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日军战犯审判的最后一个华人
高文彬老人今年已经90多岁，是亲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审判的目前唯一仍在世的华人。
让他回忆当时在日本的2年审判生涯很多表达很模糊，但有趣的是，年纪大的人常常对细节记忆非常清晰，比如当时的检察官向哲浚；比如通过他的努力查到的"杀人事件"让已经逃往日本崎玉县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重新抓回南京受审并判处死刑；还比如当时每天有很多日本人排队领票进入法庭进行旁听等细节。
听历史故事总是非常好奇，回来查了很多资料补全了那段历史，不过每当看到当时的那些大屠杀的画面，心情总是很沉重。这篇公众号里，我们不讲沉重的故事，来讲讲高文彬老人是怎么当上翻译官，以及翻译官是怎么在日本工作的。
高文彬出生于1922年。读大学时，高文彬进入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法学院之一，东吴法学院。这里插播一下东吴法学院的背景：在1920年至1927年这段时间，东吴法学院以英文授课为主，只有与中国法有关的几门课程是用汉语教学的。从1930年代到1990年代，国际法院一共有过6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开始，一直到1997年的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它是中国在教授中国法之外惟一系统地讲授英美法的学院。所以当时蒋介石点名从东吴法学院要人，于是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等人，几乎全部来自该校。
顾维钧 中国近现代著名外交家
1945年夏天，东吴大学教授、著名律师刘世芳把英语成绩优异的高文彬推荐给了远东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浚。1946年5月，高文彬飞赴日本成为中国检察司翻译官，半年后因为表现良好成为检察官助理，直到1948年7月才回国。
当时参与东京审判的国家共有11个，部分实施英美法系的国家注重无罪推定。因此如何说服那些没有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就成了高文彬团队的任务。在日本期间，他除了每天梳理收集资料，翻译几十万字的中国证人战争证词，他还要收集证据。当时经常加班到深夜，有一天，他在日本东京《日日新闻》上发现了一张照片，拍摄的是1937年侵华日军攻入南京不久，两个军刀插地的少尉军官洋洋得意，题目是《百人斩超记录》。
图片上的两个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与田野岩，以砍掉中国人头颅的数量作为‘比赛’，最终以向井砍死106人‘获胜’。而田野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军刀卷了刀刃。高文彬马上把照片被传回国内，国民政府国防部致电盟军总部，将两犯在日本老家捕获，押解南京。抓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正在路边摆地摊。1948年1月28日，中国南京军事法庭对其进行审判后判处他们死刑，在南京执行了枪决。
高文彬还透露一些细节，在远东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当时还请了末代皇帝溥仪作证。据高文彬老人回忆，溥仪高高的个子，带着眼镜。他在宣读证词时读到自己的妻子去世，受到日方逼迫娶日本人为妻，声音有些颤抖，情绪紧张。溥仪当时出庭作证近一个星期，提供了不少有力证据。
东京审判出现过两次排队领票子旁听的场景，一次是南京大屠杀，一次是审判东条英机。两次审讯期间，许多日本市民和国际人士都一早赶到审讯地点排队领票，队伍长达百米。旁听的票子黑市价格卖到200-300元一张，审判东条英机时黑市价格甚至炒到800元日元一张。而当时的日本人的月收入在500元左右。
原本预计在日本待3-4个月，没想到竟然待了2年。高文彬解释，这是因为庭上有很多翻译的时间，翻译占到了大部分的时间，这也导致这场审判持续了2年之久。
东京审判结束后，高文彬回到了国内，当时国民党要他一起去台湾，他拒绝了。解放后，高文彬在上海大厦外事处第四科工作，没想到后来有人说他“为国民党特务盗窃外交部机密情报”，高文彬被判了10年。1952年，开始了他的劳改生涯。当时，高文彬从日本带回来的东京审判的资料、相册等也都被没收丢了。对这些，高文彬感到心疼。
采访结束后，高文彬老人拿起他编写的《元照英美法词典》仍旧能找到当年的意气奋发的样子，读起英文单词铿锵有力，发音清楚。祝愿这位老人，身体健康，晚年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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