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潘际銮:这里为何人才辈出

24.03.2016  14:10

这里为何人才辈出

——对话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潘际銮院士

西南联大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一直被世人传颂,人才济济,名流如云。培养优秀人才的秘诀到底在哪里,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潘际銮院士。

   教授治校、学术自由、自主办学的优良传统

中国教师报:在遥远的边陲城市昆明,西南联大能成功培养一批优秀人才,您认为主要的秘诀是什么?

潘际銮:我认为,西南联大成功的首要因素是:学校的大政方针是由教授会和教授常委会作决定的。这样的好处在于,大学能按照教育规律办学,不受过多的行政干扰。

当时,学校名师荟萃、学术自由,教师可以讲自己的观点,讲不同的学派。如政治课,教师既可以讲三民主义,又可以讲马列主义。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上不同教师的课,自由选择不同的学习方向。

而且,哪里有教师讲课,只要学生感兴趣,都可以去听。遇到座位不够的时候,学生就站在教室外面听。

中国教师报:您认为,西南联大的自主办学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潘际銮:学校的办学,主要由教授会、教授常委会和校长决定。举个例子,当时教育部给西南联大发了课程设置诸问题的训令(1940年6月10日),对大学应设课程与学生成绩考核办法都有详细规定,并要求各科课程必须呈给教育部请示核准。针对此事,西南联大经研究写了回呈,对教育部的做法提出以下观点:“教育部重视高等教育,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的一个科,同仁不敏,窃有未喻。

如果大学内部直至某一课程的兴废都要听从教育部的命令,必然会受到当局者进退的影响,朝令夕改,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这样怎么能让学生们坚守其心志呢?

以上例子说明,西南联大是根据教育规律和自己的经验自主办学,这是西南联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严格的教学要求与宽松的教育制度

中国教师报:作为西南联大的学生,您认为学生从这所学校毕业后能取得成绩,还有哪些制度因素有助于学生成长?

潘际銮:现在,有些人认为,学生需要严格管教;有些人认为,学生应该放任自流。其实,单纯地强调某一方面,对培养创新人才只会起到束缚、消极作用。以西南联大的经验,人才培养需要宽严结合。

西南联大当时教学要求很严格。学生参加考试,学期末学校会在张贴墙上公布每个学生的成绩,上边会记载课程科目、学号、分数等内容。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数学、物理不及格的学生每年有1/3。但是当时考试题目很灵活,考学生掌握知识的真正能力和水平,所以没有能在西南联大“”毕业的学生。

中国教师报:这种制度给您带来了什么影响?

潘际銮:我没想到的是,在西南联大第一年,就接受了一个最大的教训。我在中学时一直是物理尖子,大学会考时又是云南省状元,没料到的是,到西南联大以后,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竟然不及格。不是我学习不努力,而是考试时不仅要考教师讲过的知识,还要考核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这也直接促成我后来更加努力地学习。

当时的学习注重循序渐进的方式。我所学的是工科,如果数学、物理不及格,就不能学电工、力学等课程。电工、力学课程没学,就不能学后边的机械设计课。西南联大实行的是学分制,明确规定每个系要修多少学分,必修、选修各为哪些课程,要按这个要求去做。在我的印象中,每学期最低要修16个学分,最高不超过32个学分。修满学分才能毕业,没修满的不能毕业。万一不及格,可以重修;并且不限于一次重修,今年不及格,再修一年,再不及格,可再修一年。我们同学中5年毕业的非常多,6年、7年毕业的也有。

尽管学生的学习非常紧张,但也有弹性,比较灵活。除了学分制之外,学校允许转系,只要系主任批准就可以。因此,有些同学转两三次系不足为怪,最多的转过四次系。学校制度有紧有松,中途遇到学习困难或者生活困难,可以选择休学,出去赚钱打零工。所以,在西南联大招了8000名学生的情况下,毕业时只剩3800多人。还有4000人去了哪里?有八九百人参军了,有一部分人参加革命了,有的中途直接工作了,还有一部分人觉得学不下来,主动放弃了。人才培养实现了自动淘汰,学校没有费任何力气,这样既符合人才培养的规律,也让人心服口服。在那个年代,你文科不行,可以学理科;理科不行,可以学文科,给每个人发挥特长的空间。

中国教师报:您觉得这种人才培养的规律对现在的教育有哪些启示?

潘际銮:现在,学生似乎不入清华北大、没考上博士就不是人才。这其实是一种误导,也是一种错误观念,导致的结果是有特色的人才并不显见。

我们的高考制度在改,但我觉得改的步子还可以更大一些。独木桥、千篇一律的选人方式肯定是不行的。我记得1977年恢复高考时,邓小平同志主持的座谈会我参加了。因为当时工农兵学员多,生源参差不齐。我在教学实践中发现,给他们讲课时许多人听不懂。所以,我建议应恢复高考。但是发展到现在,让人感觉高考成了“独木桥”,这样不仅不利于人才培养,而且会埋没人才。

大师涵养与茶馆文化的熏陶

中国教师报:大学者,贵在有大师。谈起西南联大,大师的艰苦卓绝和诲人不倦的精神绵延至今。您能回忆一下当时的大师风采吗?

潘际銮:记得我在上大学三年级时,孟广喆老师教我们。一上课,他就会命一道题,要学生在10分钟内做完,然后判分,主要是为了考核我们对学过的内容掌握了没有。学生们对他很害怕,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孟老二”。因为还有一个更严的老师,叫刘仙洲,学生们称之为“刘老大”。

我们学工科的学生,计算尺要拉得非常快。但计算尺是不定位的,小数点要靠自己定位。如果你把1860写成了186.0,只能得零分;如果把186写成了185,可能只得一半的分数。教师对我们的训练非常严,确实对我现在的治学有很大帮助。我现在88岁了,依然还天天到办公室工作,指导博士生学习。

还有两位教师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机械工程学家李辑祥教授,从美国密歇根大学毕业,全英文授课,每一句讲得十分清楚。讲课时,说到第几章第几节的具体内容,只要学生记完笔记,一学期下来整理完就可以出本书。李辑祥思维清晰,逻辑性强,上课基本没有什么废话。还有一位讲热工学的教师庄前鼎教授,讲课时全部说英语,但是带有很浓的江苏口音,我们无法完全听懂,只好自己课后找外文书看。那个年代,不少教师是从美国哈佛、耶鲁、麻省理工等学府留学回来的,水平很高,我们受益许多。

中国教师报:听说当时有许多学生一听有大师的课,都慕名而来。那是一种怎样的场景?

潘际銮:当时教室里的椅子都是扶手椅,一般能容纳30来把,有些课选的人太多,教室里满满当当全是学生,还有些想听的,只能站到教室外旁听了。只要有学生选课,教师就开课。所以,有时会形成鲜明的对比:有的教室根本坐不下,有的系一门课只有一个人选,但教师也开课,这很正常。

中国教师报:当时的教师很厉害,学生们学习又是一种什么状态?

潘际銮:除了教师上课讲到的内容,学生必须有很强的自学能力。以我所在的学科为例。当时除了需要弄懂物理课上所学的内容之外,还得把美国物理、中国物理教材共十几本一起拿过来学,分析研究各种教材中不同的观点和内容,归纳总结,把这个领域搞得融会贯通。学生仅听教师讲还不够,还要加强研究、总结、自学,这就养成了认真的治学精神。

学生们在学习中还专门营造了一种“茶馆文化”。云南老百姓根据市场需求,在学校附近的铺子开茶馆,摆上四方桌子。大的房间可以摆4-5张桌子,小的可以摆2张桌子。一杯茶也就几分钱,学生上完课后,就跑到茶馆去看书。久而久之,茶馆成了西南联大的“图书馆”。学生进去后,安静地学习,互不干扰,晚上茶馆老板会点着很亮的汽油灯供学生读书,学生基本都会学到晚上十一二点。

所以,西南联大优秀人才辈出,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而是综合因素包括学风、制度、大师和学生等在起作用。作为校友会的会长,我经常听有些校友说:要不要重新组建一个西南联大,比如,从清华、北大、南开再挑选一批高水平的教师,到昆明再去办新西南联大。但我觉得,即使是这样,培养优秀人才的目标未必能达到,因为时代背景不一样。但是,我认为,西南联大的办学理念、精神和制度是非常值得学习与传承的,应该大力宣传。(记者 吴绍芬)