城市更新可以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城市功能的改造，即对包括道路、上下水等在内的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公共设施的改造；其次是城市格局改造，即根据现代化的需要对城市空间和其发展进行全面的规划；第三是城市空间意义的改造，即在上述两种改造的同时，新的意识形态对作为公共领域的城市空间的渗透和占领。改造的核心是城市功能的改造，包括上海城市的马路、公共汽车等等，但无论是功能还是格局的改造，都停留在物理意义上，在它背后支撑着的是一种城市的“意志”。
在罗岗看来，工人新村是重新理解上海城市空间的重要因素。
历史上，随着资本主义城市的发展，特别是大工业化城市的发展，怎么解决工人的住宅问题，一直是核心问题，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因为巴塞罗那城市面貌的改造跟城市的住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过往的研究主要探讨上海的工人新村盖起来之后，工人生活的状况是怎样的，然而这似乎有些本末倒置了——上海工人新村的出现，应该放在整个上海城市变化的全景下来看。“我们原来对于城市的理解，总是城市以消费空间或者娱乐空间，或者公共空间作为主体的，所以我们总是注重城市物质空间的改造，但是1949年之后，对于上海城市更新的核心问题，是从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的改变”，罗岗说，基于这一立场来看城市更新，工人新村不是简单的一个福利性的上海住宅问题，而是表征了上海从消费型城市向工业型城市的过渡。
恢复空间就等于留存城市记忆了吗？
在王安忆的《启蒙时代》中，描写了她对上海的记忆。小说从大院开始写起，不断把上海的空间包容进去——写到了小老大在南京路上的老式的公寓楼；写到一般人住新式里弄房子；也写到了老式石库门房子。小说里面的孩子，站在新式里弄的门口，脚跨在自行车上面，和站在他们家厨房门口的人说着话……鲜活的笔触描绘了一幅非常典型的弄堂情景。但工人新村跟这类住宅有着不一样的格局——比较大的公共空间，私人空间比较小，煤卫是分开的，有很多公共领地。小说《繁花》中有对工人新村的描写——小说里的人物从上海的西区搬到工人新村后，作者用了很多笔墨描写独用的厕所和公用厕所的不同，暗喻了某种“差异”。不管是怎样的记忆，都是城市记忆的一部分，在城市被改造、更新之后，它所承载的记忆是不是会一道被抹去？
城市更新伴随着对我们现在记忆的侵蚀，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19世纪50年代拿破仑三世在位期间，巴黎水上警察总监于斯曼主持的巴黎改造计划可以用“创造性的毁灭或者毁灭性的创造”来概括——把所有的贫民窟推倒，再建起来。上海的城市更新，以拆除改造成片的二级旧里以下的房屋为主，在上海旧区改造当中，伴随着大量生产地理景观，把社区不断向高端化推进。
我们希望在一个有理想的城市中生活，希望能够保有我们的记忆，在这个城市的空间里，可以期盼对未来的愿景有实现的潜能，而不是被经济利益覆盖它内在的可持续和统一性。一个具有独特人文气息的城市才不会成为“扛在肩上、写在纸上”的故乡。
相关链接 上海典型工人新村(部分)
上世纪50年代初，为解决大城市工人住宅问题，上海建成了一批由苏联专家帮助设计建造、样式参照苏联集体农庄的工人住宅。住宅为砖木结构，每幢房有两个公用厨房和两个公用厕所，上下两层各5间房，住10户人家；每一二百户住房排列成组，中间有5亩空地，为绿化和活动场所，房屋前后间距为房高1倍至1.5倍，室内可得到充足阳光。当时，上海总共建造了21830户这样的住宅，可容纳10.2万余人，主要集中在杨浦区和普陀区，俗称“两万户”。
同济大学城市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王伟强说，上海的工人新村从上世纪50年代起逐渐建设起来，到今天一直是在进步、改进中的。一开始的建设目的是为了解决工人住房问题，一直发展到针对全社会各个阶层，甚至是商品用房。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工人新村整体结构上没有大规模改造，现有的改造基本是局部、有针对性的，包括三方面：在原先规划的基础上土地有空余的，加盖建筑；有部分配套工业，在“退二进三”的结构调整中以独立楼盘形式改造；第一代工人新村“两万户”改建——二三层的楼房改成六七层新公房。
上海几个典型的工人新村——
曹杨新村
曹杨新村始建于1951年，是解放后新中国兴建的第一个工人新村。入住者多为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经过60多年的建设，曹杨新村已发展为拥有优质教育、医疗、文化、科技、环境、交通等资源的大型成熟社区，整个社区占地2.14平方公里，住户3.2万余户、居民10万余人。住宅建筑总面积200余万平米，为上海市中心城区拥有10万余人口的大型居住社区。作为全国首批外事接待单位，先后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150多个国家的首脑、政要和旅游团队。
鞍山新村
鞍山新村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之后不断扩建，现在已有8个新村。鞍山新村位于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大连路、四平路、彰武路、铁岭路、凤城路范围之内，是一片老式新村，后不断扩建。曾经是上海市最大的新村之一，也是上海市最早的工人新村之一。
同济新村
同济新村是同济大学为了解决教师职工等住宿问题而在解放初期建造的一批住宅公房，最早的楼宇建设于1954年，最新的建造于上世纪90年代初，毗邻同济大学，文化气息非常浓厚，整个社区规模较大，楼与楼之间的质量包括层高、材质、样式都有很大的不同，整个社区包括周边的氛围都比较适合居住。
彭浦新村
彭浦新村由1958年开始建设到上世纪90年代结束，大多由多层公房组成。体量非常庞大。位于闸北区境西北部，东起岭南路，西到东茭泾河，南临场中路、走马塘，北接共康路和高压线走廊。整体的房型设计为35平米－60平米左右，居住者以工薪阶层的中老年为主。
康健新村
康健新村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是漕河泾地区三大片居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新村分成东块、中块、西块3部分。住宅采取组群结构形式，吸取了上海里弄结构特点，将不同类型的住宅集中成片布置，形成造型不同、风格各异的住宅组群。每个组群500～800户。各组群之间用绿地和围墙分隔，自成系统，互不干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